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准确理解“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意义，需要对王沂孙《眉妩·新月》词中寄托的全部意义加以合乎历史与逻辑的诠释。全词赋写新月的外形与运行动作，附之以月亮神话与拜月人的身影，加上词人面对新月所发深含家国不全的哀苦议论，成千古名作。“新痕悬柳”言新月渐渐从东方攀上柳树梢头，远看仿佛悬挂在树上，这里有形——新痕的描摹，也有行——悬的刻画。“淡彩穿花”先写新月因受太阳余晖的反射放出的淡而见彩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流动，“淡彩”穿过了鲜花丛。“依约破初暝”将新月拟人化，在说新月出来划破了夜幕暝色是按照以往的常规行事，赋予新月行动以人的灵性。“依约”为依照约定的缩写。新月依约破初暝，显然有言外意。新月至少有两种指向。其一指刚成新半壁的南宋版图，取东南沿海的条形状与新月弯半环状外形神理相似之所。其二指杨太妃，因为在宋词中，“直接以月亮喻女性”许兴宝著，《文化视域中的宋词意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的文本例证很多。杨太妃作为刚刚由淑妃册封为皇太妃的女性，其文弱的质性与“犹自称奴”杨太妃率领流亡政府流离东南沿海时,诸多朝政基本失去了应有规矩。杨太妃垂帘听政，与群臣说话时,“犹自称奴”。见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4292页。的谦卑心态，也与新月有神理上的相同。“依约破初暝”写新月从夜幕形成的暝色中升起，犹如破土而出的嫩芽，其真实意指为，按照事先设定拥立勤王的规矩，立赵昰或赵昺为帝，打开了恭帝为元人掳掠北上造成的“暝色”局面，拉开了沿海抗战的序幕。“便有团圆意”的双关语意为，在新月必然要趋于团圆的背后，说出了新的流亡政府有光复半壁江山良好愿望的真实。“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写香径里宋人拜新月的情景，也在暗说宋人对杨太妃辅佐的流亡政府以深深祝愿。“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以神话中的嫦娥比喻杨太妃。字面在说“素娥”还没有化妆完毕，圆月就已变成一钩新月，所以素娥的内心充满了对圆月的留恋，别有离恨之感。素娥所处如上情状与杨太妃彼时所处十分相似。杨太妃在德祐二年（1276年）还是淑妃的时候，就为范文虎领兵追赶逃亡于东南，离开了甚为留恋的宫廷，旋即又在众人的拥立之下，成了听政的太妃，在奔亡中，幼帝接连短命，真有大厦将倾之危。这明明是“未稳”的素娥第二，带着离恨奔走于群山之巅与苦海之滨的内心凄悲显然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杨太妃的举动是值得褒奖的，这与新月可爱的银钩外形一样可爱。“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充满了对被咏写者的满腔颂美之情，二是表现出对新月——杨太妃身处凄冷之境的感同与同情。“宝帘挂秋冷”与“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将两种复杂情感对接在一起，表现得极为沉重。下阕以议论为主，句句没有离开新月，而且将词人心中对流亡政府的最后结局作出了准确的预料判断。“千古盈亏休问”是对新月出现的自然之理的确认，盈亏是必然的，就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样，“休问”是肯定。月亮的盈亏又象征着国家版图的圆与缺。王沂孙在这里表现出了哲人的敏锐，史家的博大，将历史与逻辑合而为一，判断事物发展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具有不可批判的理性精明。月亮的圆缺是不用提问的必然，新月的出现当是大地山河运行中的常见现象。南宋半壁的出现是历史的重现，与月亮的盈亏在天理上密合无垠，所以不必追问其中的原因。月亮神话中有玉斧可以修月之说，此处以否定的口吻说“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显然是对月亮神话的有意改写。补月者不是别人，此处紧承上文，指杨太妃辅佐的流亡政府。言下之意为，在没有贤能之臣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徒劳，国家不可恢复，就像金镜难补一样自然。然而在忽必烈眼中，流亡政府又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所以委派张弘范带着精兵良将去攻打。“难补”显然不是“不能补”。王沂孙对当下现实的判断是有根据的，这在上面已作了充分论述。王沂孙对国家的失势充满了无限痛惜之情。“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是最好的说明。“太液池”应有两个所指。第一是确指，为实实在在的皇帝宫廷，“犹在”表白的是，大宋的皇帝宫廷作为一种“物”，仍然屹立在富丽堂皇的杭州城内。第二是泛指，代指广阔的祖国大地山河。这些意义通过宋太祖召当直学士卢多逊赋咏月诗典故加以表现，典雅含蓄，耐人寻味。作为“太液池”所指之物，与宋太祖执政之时没有任何区别，但笼罩在上空的气氛却由往日的欢快变为现在的“凄凉”，往日歌颂升平的学士也早已失去踪影。“何人重赋清景”的发问，有盼望有人能在将来再像卢多逊一样陪帝王重新歌颂太平盛世之意，也有往日繁华难再的惆怅。从此句中可看出，此番感慨当发于恭帝与全太后被掳掠北上之后，而不是南宋流亡政府于厓山完全覆没之后。“故山”是故国之意，指杭州失守后的国土。全句意为这片土地上的夜很长，终有一天能够等到新月变成圆月，端端正正地照在窗户的前面，但还要看到“试待他”含有的暗示意味，说明等待只是尝试。这样就使全句带上了否定意味。假如真有一天看到新月变成圆月，那也不过是高在云端之外的桂花影像，言外之意是，那一天的到来，将是完整的大地山河归姓他人的时候——蒙元统一天下。结句与“难补金镜”的寓意是一致的，道出了词人对国家形势判断的基本看法。
