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内容可以判定，“寿七十一”不是向他人祝七十一寿辰，而是自寿。“试纪降年，六身二甲，甲子方延，才经八九”，可知“七十一”说自己恰逢七十一岁，不会是别有意味的其他称说。“昨长庚入梦”言自己梦见长庚星，有自喻非凡命意，接以“降产英贤”可以作进一步证实。“箕裘方绍”言自己要不遗余力地继承祖先的事业。“折桂来秋，成名指日，家毡复旧”同样表白自己对科考的自信，待时日来临，一定要收复被金人占领的故旧失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不服老精神显示无余。由此可知，刘仙伦也是高寿，寿数恐怕与王居安不差多少。刘仙伦词中两次提到“洪守”，其一即“感怀洪守”，其二为《江神子·洪守出歌姬就席口占》。“洪守”即王居安，据《南宋制抚年表》等书可以得到证实。王居安任“洪守”年在嘉定三年（1210年），由此词之作年也得以大致确定。此时的刘仙伦未必进入暮年，这也为我们证实他的高寿提供了一条有用的信息。韩侂胄被诛于1207年，王居安要求诛杀韩侂胄当然在此之前。这样我们便可知晓，王居安任“洪守”是在韩侂胄被诛之后。刘仙伦将王居安看做知己才作感怀词呈献给对方。王居安敢于向当时秉重权的韩侂胄发起重磅挑战，也是引起刘仙伦尊重的重要原因。从刘仙伦词中表现出的刚烈之气看，词人此时没有进入垂暮之年。这个判断来自于创作事实常理，无须细辩。照此推论，刘仙伦目睹过韩侂胄的作威，也听到过韩侂胄被诛杀的消息，接着便遇到了主和人物史弥远执掌政坛的时代，“言兵为讳”（《念奴娇》）成了新时代的主潮，“眼底山河，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念奴娇》）写爱国志士受到压抑就成了不用烦证的事实。南宋与金人和议带来的貌似承平的时间不算短，为国人带来的屈辱也十分深重，因为史弥远在拥立赵昀即位后，在相位上继续盘踞到1233年去世为止，前后共作宰相达二十六年之久。因为史弥远“有定策（拥立理宗为帝）之大功”，为理宗长期看好，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史弥远去世后，宋理宗仍然奉行议和政策，抗战人士依然处于被压抑状态，国家遭受屈辱依旧，恢复大计没有丝毫起色。当时有人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并称为多次失去恢复机会的宰相宋理宗召陈埙为枢密院编修官。入对，首言：“天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来，屡失机会。秦桧死，所任万俟、沈该耳；韩侂胄死，所任史弥远耳。”见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3897页。，明显带有批评意味。史弥远还向理宗皇帝提出建议：“此今日所当谨也。”罪孽似为更深。刘仙伦还有赠岳飞之孙岳周伯的诗流传全诗为：“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刑。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吩咐与中兴。”。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其孙岳珂生卒年经人考订为1183-1241年后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505页。。岳周伯是岳珂的哥哥，年长于岳珂是肯定的，但又不可能年长太多。岳珂所作《桯史》不可能是作者早年时的作品，一定是在岳飞平反后所作。为岳飞平反事是孝宗以后常见之事，时人不知此事者极为少见。刘仙伦赠诗岳周伯一定是在其人成年之后，所以赠诗作年不可能太早。从诗中“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刑”看，诗大概作于岳飞去世一百年之后。“百年今日见仪刑”一句非常重要，意为“一百年之前的今天正是岳飞受刑冤死之日”。“百年”又可理解为成数，不一定是完整的一百年，但可以说明诗作年代在岳飞去世近一百年之时。按岳飞去世于1141年算，1241年恰为一百年，而此年岳珂还在世，且年齿未过六十。有书推算，刘仙伦嘉定年间在世缪钺，霍松林，周振甫等撰写，《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524页。，嘉定始于1208年，止于1225年，持续近二十年。而“百年今日”云云，又可知道刘仙伦活的时间会更久，也许在岳飞“百年”之后还在世。如此计算，刘仙伦的年岁至少在八十岁以上。这是完全合理的推断，没有超出常规。结合如上诸多资料，可以看出刘仙伦确实是一个高寿之人。
三
刘仙伦是一个高寿人，活的时间长，遇过的事情肯定也多。按照儒家评价的观点，宋王朝国运不振源于奸臣弄权与缺乏忠臣所致。宋钦宗在历经华屋丘山之变后，成了金人的阶下囚，痛定思痛，得出了奸臣误国的结论，并发出“忠臣何处”的呼唤。宋钦宗赵桓的《西江月》与《眼儿媚》词，充分表达了自己如上心迹。词如下：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西江月》）
