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延巳的学识与文采连他的政敌都连连称好。作为一个文人，多愁善感是其本有天性。感物才能成情，有情方可形诸笔咏。冯延巳处于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又是多次入座宰相位置的人，在风风雨雨的数十年人生中，遇到的大事小事、如意事不如意事不可能不在他的心里引起反应。特别是与李璟的别样关系，使他在处理一切问题时，必须以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应对难以预料的挑战。对于南唐及冯延巳本人遇到的如此重大变故，作为一个过来人，又是一个文思十分敏捷的文人，不可能对此没有丝毫反应，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最能理解冯延巳的人当数冯煦。他认为冯延巳词全方位展示了冯的身世，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这些观点在其《阳春集序》中表达得十分清楚：“……翁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词，若显若隐，揆之六义，比兴为多。若《三台令》《归国遥》《蝶恋花》诸作，其旨隐，其词微，类劳人思妇羁臣屏子郁依怆恍之所为。翁何致而然耶？周师南侵，国势岌岌，中主既昧本图，汶暗不自强。强邻又鹰膦而鹗睨之，而务高拱，溺浮采，芒乎芴乎，不知其将及也。翁负其才略，不能有所匡救，危苦烦乱之中，郁不自达者，一于词发之。其忧生念乱，意内而言外，迹之唐五季之交，韩致尧之于诗，翁之于词，其义一也。世亶以靡曼目之，诬巳。善乎刘融斋先生曰：‘流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飘扬于风雨者。’知翁载！知翁哉！”“晚唐五季，如沸如羹，天宇崩析。彝教麦秀，周移所伤；美人香草，楚累所托。其词则乱，其志则苦，义兼盍各，毋老刻舟。”冯煦是冯延巳嫡传后人，人们在看如上评语时难免要生出冯煦有故意呵护宗亲的嫌疑。夏承焘先生就得出过如此结论：“予尝细读阳春集及南唐书，以为冯煦阿其宗人，且以读唐诗者读唐词，比正中于韩偓，固近过誉。”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冯正中年谱》后记一，《夏承焘集》本，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冯煦所云为有据而发，不应妄加否定。有“阿其宗人”意味，但更多的结论是出于知人论世，符合文学评价准则。现代人黄拔荆认为南唐词的哀婉感伤基调源于特殊的历史环境黄拔荆著,《中国词史》（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同样是知人论世的精神体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合。夏承焘站在远离历史的高度，持有客观评判的理性态度，意在准确地把握。岂不知，态度与结论往往因为第三种因素的干扰，不可能完全合拍。冯延巳的诗流传下来的极少，恐怕不完全是外在原因。文学史上能此不能彼的现象常见。李煜、晏殊、晏几道均是有影响的词人，存诗的数量都是人所共知的。这样了解冯延巳的心迹只能从其词入手，反过来说，其词是反映作者心迹唯一载体的命题也可以成立。
上述命题的确立，为下文的可以展开奠定了重要前提。李煜入宋后，词以血书，表现词人内心的无比痛苦，有些词中用语坦荡如白话，词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无独有偶，王国维将冯延巳与李煜同看，于《人间词话》中明确说：“予于词，五代词喜李后主、冯正中。”王国维喜欢李后主词，主要是那些降宋后的作品。因为此时的词作能够真实地抒发感情，变往日为人做嫁衣的伶公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具有深刻反映现实的意味，表现出接受到新生活刺激后阔大的创作眼界，将深沉的人生感受透彻地表现出来。“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照此说来，李煜后期的词一定是有境界的。很明显，王国维高评李煜词在于看到了词反映生活质点的转变。冯延巳的生活轨迹与李煜有相似之处，只是前者没有在异姓国君面前度过屈辱岁月而已，不等于他没有遇到过人生屈辱。人们习惯上将冯延巳的人生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冯延巳以元宗故旧缘分登上台辅，“其时江介晏安，朋僚宴集，辄为乐府新词，倚丝竹而歌之，精丽飘逸，传诵一时”（俞陛云《五代词选释》）。此期间冯延巳没有受到人生的巨大创痛，词作中的情调与之相适应，所作以娱宾遣兴，甚至“以清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性情”（陈世脩《阳春集序》）。冯延巳的人生后期与南唐国势一致，即以后周向南唐发起猛烈进攻为界。此期间“周师压境，国步日艰”，其词的创作在情调上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表现出了与李煜亡国入宋后的词创作具有相似之处。俞陛云先生将此期间的创作概括为：“所作若《三台令》《归国遥》《蝶恋花》诸调，旨隐而词微，其忧危之念，藉词以发之。”其中所云《蝶恋花》即《鹊踏枝》，内中理所当然包含着“谁道闲情抛弃久”一词。王国维喜欢冯延巳词，正是俞陛云所云及的那部分词，否则“堂庑特大”之誉就成了无据之论。王国维喜欢冯延巳词还表现在创作上，其《人间词话》中，《蝶恋花》调最多，亦最佳，是学冯延巳晚年《鹊踏枝》的无声体现（蔡嵩云《柯亭词论》）。王国维的思想表述是一致的，他之所以不喜欢花间、美成、梦窗、玉田，出论的依据与喜欢冯延巳词是完全相同的。
