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公旧序云：“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对“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的歧解古已有之。最早可见宋人胡仔所记，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记载了一段文字，读来耐人寻味，《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在定武，作《松醪赋》，有云：‘遂从此而入海，渺飞天之云涛。’盖自定谪惠州，自惠而迁昌化，人以为谶语。”苕溪渔隐曰：“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数，其容前逃，乌得以谶言之，何不达理如此，乃庸俗之论也。如东坡自黄移汝，别雪堂邻里，有词云：‘百年强半少，来日苦无多。’盖用退之诗‘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之语。然东坡自此脱谪籍，登禁从，累帅方面，晚虽南迁，亦几二十年乃薨，则‘来日苦无多’之语，何为不成谶也。”读胡仔如上短文，我们可以看出，胡仔的可爱之处是，反对将文学作品中的某一句话当谶语看待。在断定“遂从此而入海，渺飞天之云涛”不为谶语的同时，连带出了不能将“来日苦无多”当做谶语看的结论。胡仔如上所论又向我们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看来，“来日苦无多”无疑是未来的时日已所剩无几，具有感叹人生短暂的凄苦意味，这可从“然东坡自此脱谪籍，登禁从，累帅方面，晚虽南迁，亦几二十年乃薨”的话语中看得十分清楚。清人毛先舒于《填词名解》中记载了一段故事，也透露出了时人将“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视为谶语的事实：“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载，唐寅诣九仙祈梦，梦人示以‘中吕’二字，莫能解。后访问同邑阁老王鏊，见其壁揭东坡《满庭芳》词，下有‘中吕’字，果应词中‘百年强半’之语。案此则《满庭芳》盖中吕调也。”“百年强半”句的核心部分是后半句“来日苦无多”，前半句不存可争议之处，即使后半句中的蕴意也不用强解，读者只要联系苏轼对人生道路判断思想加以考察，便可明白其中奥义。苏轼《满庭芳》词的影响极大，其中的“百年强半”句甚至被一些人看成预测生死的谶语，且从宋代到清代一路不绝，误读与否姑且不论，但作为名句的力量却为世人所公认。
郑文焯读出了苏轼《满庭芳》词中“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的韵外之致，把握住了词句的真骨，在其《手批东坡乐府》中，别出心裁地于词句的出现之处批下“使君抱负不凡”之语，道出了苏轼对人生走向正确判断的辩证思想。只有看到“未来的苦难不会再多”，对人生前景持乐观态度，才能表现出不凡的抱负。毫无疑问，郑文焯没有人云亦云，为我们正确理解词句的真实含义提供了指示的航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苏轼对人生走向的辩证判断思想是一贯的，特别是在身处逆旅之时，能够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应对难以意想的打击。这种辩证思想是支持苏轼在困境面前挺立于世的精神支柱，成了后人认识苏轼式精神家园的亮点。黄州之贬于苏轼之打击无异于灭顶，但苏轼没有就此消沉不堪。究其原因，根本之处在于辩证思想起着主导作用。在苏轼看来，变化才是常态。人生逆旅不过如同沙湖道中的烟雨，待归去之后，一切都会回归到正常状态。这种人生态度在苏轼《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一词中有着相同的表述：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此词作年没有争议，时值1082年三月，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所作先后仅差数日，表达的思想情绪也没有差异。此时是苏轼贬往黄州的第四个年头。黄州之贬本来就是党争的产物，因此苏轼对前程有着合理的估算，对当下的贬谪处境始终以乐观态度处之。在地倾东南的大地上，造化有意，设计出了向西流淌的溪水，说明变化在自然界是永恒的。山河大地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地人在道的面前是没有差异的。苏轼对神宗的忠厚与期望，神宗对苏轼的厚爱与赏识，双方都是明白的，世人也是知晓的。因此坦言苏轼寄希望于神宗皇帝并不有辱苏轼名节。有神宗做苏轼的靠山，被贬的苏轼当然会理直气壮。