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眼儿媚》）
无须考证，一看词的内容便可知晓，词作于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金人掳掠北上之后。成为阶下囚的赵桓仍然以皇帝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作出在自己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判断，将一切过错归于奸臣弄权，眼下救自己摆脱困境的人只有壮士级的忠臣，具有明显的悔过意识。赵桓所云“奸臣”实际是当时“相权”过分集中的产物。据考，“招致北匈奴”的奸臣是指蔡京与童贯等人。这个结论可以从隆祐太后与苗傅、刘正彦的对话中得以证实：“自从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贯起边事，所以招金人，养成今日之祸，岂关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圣孝，初无失德，止为黄潜善、王伯彦所误，今也（已）窜逐，制统（统制）岂不知！”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中华书局，第419页。隆祐太后此话为平息苗、刘二人因黄、王操纵高宗皇帝导致赏罚不公，发动诛杀宦官并逼迫皇帝禅位政变而发。此话的前半段代表了南宋人对靖康之变的基本判断观点，即任用奸臣蔡京的结果。童贯是蔡京死党，“童贯起边事”等于说蔡京起边事，根本责任在于相权的膨胀，奸臣蔡京所为导致了国难不可收拾。后半段与前半段有相似意味，在于为皇帝开脱责任。一则为赵佶、赵桓回护，二则为赵构辩解。似乎天下走向大治，“四方晏粲无虞”是皇帝的功劳，“金汤失守”，“边境年年侵侮”，“倾天拆地”则是奸臣欺主的过错。这样被视为奸臣的蔡京贬死，“枭童贯首于都市”就成了大快人心的事情。赵桓不仅在被金人掳掠后于词中表达奸臣误国想法，早在靖康元年（1126年）就说过“宰相误我父子”之语。欧阳珣为赵桓的话作了补充性解释：“朝廷为奸臣所误至此。”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2150-2151页。这就很清楚了，蔡京是当时的宰相，宰相误我父子，奸臣误朝廷，“我父子”即朝廷，宰相是奸臣，蔡京当然是奸臣，误国的人非蔡京莫属。由此可知，隆祐太后所云绝非空穴来风。由于隆祐太后是赵构皇帝的直接拥立著，又在一段时间内垂帘听政，致使赵构对其充满了敬意，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影响所及，加上传统文化的习染，南宋人对奸臣误国有着普遍认同。赵构后来就说出了与隆祐皇后观点完全相同的话，认为“道君皇帝圣性高明，乃是蔡京等所误”，徽宗所为，乃蔡京胁迫，蔡京外引小人，内结宦官，迷惑皇帝，引导皇帝走上邪道，是十足的奸臣，与王安石一样，同归于心术不正之类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2547页。。依照时人的一贯话语表述，南宋是一个奸臣当道的王朝，可以大致排列如下。“（黄）潜善入相逾年，专权自恣，卒不能有所经画。（汪）伯彦继相，略与之同。由是金人遂大举南下”。“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国之奸贼，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黄、汪二人为宰相不到一年，国土失去了三分之二，劣迹斑斑。吕颐浩“不恭不忠，败坏法度”，被指责罪状达十条之多，形如蔡京、王黼。秦桧任相期间，“首倡议和，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许多抗战人士受到严重摧残，有良心的正直臣子对大奸臣秦桧造成的恶果给过无情揭露，但由于高宗曾经发布诏书为秦桧开脱，明言议和是皇帝我自己的主张，秦桧只是助成而已，禁止言者对秦桧罪责的攻击。其诏书如此云：
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不知悉由朕衷，乃鼓唱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造诏命，召用旧臣，献章公车，妄议边事，朕实骇之。仰惟章圣皇帝，子育黎元，兼爱南北，肇修邻好，二百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朕奉祖宗之明谟，守信睦之长策，自讲好以来，聘使往来，边邮绥静，嘉与宇内，共底和宁。内外大小之臣，其咸体朕意，恪遵成绩，以永治安。如敢妄议，当重置典刑。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7-2828页。