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问题是，王沂孙对杨太妃于沿海一带辅佐帝昰、帝昺以图恢复的事情是否知悉。这个问题之所以还要提出，是因为王沂孙的卒年还存在很大争议。大致可见如下几说。有生卒不详说，有生年不详，卒年约在1289年说，有1230-1289年说，有1240-1310年说，有1232-1306年说，有1251-1291年说，有1231-1291年说，有1248-1291年说等。上述诸说看似均有充足论据，但仍然“有待确定，方可论定”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虽然如此，仍有对我们说明问题具有启发作用，即在诸说中，一致认为王沂孙的卒年在帝昺蹈海之后。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最为放心的依据，作为一个生逢宋末乱世且颇有遗民志节的人，对晚宋幼主不断更换的情况是十分关注的。宋末几个幼主更换的大致线索是：1274年度宗驾崩，赵显即帝位，年仅四岁。本来应该由赵昰即位（因赵昰年长于赵显），但由于贾似道作奸，致使赵昰作为哥哥反倒未能如愿。即使赵昰即位也不能改变幼主执政、谢太后听政事实的历史肇始，因赵昰长其弟不过几岁。1276年赵显皇帝及全太后等大批宋室人马为元人掳掠北上，南宋成了事实上的名存实亡之邦。在这种情况下，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府拥戴赵昰即皇帝位，杨太妃便成了谢太后第二，履行听政之职。1278年，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在名为硇洲的海岛上去世，陆秀夫等人拥戴赵昺即帝位，年仅八岁，杨太妃仍然听政。一直到1279年二月初二傍晚帝昺与杨太妃蹈海而死，南宋的历史彻底画上了句号。上述事实说明，从1274年到1279年，是宋王朝最后苟延残喘的一段悲哀史，也是赵匡胤之母最为担心的“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时期。对于这一段极为悲壮的特殊历史，作为过来人没有谁不对此存有深刻记忆。杨太妃能在极为危苦的环境中，与幼主同呼吸共命运，转战于南部沿海，“忍死间关”，其良苦用心实是感动了上苍。杨太妃虽然辅佐幼主未能使宋室光复，但其坚韧不拔的毅力确实足以警顽力懦，为后世范。时人对于杨太妃的这种所为，当然是知之甚熟的。王沂孙是一个关心时政的人，在1278年宋帝陵被扬琏真伽盗掘后，于1279年与周密、李彭老、张炎、仇远、唐珏等十四人结词社，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诸题，隐指六陵被发事夏承焘著，《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6-347页。。在他分咏的词题中，处处表现出伤痛哀感情调，多人认为是词人“黍离麦秀”情怀的体现。其余诸多咏物词中均表现出相同风格，这绝不是偶然，而是词心外摄的反映。1279年正是杨太妃在厓山极为艰苦的战斗时期，此时的流亡政府已危在旦夕，而恰是在这样的生死危急关头，王沂孙诸人还在已被元人占领的杭州低声短气地咏叹被盗掘违弃的宋代帝王尸骨。这是故国情结的真实写照，而不是因两浙大都督范文虎管理杭州事务给汉族人带来了心理上的稍微缓释。时人之所以故国情结在心中久久不去，是因为在杭州失守后，如果通力合作，光复的希望是存在的。这从真州安抚使苗再成与文天祥的对话中可以得知。苗再成如是说：“先约定淮西军队直取建康，对方必然全力抵御我西方军队。我们再指挥淮东各位将领，用通州、泰州的军队进攻湾头，用高邮、宝应、淮安的军队进攻扬子桥，用扬州的军队进攻瓜步，我们再用水军直捣镇江，所有军队同一天大举进攻。湾头、扬子桥沿江元军很弱，而且百姓盼望我军到来，一攻就能拿下，然后从三面合击瓜步，我水军再从江中的一面逼进，纵有高明之人，也难出解围之谋。瓜步既被攻拔，就用淮东军队进入京口，淮西军队进入金陵，截击其归路，元军的大帅就可以不劳而获了。”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4273页。作为恭帝的右丞相，身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文天祥，听了苗再成的如上慷慨陈词后，理所当然地给予了由衷的肯定，随即写信给李庭芝（赵昰登基后的右丞相），派遣使者四出约定出师日期。与此同时，陈宜中与张世杰等人在福州府拥戴益王赵昰登上帝位，文天祥经过辗转后抵达福安府（福州改名后的称呼）拜见了新主朝的幼帝，因为与拥立恭帝的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的陈宜中意见不合，辞去右丞相职务，仍以枢密使、同都督的身份派遣部下到江淮一带招募豪杰之士。经过文天祥与大家共同苦心经营，梅州、兴化军、会昌、黄州、吉州、赣州、邵武军、广州等地曾一度被收复。端宗去世后，赵昺即位，杨太妃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依然在强敌面前力求打开新的局面，率领二十万人马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抵抗。