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创作年代之争议自然就会引出主题之争议。主题之争集中表现为言情与寄托两种不同的看法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概括袁行霈先生已有精当表述引证袁行霈撰，《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此处不再重复。大致可知，丧偶之后作说将《闲情赋》视为悼亡之作，其主题是言情。也有持青年之作说将其主题定为抒写爱情者，唐满先于《陶渊明诗文选注》如是说：“这篇《闲情赋》是抒写爱情的，大概是作者青年时代的作品。”袁行霈的相同观点此处不重提。主张彭泽致仕后与晋宋易代之晚年说者多坚持寄托主题，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中有精当概括，不必重复。从总体倾向看，持寄托主题的人占多数。言情主题与寄托主题是否为两种水火不容的东西，二者能否互相转化？显然，在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中，二者是不能互容的。袁行霈撰，《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5页。尊大师与尊真理并不矛盾。言情与寄托在古人的创作中也不矛盾，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互容，即在言情的同时体现寄托。这个道理对研究古代文学的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完全没有必要争议，否则连外行都要笑话。话说到此，笔者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了。陶渊明难道就不能将两种主题融为一体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传，作于晋义熙十一年（415年），为陶渊明的晚年之作，较为完整地概括了他自己的性情。其中提到了他作文的一贯风格爱好，即“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据袁行霈先生考证，《闲情赋》作年早于《五柳先生传》，这就有可能将《闲情赋》也划归自娱，还能“颇示己志”的文章之类。万一袁行霈的推论有误，二者的创作年代存在倒转现象,“自娱”与“颇示己志”的脱节特征也不一定非要体现在《闲情赋》中不可。所以《闲情赋》理应是“自娱”与“颇示己志”的有机合一。这个大前提被确认后，将表达爱情与寄托意志加以合理转化就成了无法推倒的逻辑论证。“以追求爱情的失败表达政治理想的幻灭”正是按照逻辑推理得出的合理结论，不应视为无据。
对作品核心思想的认同出现见仁见智的现象很正常。身处政治失落环境中的冯延巳，在罢相之后对《闲情赋》的解读不应该只是看到“自娱”的一面；同理，在抒写“闲情”时，其“寄托”意义的存在也就成了不用解释的自然之理。下面对冯延巳晚年的处境给以大致勾画，以此来证实他词中的“闲情”与陶渊明赋中“闲情”的必然联系。
三
冯延巳先得意后失落。得意时，受李璟器重，仕南唐至同平章事。在位期间，“数据柄任，揣元宗（李璟）不能察其奸，遂谓己之才略，经营天下有余，而人主躬亲庶务，大臣备位，安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十六）。还“与弟延鲁、魏岑、陈觉，窃弄威福”（江文蔚《对仗弹冯延巳魏岑文》原注），结成死党，排斥正人如常梦锡、严续等人，于小朝廷中口碑极坏，连同其弟冯延鲁及同党陈觉、魏岑、查文徽为人蔑称为“五鬼”。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宰相的位置上数度出现，可以想见他的春风得意姿态。冯延巳失落时，致命的伤痛当为957年被再度罢相。此一罢，彻底标志着冯延巳政治生命的结束，三年后便与世长辞。不过冯延巳最后罢相的主要原因不能服人，这极易引起冯延巳本人内心不平之感。另外，“冯延巳之为人，亦有可喜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如倾悬河，暴而听之，不觉膝席屡前，使人忘寝与食”（史虚白《钓矶立谈》）。这种学人风度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也极易将自己内心的委屈采取创作的方法巧妙地表达出来。冯延巳又处在国势聚变的环境中，作为中主李璟的重要臣僚，冯延巳在伴随他那“天性儒懦，素昧威武”（《江南野史》二）之主浮沉度日时，已是年进不惑之年的大半老头了。因为李璟未能严格按照李“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陆游《南唐书·列祖纪》）的遗言办事，招致了连年不断的兵祸，致使南唐小朝廷日渐萎靡。冯延巳几乎完整地看见了南唐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全部过程。发生在此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来：944年十二月——中主即位的第二年，攻打建州王延政，大败于盖竹。946年八月攻打福州，战事延续到次年三月，遇吴越人护驾对方，以诸军皆溃的惨重失败告终。