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赵构除了给金人设疑兵外，对于秦桧不是“甚厌恶之，但无如之何”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2页。，而是故意回护。孝宗赵没有对秦桧做大的翻案评价，只是放逐了攀附秦桧者。宁宗赵扩在韩侂胄的操纵之下，在准备北伐之前剥夺了秦桧的王爵，改谥“谬丑”，没有以奸臣误国称，也没有改正“忠献”谥号，到嘉定十年（1217年）魏了翁才写出了“名号与行为不符”的状子，以期在为道学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物寻得美好谥号的同时，改正以往不实的谥号。按照秦桧的所作所为，可认定其为十足的奸臣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2929页。。司马光在元祐时期倡导的弹劾官吏四条标准，即“苛酷、狡佞、昏懦、贪纵”，其中“狡佞”就是奸邪之意，这在高宗绍兴后期依然遵守。秦桧没有被当做奸臣误国的典型受到弹劾，不等于在人们的心目中对秦桧所为没有任何看法。是“闻言其奸恶者，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的高压保住了奸臣的相位，再加上高宗的袒护，致使历史的真实不能浮出水面。韩侂胄弄权以来，胡作非为，利欲熏心，妄开边衅，“怨者益众”，甚至宁宗皇帝默认臣下与皇后暗中谋杀之。韩侂胄被杀之后，一些追随韩侂胄的人受到制裁，宁宗皇帝诏书直言其为“奸臣”，并以“奸臣窜殛（贬黜诛杀）”为起点，号召“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谠”。史弥远为相二十六年，其间所做与秦桧无异，但由于“弥远有定册大功，勤劳王室”，受到了理宗皇帝的长期礼遇。然时人依然心中有数，其死后不久就有人将其在理宗面前与秦桧、韩侂胄并称，而且在史弥远据宰相位期间，以“奸”论劾者为数甚多，形成“奸臣误国”主流话语，其猛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邓若水在对策中针对史弥远的行为，认为其人奸邪，应该罢免。其时史弥远弄权正酣。受理宗“诏求直言”感召，得进士出身的邓若水再次上封奏章，历数史弥远罪责，将之称做“大奸”，求理宗皇帝除之以息大难，激烈程度不减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陈埙上书理宗皇帝，将史弥远视做与贾才人相同，是以色相取悦皇帝之“蛊”，请求除去，以示正听。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九月丙戌（初三）夜晚，临安城发生大火。大火烧毁了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玉蝶所，只有史弥远的相府得以保全，是因为史弥远暗授机宜给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率领士卒保卫。当时多数人对史弥远包含私心、不顾大局的做法看在眼里，恨在心上。蒋珍重上疏将火灾说成是上天有意为之，在于警示理宗皇帝不能一再放纵奸臣宰相史弥远。吴潜上疏论火灾原因，明确指出，选拔任用忠良，屏除贪婪残暴，斥逐邪恶，诛杀奸贼，才可平息天怒，变乱为治。其言外之意显然将导致大火的罪魁指向史弥远，这也是奸臣误国的翻版。史弥远死后数年，依然有人将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过归咎于他。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杜范于嘉熙四年（1240年）向理宗皇帝上言时就如此说：“（国家）纪纲凌迟，风俗颓靡，军政不修，边备废缺，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之。”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读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3年，第3962页。“权相三十年”显然主要指史弥远为相多年。
上述最为强劲的话语当是对奸臣宰相史弥远而发。刘仙伦生活在这样一个主流话语时代，不可能避开主流，远离现实。史弥远为相期间，理宗面临的国难没有丝毫缓减，反倒是在更为强劲的敌人面前苟延残喘。秦桧迎合了金人与高宗厌战心理，助成南北议和，暂且稳住了局势，使风雨飘摇的小朝廷有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史弥远辅佐理宗时间近三十年，酿成了积重难返的“内忧外患”，使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罪在秦桧之上。作为关注现实的词人，离开当下不顾，转而“王顾左右而言他”，显然是不好理解的。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