五
冯延巳对李璟的忠诚是人所共知之事。“夫谥者，上之所赠，非下之所造”（李贤注《后汉书·朱穆传》引《袁山松书》）。冯延巳谥号“忠肃”，依“上之所赠”惯例，能够知晓李璟内心中对他的评价。“忠肃”美谥的获得与冯延巳一生中对李璟的忠心耿耿密切相关。从上述冯延巳几起几落的人生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李璟如何对待这位故旧臣下，冯延巳仍然能够保持进退自如的品质。有时在大局面前能够替国主承担不堪承受的压力，特别是在周师咄咄逼人之时，受到了来自外敌、内部党争与国主李璟的多重挤压，最后以贬臣的身份彻底退出相位。随着年龄的增大，在世人的眼里，冯延巳的内心一定是充满了对周围世界的无比怨恨，从此定会以万事不关心的态度俯仰人世。然而世人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冯延巳罢相后，仍以太子太傅身居高位。而与冯延巳同时的大臣有些甚至被贬死。“其晚誉不随宋、陈俱坠，殆有故也”。问题的实质正在这里，根本之处在于李璟是将冯延巳当做忠臣看待的。冯延巳作为李璟的忠臣，除死心塌地为主上竭心尽力做事外，自表忠诚也是应该想到的事。自表忠诚可以用散文的形式表达，也可以用词的形式表达。冯延巳的散文现在无法找到，不等于冯延巳不会写散文。这就是我们要考证“谁道闲情抛掷久”词句的实质所在。冯延巳对李璟的忠诚，可以从《钓矶立谈》中得到一些证实：“太祖讨李重进于扬州，南唐遣冯延巳受命。太祖召对，谓延巳曰：‘凡举事不欲再籍，我遂欲朝服济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巳对曰：‘重进奸雄闻于一时，尚且一战就擒，易如拉朽。蕞尔小国，诚不足仰烦神虑。但江南士庶，眷恋主恩，各有必死之志……”“江南士庶，眷恋主恩，各有必死之志”是极有分量的话。表面上看，冯延巳在说“江南士庶”的忠耿，实际上将自己对主恩的眷恋也完全包括在内了。夏承焘先生认为冯延巳于彼时已去世，使宋事当是冯延鲁。其实谁使宋并不重要，我们看重的是，“江南士庶”之中一定包括冯延巳在内，虽然冯延巳本人于宋太宗建隆元年（960年）五月已经不在人世了。
冯延巳与李璟是君臣关系，也是词友关系。史书上曾记载过两人在一起戏谈对方词作佳句。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一记元宗乐府词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有关这一对君臣戏谈如上词作的佳话，后人多有提及，此处不再一一重列，有的人甚至认为冯延巳此词有讽谏意味（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有人认为“殆有束带弹冠之庆及效忠尽瘁之思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诸如此类，已构成系列评价规模。上述事实说明，冯延巳与李璟于词创作上的往来是常见之事。这样就不能排除冯延巳有以写词的方式向李璟表白内心的可能。清代学者以及后来的学人多认为冯延巳的词有寄托，正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因此他们对诸多冯延巳词解读时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不应随便加以否定。
确立如上前提后，我们可以推知，视《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一词具有别样寄托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命题。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恋女主题与恋君主题常常在互相转化。如果一个作家仅仅表现恋女主题，将会受到无数人的指责，这是不用寻找论据的常理。冯延巳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词人，对这种文学判断语境不可能不知晓。冯延巳在彼时受到的弹劾为数不少，多为政敌借政治事件的成败进行人格攻击，而对其词创作却少见攻击之语。这是否能够说明彼时人们能够看出冯延巳词具有别样品格呢？推理是可以得出结论的，无须多费口舌强辩。
从字面上看，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表现的是恋情主题。“闲情”是没有大事所做时生出的对女性思恋之情。“谁道闲情抛掷久”分明在为自己辩护，意为我的闲情依然存在，特别是每当春天到来之时，心中的恋女之思依然如同往日，没有丝毫衰减，不服老的情态，历历在人眼前。唐圭璋先生看出了词句的真实意义，故云“惟以问语起，更表出内心之沉痛”，“此种起法，是从千回百折之中，喷薄而出，故包含悔恨、愤激、哀伤种种情感”（《词学论丛·论词之作法》）。冯煦认为《蝶恋花》（《鹊踏枝》）及一些词作于周师压境之后，就在此时，冯延巳在相位上反复被戏弄，以至于彻底走下。冯延巳毕竟尽心了，不能匡救危局，是大势所趋。对李璟的忠诚，冯延巳是一贯的，这在上述已经说明。为了表达一片恋君忠心，冯延巳采用抒写恋女心犹存的表现方法，含蓄地道出恋君情结，李璟作为他的上级与词友，无论如何都是能够看懂的。
据上述所论，可以断定此词当是冯延巳彻底罢相后的晚年所作，表达出了对李璟国主一片赤诚的忠诚情结，与他其余具有寄托精神的作品保持着表达上的高度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