五
杨太妃辅佐幼帝转战于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抗战，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深怀故国情结的宋人不可能对此一点也不知晓。试想，当初北宋灭亡后，南宋人进行抗战，都曾出现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及“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回真有六军来”（范成大《州桥》）的局面。诸多作家创作了很多作品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现象。情形不同的是，南宋作家有自己生存的地盘，敢于理直气壮地倾吐内心的爱国热情，关注时事的倾向很鲜明，读来不用费解。王沂孙所处时代已与往日完全不同，写词直接表达思想的后果谁都知道是什么。关心时事是作家的天职，有故国之思的作家更是如此。诚如南宋六陵被盗掘后，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掩埋散落于四处的帝王遗骨，并植上冬青树以做标志一样，以创作的方式关注此一段特殊历史事件，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沂孙写《眉妩·新月》的线索，与杨太妃辅佐幼帝进行抗战的事实有迹可求，这在事理上应该承认“新月”中包含意义的可信。
王沂孙的其他咏物词也有影射时事的倾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沈祥龙《论词随笔》）。这里道出了咏物之作的最一般规律，诚为知津者言。王沂孙生活在血雨腥风的杀伐年代，耳闻与目睹皆受到激荡，因此创作出深含情性之作就显得势在必然了。王沂孙的行踪虽然难考，但大致可断定在杨太妃辅佐流亡政府转战东南沿海期间，多流寓于杭越之间。此期间的行踪之所以难考，与其人的行踪隐秘不无关系，创作的主题隐秘也就成为必然。在王沂孙“粒粒皆含精彩”（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的作品中，后人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可以对应的实在事实，使一些咏物词的咏写事实原型得以落实。收在《乐府补题》中的几首咏物词被多人认为与南宋六陵被盗有关。《水龙吟·落叶》“数语有慨厓山之事”（吴则虞《花外集笺注》），《水龙吟·牡丹》写“帝业共春光俱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水龙吟·白莲》“皆暗寓赵昺之南去”（《学斋占毕》），《齐天乐·蝉》“绿槐千树西窗悄”隐指“孟后陵得一髻”事（周密《癸辛杂识》），《齐天乐·蝉》“一襟余恨宫魂断”“当指清惠改装女冠”（陈廷焯《大雅集》卷四），《庆宫春·水仙花》为王清惠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扫花游·绿阴》“刺朋党日繁”（周济《宋四家词选》），等等，不可全赘。
在王沂孙四十多首咏物词中，隐含了诸多事实，很难一一坐实。能够找到某些确切所指，对释读其词有重要启示意义，研究《眉妩·新月》中“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的目的正在这里。
王沂孙的如上判断在宋末词坛不是孤例，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的第一片表达了幼帝漂流海边、前途难料的思想，与之相互呼应，可视为姊妹篇，有心的读者肯定会一望即明，此不赘述。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考论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在咏燕的背后，寄托着史达祖未能为韩侂胄提供足够信息，导致其对周围形势及前线敌情等判断失误，造成不堪设想后果的悔恨。史达祖作为韩侂胄堂吏，一度“拟帖撰旨”，“权炙缙绅”，是真正的决策人物。史达祖由于力主抗金受到韩侂胄赏识，被召为堂吏后，必然要以感恩的心态尽职尽责。难以料想的是，在复杂形势面前，史达祖缺乏驾驭政局的能力，当然不能为主子提供准确信息。彻底失败后，史达祖不可能不对过去进行反思。史达祖尊重事实，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韩侂胄一意孤行，出于私心北伐，落得失败后被杀的结果，与自己不能高屋建瓴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便忘了、天涯芳信”有一定关系。史达祖为韩侂胄效力，也得到了丰厚回报。失败后，史达祖没有反唇相讥，表现出为人正直的一面。所以离开具体环境，不从知人论世出发，一味批评史达祖“人品”云云，当也不足取。