文天祥的被抓，对瓦解厓山的抵抗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发作用，但是，杨太妃几人仍在做着最后的努力。“用君子则天下治，用小人则天下乱”（廉希宪语）是对宋代社会，特别是南宋后期用人状况的准确评估。这就是说，南宋后期国势衰微的根本是人为因素在起关键作用。对此，南宋人也有清醒认识。南宋人柳岳在奉朝廷之命前往元朝军队主帅巴延那里解释廉尚书被杀导致元军向南宋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就说，“凡是导致今天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都是奸臣贾似道不守信用误了国家”。“奸臣”即是小人。南宋宗室之臣鄂州教授赵某入元朝觐见元世祖时同样表达了与柳岳相同的看法：“宋败亡之故，悉由误用权奸。”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4282页。元世祖之所以被此人的言论所感激，立即授予他翰林待制之职，完全是出于对时局持相同观点的缘故。而新上任的宰相陈宜中又何尝不是小人，他在主持国政时，遇到很多危难时局，拿不出任何得力措施，只会对朝廷隐瞒事实真相，大肆排挤贤能之臣陆秀夫、文天祥等人，还向太皇太后提出奉表请求元朝封自己为小国，或乞求自称元朝的侄子缴纳钱币，如果不行就自称元朝的侄孙等主张。在抗元极为艰苦的时刻，不是与大家同心协力，反而是以逃跑了之。一系列国事的荒唐失序，才导致了文臣武将的离心离德。时人普遍认为，从小孩手中得天下，也因为小孩执政而失天下，这是天理不可更改。一个开明有为及年富力强的忽必烈皇帝与身处四伏危机中且“建空名于六服之上”的孤儿皇帝和太后寡母斗力，成败显而易见，这里所说也是成败在人不在天的道理。张弘范两次主张不杀文天祥，同样看到的是一个忠臣的高尚情操在国家成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国之兴亡，系乎天数，而亦关乎人才之盛衰”，“度宗以来，内无贤相，外无良将，虽有忠良之臣，反摒弃而不用，束手待毙”无名氏撰，《宋季三朝政要》，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73页。。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如上成败之理在宋人心目中可能会生出两种不同反应。一则血性男儿誓死保家卫国的斗志会受到鼓励；一则在人事失准的大势面前，一些具有爱国情结的弱势文人群体，以隐晦曲折的低音婉转表现出痛惜的心灰意冷情绪。王沂孙等人是为后者。作为亲身经历过这个血与火考验的大宋子民王沂孙，对如上极为简单的道理与走势明晰的国情是否明白，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如此，在特定环境中出“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的感叹就不可能是无的而发。
三
王沂孙的咏物词确有寄托。宋末诸多词人以词咏物成为创作潮流。由于词人个体有着特殊的感物体验，在选取意象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追求。“寒雪、冻云、冷池、凄凉、凋谢、岁晚、凄黯、废绿、空烟、斜阳、衰草、残笛、春怨、门荒、径悄、啼蛩、飞鸿、乱影、碎声……这种种词汇与意象，就构成了一片极度压抑、极度伤感的词情和词境”。“好写那些体态弱小、情调衰飒的事物，如落叶，如寒蝉，如孤雁，如凄蛩，如萤光，如残荷，等等，以及他们好用那种隐晦曲折的笔调”杨海明著，《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6页。。如上创作的特殊风貌，是由特殊的心态所决定。王沂孙的咏物词创作就是以“缘情赋物”的方式大力“反映自己经历”叶嘉莹著，《唐宋词十七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9页。的道理体现。再反过来看，判断也是成立的，即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咏物追求的品质就是寄托，沈祥龙将此表述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论词随笔》）赵尊岳认为：“咏物于寄托之外，当别有见其身分之处。寄托者，纳词题以外之事于篇章。身分者，以吾心中之标格寓之于所咏。所谓咏物之身分，实即作者自见身分之处。”（《填词丛话》卷三）这里说的“身分”与“性情”的意义基本相同，论述的根本之处还是“寄托”问题。寄托的意义不可能脱离现实而徒发空想，而是扎根于实实在在的事实当中。这是我国古代“感于哀怨，缘事而发”，“托物言事”创作传统的集中表现。王沂孙的咏物词又何尝不是如上国人创作精神的体现？