作于1083年的《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其中“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两句被人们看做苏轼灵魂的活化石。冯应榴读出了个中的实质，作案语云：“盖公之在黄，犹致尧（韩偓）之厄于崔昌遐而在湖南然。时相虽力挤之，而神宗独为保全，亦犹致尧之见知于昭宗。‘先返玉梅魂’，盖以神宗之必不忍绝弃也。而语意浑然，恰是收足复出东门之意。此老诗诚非浅人所能读也。”（《苏文忠公诗合注》）后人于是将“东风”释指为神宗。因为有神宗对苏轼的赏爱，且“意欲复用”，苏轼“虽在远，亦俱闻之”，所以将“暗香先返玉梅魂”理解成“自己在罢斥后能再回朝”缪钺，霍松林，周振甫等撰写，《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413页。就不可视为附会，而是有其确切的判断依据。苏轼对自己的前程作此判定，不是纯粹出于对神宗的依赖，也含有辩证思想因素在内。“非浅人所能读”的提示道出了苏轼诗中内涵深刻的特征，具有警示意义。苏轼在《定风波·红梅》词中也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人生走向的判断。多数人认为，此词与《红梅》三首诗创作时间错前错后，当为元丰五年（1082年），且为隐括诗而作。词中以“尚余孤瘦雪霜姿”语力赞红梅品质，其根本是以梅品显示人品，具有“自我写照意味”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648页。。“自我写照”不仅仅指作者高洁本性依然未损，还包括有希望复出于朝廷的硬性判断，表现了对人生坎坷必有回转的信念。这是我们读苏轼此词必须“领取”（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重要之处。苏轼能够在诗与词中表达别无二致的主题，足见其中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别黄州》作于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此时改官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为留别此地作。诗中感慨有万千，但能够道出作者对人生道路变化感触的句子莫过于“犹向君王得敝帏”与“投老江湖终不失”两句。改官汝州团练副使只是对苏轼重新任用的一个信息，是“示不终弃”的前兆，苏轼依据事与理的必然，就生出了朝廷不可能抛弃自己的预感。“得敝帏”“终不失”以极为婉转的口吻说出了内心的自信，有长期盼望最终必有结果的自足感，蕴意深永。苏轼在黄州谪居期间没有完全消沉，仍然密切关注朝廷政局变化，发定边讨贼之谋，还以“穷不忘道”的超人精神和毅力“专治经书”，表达学术思想，通过著书立说力挽科举不习古注的学风颓势，极力酝酿精气神，蓄养生命，待时观风，而这些不是出于无根幻想。
苏轼晚年南荒之贬对其打击更大，由于年龄的老大，非体魄强健者实在难以生还，迫害者的用心正在于此。苏轼仍然没有屈服，顽强地度过了七年的艰苦贬谪生活。与其说苏轼命有“定数”，倒不如说坚定的人生信念保佑了他。在苏轼内心里，“雌霓”必然有“云端下”之时，“快意雄风”从海上到来的日子也在预料之中。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也促成了苏轼老年思想深处“报国心犹在”（《望湖亭》）的刚强意志，面对蔡京等政敌的无情迫害，苏轼以“无问亦无答，去凶两如何”（《和陶拟古》）的态度待之（蔡京等遣吕升卿及〔董〕必使岭外，谋尽杀元祐党一事，后罢废未行，可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崷崪雄姿，经挫折而不稍损抑”（汪师韩《苏诗选评·儋耳》卷六），真正到达了“以道事君独立不惧”的境界，可以看出苏轼的人生辩证态度。
三
我们还要看苏轼仕途的变化轨迹。苏轼作为欧阳修主持嘉祐贡举以来最受广泛好评的事实状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天才，其文学成就在南北两宋实无其比，但其人生道路却历尽坎坷，这对皇帝的金口玉牙也是一个讽刺。因为仁宗在苏轼兄弟得中进士后，曾心满气足地说过“又为子孙录取了两位宰相”的话。但在日后的为政生涯中，苏轼不仅没有做到宰相，反倒因为政见与时相不同，差点儿成了死囚。至于无端的随意被贬，简直是苏轼从政道路上的随茶便饭。苏轼一路走来的大起大落，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与时政局势变化紧紧扣在一起。进士及第之初，没有受到过挫折，一路青云直上，直至官于朝堂，可谓春风得意。苏轼最早遇到的重大政治事件莫过于王安石变法。变法使苏轼从京城走入地方，长期不能回到朝廷任职，且险些成为刀下鬼，这对一个善良的文人学士来说，付出的代价确实是高了一些。面对苏轼所遇的人生险情，连出手极为狠毒的政敌都难以自圆其说，最后只能以贬谪黄州草率了事。