“把酒凄然北望”考论
“把酒凄然北望”的含义具有多极性，有可能是“北望”子由，也有可能是“北望”帝君，也有可能是二者的合一。苏轼恋弟与恋君的情结彼此难以分出孰重孰轻。从血缘关系看，弟亲于君；从政治上看，君重于弟。苏轼具有浓重的儒家入世思想，因此更看重君臣的遇合。缘此可知，“北望”的最大宾语值当是帝君。
一
“把酒凄然北望”一句出自苏轼《西江月》词，全词录下，以供观览：
世事一场大梦，人身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
此词主旨与创作年代及创作地点颇多异说，最具特征的表现为，不同版本给作品加上了不同副标题。由于理解与判断的不同，有的版本加上“黄州中秋”的副标题，有的则加上了“中秋和子由”的副标题，有的则什么也没有加。“黄州中秋”明显将创作地点判定为黄州，时间则显然为贬黄期间。“中秋和子由”则将创作时间判定为绍圣四年（1097年）八月十五日作于儋州。有关此词的异说，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已大致列出，录下以供参考。《古今词话》以为东坡在黄州怀君之作。《苕溪渔隐丛话》以为“《词话》所云则非也”，引《聚兰集》作“寄子由”，并云：“疑是在钱塘作，时子由为睢阳幕客。”今人王松林也以为“倅杭州时所作”。王松林著，《东坡乐府笺补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定为庚申（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十五日作于黄州。朱祖谋、龙榆生、曹树铭、孙民、薛瑞生俱从王案，唯对“把酒凄然北望”之“北望”，孙谓“指望朝廷而非望子由”（出处见上阕编年），薛谓“盖设想子由望公耳，时子由贬筠州酒税，筠州与黄州正好南北相望耳”。林冠群在其《苏轼〈西江月〉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一文中林冠群著，《东坡词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8页。，根据本词所作表现出来的消沉情绪及所涉及的地理位置，提出应该是绍圣四年（1097年）中秋在儋耳所作。林云：“绍圣四年七月二日苏东坡到达儋耳贬所，一个多月之后就是中秋节，这正是东坡情绪烦恼百端的时期，与这首词所表达的心情相吻合。”“从地理位置上看，‘把酒凄然北望’，唯有此时最为恰当。因为当时东坡居海南，子由居雷州，正是一南一北，隔海相望”。孔凡礼《苏轼年谱》同林说，并谓“词云‘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为居儋情景。《诗集》卷四一《和陶怨诗示庞邓》“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可参。上面的异说主要集中在创作年代上，同时也牵涉“把酒凄然北望”的意义理解，这之中也关乎“北望”的宾语是谁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根本问题。显然，仅仅以子由与苏轼的位置判断“北望”的宾语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这种判断好像是说，子由不在苏轼的北面，苏轼就不能“把酒凄然北望”，但只要是“北望”，就只能望子由。故乡四川在海南岛的北面，就不能“望”吗？“中秋怀子由”是后人加上的。要说位置，北宋都城开封在杭州、黄州、海南岛的北面，所以词不论作于何处，“北望”都能找到确切的宾语。如果按所写风物及词人心绪判断，认为作于儋耳，则是开明判断。让人感到牵强的地方是，持此说者将“位置”也当成了判断的必要条件。岂不知，在苏轼的心中，弟弟与帝君是两个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影像。因此“北望”是“望朝廷而非望子由”。
二
上述问题的复杂来源于苏轼的复杂性。苏轼儒道释三家皆通，但其安身立命的依然是儒家。儒家视君为君父，将忠君与爱国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苏轼早年立下“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少抱有为之志”（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引苏轼语），制科成功后，“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谢制科启》，见《文集》卷四十六），“幼岁勤劳，实学圣人之大道”（《英州谢上表》，见《文集》卷二十四），即是决心事君的表现。“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宋史·苏轼传》）。苏轼在实际生活中，始终奉行“大臣以道事君”（《乐全先生文集叙》，见《文集》卷十），将之视为至高无上的大臣人格张惠民，张进著，《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对持此道的张方平及范镇等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完整地体现了苏轼心中树立起来的道德准则，在苏轼《和陶咏三良》诗中，对晏平仲“事君不以私”的人格奖之以“贤哉”。这都与上述所持的准则完全相同。“谋道从来不计身”（《陆龙图诜挽词》，见《诗集》卷六），“平生觉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见《诗集》卷四十一），是“以道事君”人格的自我表白。苏轼在受到皇帝嘉奖具有“爱君之心”后，他深感“震惶”，是得到认同的内心愉悦表现（《谢制科启》第二，见《文集》四十六）。“报国之心，死而后已”(《杭州召还乞郡状》，见《文集》卷三十三），是苏轼向皇帝表达的肺腑之言，“报国”与爱君是事实上的同义语。从反面看，“乌台诗案”纠弹苏轼的主要依据是论其有“不臣”“欺君”，也就是有不爱君之倾向。神宗所云“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点破的也是“爱君”问题。神宗爱苏轼，苏轼哪里敢有视帝君为仇雠的一丝想法？