张炎所云咏物词要达到“用事合题”张炎著,《词源》，见蔡嵩云笺释，《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0页。的程度，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咏物词的重视，其根本在于要求寄托的恰如其分。王沂孙的咏物词为后人广泛看好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此。陈廷焯高称其词为“词外有词”的好词，认为“旨有所归，语无泛设者”（《白雨斋词话》卷八）。还在《大雅集》卷四中说：“碧山咏物诸篇固是君国之感，时时寄托。”此说为吴梅《词学通论》原封不动地加以引证，见出其影响所在。张惠言认为：“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词选》）无须一一诠释，上述二人所云无疑是对王沂孙词情景交炼得言外意的高度看好，构成评价其词的主流话语。对于王沂孙的《眉妩·新月》词寄托意义，人们看到的内质当然不会例外。俞陛云更为细致地指出：“下阕故国之念甚深，‘云外山河’尚留‘旧影’，而新亭举目，朝市全非。纵有吴刚玉斧，焉能补破碎金瓯耶？”（《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这里等于说，“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的意思是“纵有吴刚玉斧，焉能补破碎金瓯”。合上下文语境看，俞陛云解释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即宋末的国势已经完全不可挽回。类似的诠释还有很多，此处不用一一列出。
很多人为谨慎起见，对王沂孙词中的寄托所指不敢作一一坐实。后人尤其如此，认为“若求之过深，则不免凿开浑沌，欲益反损”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39页。。没有完全相同创作背景影响之下的完全相同的作品。对词作的所有字句作对号入座式泥解不足取，但对确切地能够找出某一词作针对某一具体时间段的历史事件而发，当不应统统视为穿凿。
四
王沂孙的《眉妩·新月》无疑是咏新月的作品。这里的新月是指秋天月初头三四天的月牙。词人将所咏对象设定为新月，而没有看中圆月，一定是看到新月作为物象，具有涵化作者内在情思的品质。全宋词中咏写月亮的词形成了规模，这之中月亮的外形显示很是全面，有明月、残月、素月、皓月、新月、霜月、晓月、皎月、淡月、风月、碎月、圆月、缺月、雪月、凉月、宝月、初月、孤月、水月、隙月等多种。许兴宝著,《春江花月夜——宋词主体意象的文化诠解》，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王沂孙的《眉妩·新月》是宋词咏月全程中的一分子，有全宋词人审美观照的普遍心理。但王沂孙又是“这一个”，在遍参已有咏月词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选择新月作为咏写对象，隐含着自己的内心创作追求。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铁血年代，词人没有将昊天当空的明月或圆月当做审美中介加以大力刻写，因为在国人的心目中，圆月可蕴涵圆满的意义，有时还可与国势的强盛联系在一起。王沂孙身处的当下，国势与人事的局面，显然是不可与圆月象征的意义画等号。南宋本来就是半壁江山，但在近一百六十年的半壁习惯中度日，苟且可以用完璧的国家形象来自慰。从待全太后与恭帝为元人掳掠北上，到杨太妃辅佐帝昰流亡于东南沿海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为止，半壁的南宋形象在宋人心目中方才形成了全影。其影像与宋人心目中的新月可找到全方位的应合。新月有两个意义指向，一是新，二是缺而能圆。这两种指向与流亡的南宋政府构成了神理上的高度吻合。宋人希望在政府流亡中得以逐步恢复，并非向壁空想，赵构皇帝就是在逃亡中使宋室得以恢复的，这对南宋末期的人并不陌生。杨太妃辅佐幼帝转战于东南沿海一带，是“新”与“缺而能圆”的双壁联合。因为一则确实有了新的帝位继承者，使赵家宗庙里的香火重新生出馨烟；二则有赵构皇帝的前车之鉴，加上流亡政府的经营，依据固险的山川形势，总是可以保全一阵的。然而，王沂孙并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者，他内心里有很多不能放心之处。杨太妃率领的流亡政府与赵构率领的流亡政府面临的形势有着诸多不同。赵构可以据长江天险死守，具有极大的回旋空间，且有众多人马作为虎贲，金人的战斗力也不是天国神话里的魔，高强到了不可战胜的地步。而杨太妃辅佐的幼帝面对的是席卷了欧亚大陆之后步步逼进残山剩水的有为帝王继承人忽必烈。从福建到广州，流亡政府是节节败退，而不是步步为营。这种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谁都能够预料得到。王沂孙以新月作为咏写对象，寄寓的情感判断，正是以上述现实为基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