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派词人群体形成于辛弃疾成名之日。辛弃疾于“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后才逐步在词坛崭露头角”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这说明辛弃疾在词坛上出名还在此后一段时间，但也不可将之推得太晚。到孝宗中后期，辛弃疾不论词名，还是抗战思想，都为世人所知，且得到充分肯定，有统一基调的抗战词派或辛派词人群体也随之形成。此时秦桧去世已达二十多年。辛派词人中，除陆游亲自受过秦桧黜放之外，其他词人基本没有受到直接危害，所以秦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也在情理之中。随着历史的变迁，秦桧不再是抗战人士的问罪对象。在辛派词人的笔下，秦桧的奸臣形象没有变，但对秦桧的挞伐已不是秦桧为相当年给人们带来切身之痛的激烈，而是转变为对投降派之流主和导致爱国志士不能发挥作用的模糊批判。辛弃疾词中的批判对象不是具体的，凡是有碍于祖国统一大业的人都进入他的批判视野，批判朝廷的苟且偷安，则云：“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笔锋所指的是一类人物，不是个别。批判故意压抑英雄的社会恶习，则云：“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所言依然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批判群奸小人，则云：“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摸鱼儿》）善妒之群奸乃与“夷甫诸人”所指相同。辛派词人的中坚陆游与辛弃疾有着基本相同的心性气质，对国家的命运充满无比关切情怀，经常以创作抒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陆游表达爱国热忱，批判当权者的自私与无能不以词见长，但在其诗中能够体现出与辛弃疾相同的批判战斗精神，批判主和派视被占领国土于不顾，找出无可辩驳的事实，发出“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穹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醉歌》）的愤怒斥责。对投降派以大量银绢献交敌人给以无情批判：“中原昔丧乱，豺虎厌人肉。辇金输虏廷，耳目久悉熟。不知贪残性，博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目睹主和人物出于私心排斥抗战将领，贻误国事的罪恶更是愤怒至极：“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感事》）则是嘲笑当权者奉行妥协退让国策的拙劣。陆游还在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作《追感往事》诗，于其第五首中揭示了贻误国事，不能挽救危亡的实质并不在于秦桧一人主张卖国所至，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于举国上下爱国精神的遁却，其诗云：“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陆游经过多年思索，对国威难振根源有了清醒认识，看出了“善谋身”诸公的人生价值观成了社会上层普遍追求准则的危害，并非秦桧一人误国，无疑将批判矛头对准了类型群体，甚至不排除有对皇帝的微讽意味。
刘过作词效辛体而自成一家，是辛派词人中重要的一员，连歌颂韩侂胄都与辛弃疾达到酷似的程度（刘过词见《水龙吟》“庆流阅古无穷，相门又见生名世”与《清平乐》“新来塞北”）。其词《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对奸臣秦桧给予了无情挞伐，但没有言及秦桧奸谋误国。刘过《西吴曲·怀襄阳》词末云：“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空老尽英雄，肠断剑锋冷。”释者以为此句“指南宋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媚敌求和政策断送了中原”朱德才主编，《增订注释〈全宋词〉》第三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批判意味较为明显。但也不能过分拘泥，因为高宗、孝宗两次启用抗战人士张浚于建炎四年（1130年）发动了富平之战，隆兴元年（1163年）发动了符禹之战，两次出击都以宋军惨重失败告终，致使军备尽失，国土被占，元气大伤，宋廷只得以求和的方式获取边界的暂时安宁。面对张浚带来的不良后果，力主抗战的孝宗也大力推行过议和政策，丧失的中原国土不仅不能收复，反倒变本加厉，使金人再生得寸进尺之心。刘过也写过为张浚回护的诗（《挽张魏公》），但不等于刘过对张浚造成的影响完全无动于衷。由此可见，刘过批评的对象依然是误国的类型人物。陈亮词抒写“经济之怀”，与辛弃疾极为相似，但最能表现爱国情怀的当是他的政论散文，其中接连三次上皇帝书与《中兴五论》较为著名。《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数次提到秦桧误国，然对当下“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及对“今世之儒士”，“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以瓦解人心、有害于抗金事业的荒唐依然是批判的重点，使其注重实事、实功的唯物主义思想得以体现。刘仙伦在辛派词人中当属年龄较小者，其面临的社会现实有与前此诸人相同的一面，即国家依然在苟和的环境中残喘；也有不同方面，即北方异族逼人气势更为严厉，入侵步伐迈得更快，边备却没有丝毫改进，蜀中陷落，荆襄失守，合肥被占，两淮告急等边防要务成了人们共同谈论的常有话题。殿中侍御史李宗勉在蒙古人大举攻宋，侵入淮西后率领全体官员对理宗曾如此上言：“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绝，莫知存亡，诸司退保夔门，未必能守。襄汉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门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两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痛惜之情，溢于言表。