一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一句为史达祖《双双燕·咏燕》名作中的名句，兹录如下，以便观览：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写上词的词人史达祖与韩侂胄召为堂吏的史达祖是否为一个人？自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指出“（史邦卿《梅溪词》一卷）汴人史达祖邦卿撰，张约斋为作序。不详何人”以来，便引出对如上问题的争议。陈振孙是湖州安吉人，安吉境内有梅溪地名。史达祖号梅溪，有人因此考证认为，此号源于史达祖定居于安吉梅溪所致王步高著，《史达祖“梅溪”之号来历考》，见王水照等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7－626页。。陈振孙生年不详，卒年在1261年左右邱树森主编，《中国史学家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41页。。史达祖为韩侂胄堂吏，韩侂胄被杀后，史达祖被流放，说明两人有过一段起落相同的历史。有书标史达祖生卒年为约1163—约1220年，是有根据的。朱德才主编，《增订注释〈全宋词〉》第三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据此可以知道，陈振孙小于史达祖，且为同乡。陈振孙虽然生年不知，但其人年寿不可能太短，且极有可能赶上过在世的史达祖。史达祖是安吉名人，陈振孙应该知道同乡史达祖才对，但在其目录学著作中竟然提出“不详何人”之说，是有意为史达祖曾为韩侂胄堂吏为人耻笑讳言吗？也许是“爱其词因而欲护其过”吧！“不详何人”意味着词人史达祖与韩侂胄所召堂吏史达祖为同名同姓之人，著《梅溪词》之词人史达祖的底细难以考释。这个悬案引出了多人对词人史达祖与韩侂胄堂吏史达祖是否为两个人的推证。有人认为词人史达祖就是韩侂胄堂吏史达祖，有人则持相反意见。王鹏运认为词人史达祖与韩侂胄堂吏不是一个人。这个结论从陈振孙为词人史达祖讳言作韩侂胄堂吏的表述中得出。其《梅溪词跋》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如此云：“韩侂胄为平章，专依省吏史达祖。韩败，黥焉。”并进一步推断云：“或遂谓邦卿即侂胄吏，并引词中‘陪节北行’‘一钱不值’等语实之。按陈（振孙）氏去侂胄未远，邦卿果未其省吏，何必曲为之讳，狎云不详。即以词论，如《满江红》之‘好领青衫’，《齐天乐》之‘郎潜白发’，皆非胥吏所能假托。且约斋为手刃侂胄之人（此处为明显判断错误——作者加注），何至与吏唱酬，复作序倾倒如此。”王鹏运后来看到周密《浩然斋雅谈》中有关词人史达祖就是韩侂胄堂吏史达祖记载以后，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并特别说明要“亟著之以正前跋之谬”。词人史达祖生平事迹不见史书记载，使人难以识定身份。冯煦根据史达祖《满江红》词中所云“怜牛后，怀鸡肋”及“一钱不值贫相逼”等语句判断，认为词人史达祖就是韩侂胄堂吏史达祖：“则韩氏省吏之说，或不诬与。”冯煦著，《蒿庵论词》，《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88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过充分考证后认为，词人史达祖确实是韩侂胄堂吏史达祖，并进一步说明，张为史达祖《梅溪词》作序之本为词人之词初编本，后来还有更为完整的《梅溪词》本存世。王士禛《史邦卿词跋》同样得出“考其人乃韩侂胄堂吏”结论。刘永济先生认为两个史达祖实为一人，所持观点十分坚决：“后人有谓堂吏被黥面乃一与邦卿同姓名之人，此或者之言，实无根据，故今不从之。”刘永济，俞平伯选注，《唐宋词名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如此等等，不再赘列。上述是我们寻求放心的重要依据。有了这个依据，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大胆地将考论进行下去，从而寻找出“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与韩侂胄的联系，否则，将会出现前提错误。
很多人为史达祖《双双燕·咏燕》作注释时，不太重视“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的含义，只就表面意义稍作诠释。如唐圭璋等人《唐宋词选注》即云：“这句是说燕子忘了给思妇带回征夫的讯息。”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527页。又有人说，这一句写燕子“傍晚归来，双栖双息，其乐无穷。可是，这一高兴啊，‘便忘了、天涯芳信’。在双燕归来前，以为天涯游子曾托它俩给家人捎一封书信回来，它们全给忘记了”。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814页。上述两例说明，诠释者将史达祖词完全当做不包含任何言外寄托之意的单纯咏物词看待了。这样做，无疑将史达祖的咏燕词看得低了一个档次。根据史达祖的生平与特定时期的创作倾向，可以断定《双双燕·咏燕》与韩侂胄有关，言外之意在于不能将史达祖此词纯粹看做没有任何寄托意味的咏物词。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