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姜夔出，词句逐字炼，归于醇雅”朱彝尊，汪森编，《词综·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为后人推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戈载著，《宋七家词选》卷一，见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74页。（此说另见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三）。宋翔凤将姜夔与杜甫并称，认为“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宋翔凤著，《乐府余论》，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503页。。在姜夔别具一格的词风影响之下，南宋出现了姜派词人群体胡云翼著，《宋词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页。，有人将此群体称做“风雅词派”或“清雅词派”，抑或称做“骚雅词派”“格律派雅词”。数种称呼之中，对姜夔开创词派之“雅”均有一致认同。姜夔词以“雅”著称于世，必然有其能够站立的特征，时人及后人对姜夔雅词的创作特征早就有充分认识。南宋人柴望称“白石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柴望著，《凉州鼓吹自序》，见张惠民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9-240页。。可以看出，“托物寄兴”被视为姜夔词的主要特征。后人对如左特征多有认同。宋翔凤认为姜夔流落江湖期间，“借托比兴”抒写不忘君国之忧。宋翔凤著，《乐府余论》，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503页。陈廷焯同样认为姜夔词中别有寄慨，其表现方法为“比兴”，于《白雨斋词话》卷二如此云：“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伤心，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二章，发二帝之忧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宋翔凤著，《乐府余论》，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797页。无须再作引述，姜夔雅词的“托物比兴，因时伤事”李壮膺主编，《中国古代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78页。特征可以在诸多篇目当中找到确切对应位置。比兴寄托可使作品生出无穷韵味，是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姜夔诗论可以当做词论看。《白石道人诗说》没有直接提出比兴寄托之说，也许是因为此说为常人极易言出的审美追求。姜夔论诗倡导“人所易言，我寡言之”的脱俗原则，向我们宣示了言谈话题的主要走向，不是对这种审美追求不加注意，而是要绕开老旧话题，新开天地而已。“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之“余味”“余意”与“语贵含蓄”“辞尽意不尽”的审美追求具有一致性，而要实现这种审美追求目的，比兴寄托法实是不可绕开的有效途径。姜夔等于以不说为说，使其诗论主张“余味”更为深永。王廷相远承姜夔之说，视“余味”为创作的高级境界，于《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称：“言征实则寡余味，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视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一《姚茝汀雅词序》，见赵晓岚著，《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52－253页。王廷相等于将对姜夔的“余味”说作了更有意味的阐释，将之转换为“视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由此可以知道，姜夔也在倡导“诗贵意象莹透”。通过如上追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满江红》绝非是纯粹的“迎送神曲”,当是具有浓厚“余味”的词篇。仙姥也不仅仅是安坐在庙堂里的泥塑，而是融合进鲜活人物事迹的新式女神，不是简单的人物形象，而是“使人思而咀之，邈哉深矣”的人物意象许兴宝著，《人物意象研究——唐宋词的另一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将仙姥视为意象，是从姜夔的理论倡导及一贯使用的比兴寄托创作手法得出的结论，绝非随意妄说。意象不能简单等视为形象。意象具有“象外之象”姿质，在表面“象体”之外寄藏着作者的“深意”。如果将仙姥视为“景”的话，《满江红》终篇则是姜夔“意中有景，景中有意”理论的良好实践。姜夔在光宗执政的苟安特定时期，将梁红玉的抗战事迹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般地融化在对仙姥的刻画之中，“表达了他对国事的关心”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32页。，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抗战巾帼英雄的记忆，从而激起人们抗战的斗志。作为布衣终生的文士，姜夔的呼唤不可能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加上极富雅致气的艺术表现形式，没有丝毫直说之处，致使读者不能领会其中深意，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文本的正确评价，兹特作考论为姜夔《满江红》词正名。
“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考论