951年十月，暗地援助后周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造反，次年正月为后周人打败，周人派使前来朝廷责问事情原委，责备有加，从此与后周人结下了深怨，后周人从此开始了对南唐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军事行动。在强敌压境即将到来之时，李璟仍然不知全力守城，还于952年二月复贡举之时，以高祖入关诗为题考试贡士，显示自己的“窥觎中土心”。于是同年四月发动了攻打南汉于桂州的战争，其结果当然是不会如其所欲的。955年十一月，后周下诏数南唐罪，次年正月，周世宗亲征南唐，连陷数州。南唐不得已派人使周，请求“削去帝号，奉表请为外臣”，还不为允许，经多番求情，周军方退，一时之危才得减除。周世宗于959年又发动两次亲征，占有了南唐大片土地。在敌人的威逼面前，李璟于958年将年号改为中兴。周世宗的野心随着南唐的退缩越发膨胀起来，于同年一月“次扬州，至迎銮镇，耀兵江口”。咄咄逼人的气势终于彻底打击了南唐往日不自量力的嚣张，李璟只得“遣陈觉奉表贡方物，请传位太子弘冀，以国为附庸”。周世宗还“采唐报回纥可汗故事，答帝玺书，称皇帝致书敬问江南国主”，要求李璟“遣使上表称唐国主，尽献江北郡县之未陷者”。周世宗在收到大量贿赂后才作出只须罢兵之请的要求，对李璟传位太子的请求依然未许，可以想到周世宗的苛刻到了何种程度。同年五月，周世宗下令削去李璟帝号，自称国主，“凡帝者仪制皆从贬损”。更有甚者的是，因为信祖郭威名璟，责令李璟改璟为景，以为避讳而使然。这一系列有损人格与国格的强迫令，李璟只有担当而没有丝毫的反抗，同此一起受害的还有大量的臣下，其中就包括冯延巳在内。在大事面前，李璟手下大臣还结党营私，形成党局，互相倾轧，冯延巳既是党魁，同时又是受党祸之害的重要人物之一。
冯延巳伴随着李璟一路走来，其人生并不适意，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他人生起伏的大致轨迹。以李璟即皇帝位说起，冯延巳可以称得上得意一时（时年四十一岁），马令《南唐书》本传云：“元宗即位，延巳喜形于色。”因为此时冯延巳由元帅府掌书记拜为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迁户部侍郎，且与其弟延鲁交结魏岑、陈觉、查文徽，多树朋党，侵损时政，是权倾一时的实力派人物。四十四岁又以中书侍郎与宋齐丘、李建勋同拜平章事。这几年冯延巳为官节节上升，是他人生中最为顺畅适意的时期。在以后的日月中，冯延巳的好梦似乎被一系列重大事件打断，好景难再。四十五岁时因南唐伐福州兵败，冯延巳为了保全冯延鲁与陈觉，上表自咎，加上御史中丞江文蔚、知制诰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上书弹劾，罢相为太子少傅。这是冯延巳在小朝廷任高官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重击，这一击是新旧账一起算来的综合拼对，并非仅仅因为福州兵败一事。被罢相后，冯延巳曾流转于地方任上，持续达五年之久。李璟出于旧情难忘，于952年再次任冯延巳（此时五十岁）为相。这次任相与徐景运、孙晟同拜，三人互相不服。冯延巳凭借与李璟的故旧之情，加上多番口舌经营，再次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至于“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程度。由于冯延巳从政无才，导致“事益不治”的混乱局面的出现。李璟在听其言、观其行后，终于做出明察善断之举，削夺了他的权力，使朝廷政事恢复了原有秩序。冯延巳是有预感的，面对所遇到的一切，只好在适当的时候为自己寻找可下的台阶。恰巧在本年十一月南唐用兵不当，“尽失湖湘地”，冯延巳以此自劾，罢相为左仆射。由于冯延巳知恩善补过，承担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责——拓境乃李璟本意，感动了李璟，所以这次罢相后，“元宗待之如初”，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惩处。这样在四个月后复相就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直到957年（时年五十五岁）因后周军队南侵，尽失江北之地，罢去相位。之后不久，于第二年三月复相位，且承担了犒赏后周入侵者的重任，面见了周世宗。犒赏周师本来就是一件十分难以把握的事情，面对敌方提出的去帝号、贬损仪制等种种苛刻要求，李璟与其他大臣也无法直面应对。这一次冯延巳遇到的任务，其艰巨性是空前绝后的。全节而归将会永远彪炳于史册，事实证明这种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冯延巳只好担当一切罪名，以“贬损仪制”罢相。冯延巳随着南唐国号的削去彻底走下了宰相宝座，这一次在宰相位上仅仅立了两个月的时间。冯延巳以宰相之尊未能匡救风雨飘摇中的南唐，似乎是悲哀，但在死后得到了“忠肃”的美谥，这又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从其谥号中能够反映出其人对南唐的一片忠诚之心。冯延巳毕竟努力了。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