张方平为苏轼知己，了解苏轼的内心，在其《论苏内翰》中云苏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志”。有爱君之意才谈得上有报君恩之志。苏轼知恩图报，在其创作中多有表述，如“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谓朋友”（《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见《诗集》卷四），“我亦旗鼓严中军，国恩未报敢不勤”（《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见《诗集》卷三十七），“报国无成空白首，退耕何处有名田”（《秋兴三首》第二，见《诗集》卷四十七），苏轼在遭受百端政治迫害之后思想深处仍然“报国心犹在”（《望湖亭》，见《诗集》三十八），这里说的“报国”即“报君恩”。有时苏轼对君恩未报总有内心亏欠之感，因而尽管有阻力，但报君恩之志丝毫不减，并将之溢于言表，“世事饱谙思缩手，主恩未报耻归田”（《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见《诗集》卷二十三），“平生多艰非天意，此去残年报主恩”（《次韵王郁林》，见《诗集》卷四十四），“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寄题梅宣义园亭》，见《诗集》卷三十二）。苏轼随着阅历的加深，君恩未报的不安表现得越发突出，“蒙恩放还阳羡”（1085年）时就有这种心迹，“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满庭芳》）。贬英州时，“恩深报蔑”“恩重丘山”（《英州谢上表》，见《文集》卷二十四）图报的情结丝毫没有淡化。移廉州时苏轼已六十五岁，即将进入生命的最后旅程，获命时，“拜望阙庭，喜溢颜面”，对于帝君之恩，仍有“报期碎首，言岂渝心”的“承恩”心态（《移廉州谢上表》，见《文集》卷二十四）。无须再论，苏轼对帝君的深忠挚爱是始终如一的，没有因仕途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北望”所涉指帝君的概率理应是很高的。
三
苏轼在贬海南期间，内心也有痛苦。《移廉州谢上表》有说：“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食无并日，衣无御冬。凄凉百端，颠踬无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岂谓优容，许承恩而近徙。”是谁拯救了绝望中的苏轼呢？在同表中苏轼认为是帝君给了他重生的机会，这实是超过了父母的“鞠育”之恩。苏轼如上内心痛苦表述的关键字眼是“凄凉百端，颠踬无状。恍若醉梦，已无意于生还”。这与“世事一场大梦”“把酒凄然北望”是同样的内心表白。同理，能够减除痛苦的人，只能是给苏轼重生机会的帝君，而不是其他人。“北归”“北还”指回朝廷，可见释惠洪《冷斋夜话》与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云，“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逝矣。后七年北归”，“元符三年（1100年），大赦北还”。对比可知，“北望”当是向北望朝廷，而非其他。“万里生还，适有天幸”（《提举玉局观谢表》，见《文集》卷二十四）看似表达欢快，实则隐含着无比深痛的海南贬谪之苦。“并鬼门而东鹜，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俯伏流涕，不知所云”（《到昌化军谢表》，见《文集》卷二十四），其中反映的痛苦之情，已到预感生离死别的程度。“今困天涯，何限旧情相恼”（《踏青游》）分明道出在海南的困顿之感。“搔首凄凉十年事”（《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见《诗集》卷四十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久存于心的酸楚。“七年来往我何堪”（《过岭二首》第二，见《诗集》卷四十五）说出了包括海南在内的复杂生活感受，其中不无痛苦难言之隐。“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见《诗集》卷四十五）的发问绝非无病呻吟，而是隐含着内心深痛的沉重思考。“寂寞东坡一病翁”（《纵笔三首》其一，见《诗集》卷四十二），以外形的枯病写内心的辛酸。“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入寺》，见《诗集》卷四十一），带有明显的贬谪心态。在痛苦面前，苏轼并非一味地直呼，有时以对“中原”的描写与提及代替心中的期盼，因为中原是他曾经施展“致君尧舜”才华的理想之处，是皇恩养育自己的地方，是帝君的象征。“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见《诗集》卷四十五）将“归路”与“中原”相提并论。“凄凉望乡国”（《用前韵再和许朝奉》，见《诗集》卷四十五）中的“乡国”是中原的同义语。“回首天涯一惆怅，却蹬梅岭望枫宸”出自《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枫宸”“泛指帝王的殿庭，也用作咏帝王之典”范之麟主编，《全宋词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096页。，在惆怅中“望枫宸”与“凄凉望乡国”以及对“中原”的渴望没有丝毫差别。“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二首》第二，见《诗集》卷四十三）中，“中原”的遥远与第一首所云“倦客愁闻归路遥”意同，表达了苏轼对事君前程的渺茫感受。“登高望中原”（《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见《诗集》卷四十一），说明“中原”是苏轼在海南不可不望的目标。“中原北望无归日”（《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见《诗集》卷四十），道出了事君不成的失望心情。北望中原的意义是明确的，不存在歧义，这在苏轼贬岭南期间的诗词中有着特别的内涵。