理宗对当时形势也十分关注，一方面悔恨不该轻易挑起边防战端，同时也积极下罪己诏以激励上下斗志，其中特别提到要“以严守御之备”，以防患于不测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3928-3929页。。刘仙伦词开头便提到长安（实指汴京）、荆楚、淮堧、陪京（建康）、九塞、三关，这些地方都处于边防要塞，具有重要战略位置。其中“淮堧严扈”写宋金淮河边界戒备森严，很可能就是指理宗下令“严守御之备”后两淮的局部形势。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天下如此不振的祸根由史弥远为相胡作非为所致，这在前面已有引论。刘仙伦关注现实，诚如诸多辛派其他抗战词人一样，不可能抛开近距离误国人物不加挞伐，将已经作古的人物生硬地搅和在描写现实边防形势的词脉当中。必须明白的是，刘仙伦所处的理宗时代，仍然在追求中兴。中兴不成，史弥远当权的近三十年，固然难辞其咎，即使史弥远离世而去，在后人心目中凝结成的痛恨，也不可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追念”标明词人作此词时，误国奸臣已经远离人世，在江左守卫边防的英雄，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才能，直接由史弥远耽误。由耽误英雄导致无用武之地，是使中兴事业不能成就的同位语。从史弥远死后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以见前面所举例证），再合以当下边防形势看，刘仙伦此处“追念”有着确凿的历史根据。
刘仙伦以词论史，具有强烈追问“谁之过”的爱国意识。“奸臣误国”是旧日人们忠君爱国的主要表达话语，具有深远影响，刘仙伦无疑受到了习染。南宋人中兴大业不成，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其中存在的变数要靠整个民族去把握，不是几个人就能撑起将要倾倒的大厦。制度的腐朽使皇帝与宰相的关系成了彼此感恩的一对。史弥远出于自保性命的目的，不择手段，篡改先皇遗诏，拥立无能的理宗，是宋人选择制度的结果。理宗名不正，言不顺，当然要感恩史弥远，久之，史弥远便成了皇权的实际操控者。出于感恩，理宗有时又故意放纵，为其充当保护伞，形成昏君与奸臣再唱同台丑剧的历史局面，这样就必然要导致靖康之难的再一次出现。皇帝是彼时最有权力的人，如果不能有为，天下之咎应由自取，不能推在他人身上。史弥远操纵理宗是皇帝无能的表现。史弥远将欲辞职而被理宗挽留，完全是感恩与无能理政的结果。刘仙伦以奸臣误国发论，无疑带有替皇帝回护的意味，是时代话语的重铸，当不足取。
“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考论
“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是王沂孙对宋末形势的准确评估，其表述的核心是，虽然在杭州失守后，宋人仍在组织力量进行抵抗以期光复，但孤儿寡妇执政，加上健全朝纲的缺失，无法抵挡忽必烈的强大攻势。词人所指的重点有可能是宋末的系列事件，也极有可能是对杨太妃辅佐赵昰、赵昺在东南沿海与广东厓山进行抵抗前景的判断。缘此可知，此词的作年不可能晚于帝昺蹈海之后。
一
“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一句出自王沂孙《眉妩·新月》，现录全词如下，以供观览：
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
《眉妩》是王沂孙的代表作品，也是宋词中的经典之作，引起后人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王沂孙的生活轨迹难以确切描述，因而对此词的理解与判断生出众多纷纭之说。吴则虞《花外集》笺注认为：“此为王昭仪清惠而作，且以悲金瓯之缺也。”这个判断盖与《词林纪事》所引有关。《词林纪事》引《女史》对王沂孙《眉妩》是为王清惠作有过粗略记载：“王昭仪抵上都，恳为女道士，号冲华，碧山此词似咏其事。”《词林纪事》还作了一些近似于附会的解说：“‘画眉未稳’，即当日承恩之事，即昭仪词中之首段（指王昭仪随三宫北上题于驿中的《满江红》词）。‘太液池’数语，即词中‘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之意。‘老尽桂花影’似指女冠之请，以素娥耐冷为喻。‘千古盈亏休问’三句，且以悲悼国破之不可重光。”上述解说中，唯“‘千古盈亏休问’三句且以悲悼国破不可重光”符合词之主旨。其余恐怕难以逃出随意判断的嫌疑，因而此一说响应者并不是很多。
胡云翼将此词的作年向后推了几个年头，认为当作于“南宋亡国的前夕”，即帝昺蹈海前夕，这与“为王清惠而作”的时间要晚三年左右。胡云翼还认为：“‘难补金镜’，等于说国土破碎，金瓯难整，‘试待他窥户端正’，又寄寓了恢复故土的渴望。”胡云翼著，《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46页。胡云翼说词主张寄托，但没有将每一个字句都牢笼在君国寄托的藩篱之中，表现出开明的学术眼光。
唐圭璋对张惠言的寄托说有所认同，认为“‘磨玉斧’‘补金镜’都是重整山河、恢复故国之意”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等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618页。。这种看法与陈匪石“磨玉斧、补金镜”是重整金瓯之意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唐圭璋的观点绝非孤桐绝响，而是奠基于深厚的人类共同感知事物基础之上所发出的肺腑之言。
以上所列只是蜻蜓点水而已。面对如此众说，笔者深感还有未道出的绝密，即“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极有可能是对杨太妃辅佐帝昺形势的估计，如此则词中所写就不是笼统的复国无望哀叹，而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指向。考论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以下尝试之。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