苏轼从一个曾经参与朝廷重大决策的重臣，转变成劫后余生的流放犯人，直接原因是由王安石变法引出的政见党争。宋神宗的离世，标志着新法的暂时消歇，政治局势出现了有利于苏轼的迹象。苏轼从此开始了他官运最为亨通的元祐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苏轼是有预期的。在神宗去世之前，苏轼就从王巩那里了解到神宗对自己的态度。“此非苏轼不可”（王巩《闻见近录》）的神宗皇帝大言，无疑为苏轼日后复出起到了预示的作用，也为苏轼吃了定心丸。苏轼没有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调整心态，主动与新旧两党人物接近，以期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命。神宗去世、高后听政、司马光走上相位，成了苏轼大起的支点，因为一个新的政治局势将要出现。神宗虽然没有来得及直接拔用苏轼就溘然离世，撒手人寰，但其对苏轼的爱惜态度，作为元祐更化时期的重要人物高太后是十分清楚的，神宗生前说过的一些有关想重新启用苏轼的话于高太后也是记忆犹新的，这可以从苏轼重新入朝后高太后给苏轼的说辞中得以证实。苏轼从此结束了数年之久的流放生涯，步步走向京城，一跃而成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连朝堂重臣都难以企及的高官、近臣。苏轼黄州之贬后期与赴汝州的每一个脚步，包括主动与新党中的重要人物接触，缓和因久存于心中的成见造成的复杂矛盾，都具有必然性。这与苏轼的节操并不矛盾。苏轼的这些动作是出于自愿，而非被迫。这一切，在离开黄州之前，于苏轼都是有过充分估量的。正在“去黄移汝”之时，逢好友杨元素托人前来看望自己，对前景充满希望的苏轼，为何不将真实情况告诉对方？出于真心与谨慎，苏轼把话说得十分含蓄，以至于后人对此生出了诸多歧义。从情理上判断，曙光将要出现的时候，人们只能向好的方面预期，这正是苏轼要道出“未来的苦日子不会太多”的真实所在。在大好时光面前，发“苦于未来的日子不长”之叹，实在是于情于理都难以说通。
政治局势的变幻，带给苏轼人生的又一次转折是哲宗亲政后的“绍述”。这一次打击的狠恶程度远非黄州之贬所能比拟。政敌意在将苏轼彻底置于死地，但只能用更拙劣的伎俩，将苏轼推向充满蛮烟瘴气的南荒之地，以期老天替恶人出气。苏轼以旺盛的生命力渡过了道道难关，终于又一次等到了局势的新变。随之苏轼的流放生活也结束了，新的生活又开始了。苏轼如上人生道路的变化无疑为我们诠释了彼时政治局势是影响类似于苏轼这样的“政治人物”前程的必然原因，成为我们立论的又一有力证据。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赘述。
四
苏轼与韩愈的人生道路很近似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因为“来日苦无多”由韩愈诗中化用而来。苏轼对韩愈十分崇拜，读其作品甚勤，对作品中的细部十分了解，故创作时引用成句可至顺手拈来的程度。苏轼与韩愈才气相仿，人生经历近似，脾性亦有共同之处，致使苏轼对韩愈既有敬畏感，又有认同感。米元章挽诗称苏轼为“道如韩子频离世”（《东坡挽诗五首》之三），也看准了二人的本同之处。苏轼将欧阳修称为宋代之韩愈，其意无疑既高看了韩愈，也将乃师推至极高位置。“来日苦无多”一句出自韩愈《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诗。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时值潮州之贬刚过，改任袁州刺史，旋即为穆宗召回朝廷，年岁五十三。韩愈贬潮州时间不长，由于认罪态度极好，甚至有请罪乞怜处，将《潮州刺史谢上表》写得极哀戚。唐宪宗有感于韩愈谢表的忠诚，但终因某人进恶言而得量移一郡处理，于是有了“乃授袁州刺史”之举。几个月过后，唐穆宗召韩愈为朝散大夫、囯子祭酒。这对韩愈来说已经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了，韩愈对此无论如何都心存感激之情。苏轼量移汝州经历、情景与韩愈量移袁州有极为相似之处。韩愈诗作的具体地点在盆城，盆城是韩愈自袁州诏拜囯子祭酒时行次之地。诗是寄给往日同事李程的。按照正常推理，重遇好事——除官赴阙时给同仁写诗寄信，一定要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为了厘清韩愈的真实感受，不妨录全诗如下：
盆城去鄂渚，风便一日快。不枉故人书，无因帆江水。故人辞礼闱，旌节镇江圻。而我窜逐者，龙钟初得归。别来已三岁，望望长迢递。咫尺不相闻，平生那可计。我齿落且尽，君鬓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譬如亲骨肉，宁免相可不。我昔实愚蠢，不能降色辞。子犯亦有言，臣犹自知之。公其务贳过，我亦请改事。桑榆尚可收，愿寄相思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