苏轼的痛苦不仅仅是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引出的体肤之痛，更重要的是他心中受儒家思想熏陶而形成的仁民爱物的理想无法实现，给他内心带来了剧痛。在君权神授的时代，像苏轼这样曾经“荣兼两职，宠于六卿”（《笏记二首》第一，见《文集》卷二十四）与“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谢兼侍读表二首》第一，见《文集》卷二十四）的人来说，长期贬居于蛮荒，就等于失去了启动物体的杠杆，还能谈什么“致君尧舜”，所以“凄然北望”的根本不会是仅仅在于党祸带来的贬谪之苦与兄弟之间的共同命运酿成的内心痛楚，而应该是对人类大爱失去施报机会的痛惜。这一切对于苏轼来说，希望的唯一寄托者只有帝君。
四
“世事一场大梦”的思想在苏轼的脑子里早就出现。黄州期间他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与《赤壁赋》，将如上思想诠释得透彻淋漓。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黄州之贬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迫害对于苏轼毕竟还是第一次，思想单纯且为人善良的苏轼还没有过早的思想准备。在此期间，还没有“几度秋凉”的惊弓之鸟般的敏感。而岭南之贬进而再贬儋州，这对苏轼已成灭顶之灾，他感觉到了其中灾难的深重，故在此期间多次发出难以生还的感叹。《与王敏仲书》十六首作于贬海南初，道出了苏轼心中的如上悲感：“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嬴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见《文集》卷五十六）“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和陶还旧居·梦归惠州白鹤山居作》）的悲情与上书无异。“虽未麒麟阁，已逃鹦鹉洲”，“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次韵阳行先》，见《诗集》卷四十五）与“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金山画像》吴鹭山，夏承焘，萧眉合编，《苏轼诗选注》，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71页。）一样明显带有劫后余生的大悲。“我老安能为，万劫付一喘”，“区区我所寄，蹙缩蚕在茧”（《乞数珠赠南禅湜老》，见同上）表达的人世沧桑之感显然也是不乐观的。苏轼晚年的内在心绪里惠州与儋州的悲苦情结远在黄州之上，这在他自题小像诗中将自己平生功业的三分之二归于此处的七年坎坷已表达无余。年齿的增长使苏轼预感到了人生难再的必然，加之“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与侄孙元老四首》第一，见《文集》卷六十）的年迈体衰感觉，无不使苏轼生出万念俱灰的感受，这与黄州时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迈心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还有一个常识需要在此一提，那就是北宋流放或贬谪大臣一般多在南方的两广、两湖等地区，其中的原因不需要解释。在逐臣心中多怀有北归、北望、北思情结，这恰好是宋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思想的体现。逐臣一旦北归，必然在内心生出“荣恩”之感。李纲贬于剑南州沙县，奉诏还朝时，自言“今蒙恩北归”（见《望江南》之三小序），在《望江南》词中，还将诏回朝廷径言为“北归”。苏轼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初到海南时，没有被诏回的确切时间，《与杨济甫书》中就言“北归未有期”（见《文集》卷五十九）。“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训示使苏轼在儋耳贬所理所当然地要北望帝君。当“除书欲放逐臣回时”，苏轼的感觉是“快意雄风海上来”，心中的激动不言而喻。当想到“残年饱饭东坡老”时，苏轼又顿时生出万念俱灰的悲情，“凄然”又成不用强辩的内心必然。苏轼又是一个十分恋君的大臣，儒家的君臣遇合思想成了他血脉中的主流，因此“北望”又是永远不可没有的经典动作。合如上数重论述，可知“把酒凄然北望”的最大宾语值当是帝君，而不是子由。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考论
“来日苦无多”至少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苏轼断言人生已近五十，距离仙逝的时日没有多久了，有叹人生短暂的凄苦意味。另一种则认为苏轼对前程充满了自信，百年强半之后，迎来的将是一片坦途，未来苦日子不会再多。苏轼认为事物可以互相转化，否极泰来，“谁到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道出了物极必反的真理。苏轼有感于神宗“不忍终弃”的厚重恩遇，所以在量移汝州后，内心里充满了自信，但在给友人杨绘的词中又不便直说，于是引用了韩愈的诗句含蓄道出，致使成了后人难以确解的名句。透过苏轼此期间的大量创作，加以彼时大环境等多方面的剖析，可以证实后一种意义的可信。“读释氏书，深悟实相”的思想境界对断言“来日苦无多”也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应该加以仔细斟酌。
一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一句出自苏轼《满庭芳》词，兹录全词如下，以便观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