刘仙伦的生卒年难以确定，诸多词作难以编年，致使一些词句的确指意义不一定很明显。把“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理解为“中兴名将岳飞被害、韩世忠投闲置散，北伐大计被秦桧等奸臣所阻挠”显然有些过分拘泥。刘仙伦不忘恢复的爱国思想值得赞扬，视奸臣为国运的不贰逆贼，是南渡士人心声的强烈呼唤，具有明显的时代精神。以忠奸论成败的惯性思维，无疑遮住了人们的视线。刘仙伦以词论史，得出的结论不可能不带上时代色彩。封建皇帝的私心与无能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失准，才是祸根的源起。中兴事业难成是制度的结果，制度又是综合体，不可简单视之。刘仙伦论“谁之过”有为尊者讳之嫌，何况南渡后奸臣如麻，中兴事业面临着不好预料的变数。依据刘仙伦年寿及国家形势判断，此处“奸臣”很可能指史弥远，因为其人是刘仙伦“目遇”过的“眼前人”，秦桧只是记忆中的目标。论危害，史弥远不在秦桧之下。刘仙伦写的“荆楚”“淮堧”“陪京”是眼前景象，表达了“奸臣误国”的亲身感受，而不是对历史作远距离观照。所以，对结论的诠释，应有充分的依据，不能望文演绎。
一
“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一句出自刘仙伦《念奴娇·感怀呈洪守》一词，为词中名句，兹录全词如下，以供观览：
吴山青处，恨长安路断，黄尘如雾。荆楚西来行堑远，北过淮堧严扈。九塞貔貅，三关虎豹，空作陪京固。天高难叫，若为得诉忠语。追念江左英雄，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不见翠华移跸处，枉负吾皇神武。击楫凭谁，问筹无计，何日宽忧顾。倚筇长叹，满怀清泪如雨。
刘仙伦是抗战词派中较为重要的词人，其创作成就虽算不上一流，但唐圭璋先生看中抗战词派的内容成就，于不同版本词选中多录其作。唐圭璋的《唐宋词选注》中录刘仙伦词一首，即为以上词作。刘仙伦此词在传播的广度上，都难见文字所记，这与词以人显的旧日陋习有关，与词的创作未至佳境也有关系，但此词代表南渡广大士人发出要求抗战、恢复失地的呼声，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接受的。词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词论史，提出著名的“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的论断。我们不得不为这么一位词名、官名以至于人名不甚显赫的人，能够发出如此见解而感到由衷佩服。因此，“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就成了南宋词坛上较为出色的名句。对“追念江左英雄，中兴事业，枉被奸臣误”句“喊出南渡词人未敢明言之心声”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430页。的评价，汇聚了时代的当初与当下智者的一致理解，其中的实质，足以启人思索。名句有时又给人们留下思索与想象的空间。要准确理解这一名句，显然不能望文生义。句中的“奸臣”指哪一位或哪一个群体，还是泛指中兴以来的同一类型人物？奸臣误国的结论是否符合当初的历史真实？唐圭璋先生在为此句词作注释时云：“这三句是指中兴名将岳飞被害，韩世忠投闲置散，北伐大计被秦桧等奸臣所阻挠。”唐圭璋，番君昭，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511页。由“岳飞被害,韩世忠投闲置散”句可以判断出，奸臣即指秦桧及当时的追随者，“等”字不会包含后来阻挠抗战，致使中兴事业成为泡影的系列当道权奸。这个判断是否与词人的初衷符合？这就要求注释者对作者创作的年代加以确切考订，还要对中兴事业的发展过程及人事的变动给以充分梳理。对于词人以词论史的结论也应提出疑问，即中兴事业未果的根本原因在哪里。这个问题对于注释文本的学者来说，可能算不上分内之事，难以看到准确、全面的解说，显然在情理之中。奸臣固然误国，被视为忠臣的人，是否就一点国都不会误？皇帝在中兴事业中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说成功了是皇帝的功绩，失败了是奸臣的过错？颂扬抗战派中人的爱国热情无可厚非，表达抗战词人的爱国热情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都是进步的，因为他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抗战词人在激情高扬之时，对历史的结论完全有可能作出不符合历史本身的判断。认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找回了历史唯物主义。考论的又一任务理当要看清当下决策者出手的根本意图是什么？无疑，一味从相权大于皇权的虚假现象入手，以寻找替罪羊的惯性做事方式，将责任推至一隅，为皇帝避讳，看似忠君爱国，符合儒家倡导的君臣之道，实则偏离了事实运行轨道，显得不太公允，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相合拍。中兴事业未成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某些人或某个人，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
刘仙伦的具体生活年代与上词创作的大致时间需要确定，这对理解“奸臣”所指具有重要作用。刘仙伦为辛派词人，其生平事迹所记极为少见，生卒年更是不好断定。有人将其视为与辛弃疾同时，和陆游、刘过、陈亮、韩元吉等人列在一起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72页。。这只是年代的大致梳理，确切的生卒年仍然不好看出。刘毓盘《辑校招山乐章跋》占有大量资料考订刘仙伦为光宗朝与宁宗朝人。宁宗1195年即位，理宗1125年即位，辛弃疾1207年去世，陆游1210年去世。由此可以知道，刘仙伦比之辛弃疾与陆游均是晚辈。刘仙伦与刘过同为江西庐陵郡（一为生长于吉安，一为生于太和，长于吉安）人，时人谓之“庐陵二布衣”“庐陵二刘”“庐陵二士”。两人齐名，作词风格亦近似，被岳珂《桯史》卷六目为“与刘改之为一流人物”。刘过去世于1106年，同样是晚辈。宁宗在位三十年，光宗执政时间很短，刘仙伦不是一个年寿极短之人，应该赶上这三十年的大半，否则“光宁间人”就成了不可成立的虚语。个别书称其人为“淳熙间江湖游士”，在“宋孝宗淳熙年间”活动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2823页；缪钺等撰写，《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1177页。，说明生年当是更早。“游”一定在成人之后，以二十岁成人算起，其生年应在高宗绍兴晚年或孝宗执政初年。可以确信，刘仙伦没有亲眼目睹过秦桧误国造成的灾难。《念奴娇·送张明之赴京西幕》中所云“以言兵为讳”不可能是早期的宋金议和，应指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的宋金议和，此年宋复秦桧王爵，与金国的关系改称为伯侄之国，岁币增为三十万两，另给“犒军钱”银三百万两，送韩侂胄首级，以史弥远为右丞相，举国上下不许再谈抗战恢复之事，宋金双方暂时也没有出现大的战事。张明之入京西幕于嘉定四年（1211年），时王居安知襄阳，京西为京西南路，襄阳为府所在地，这个事实史书上有确切记载，不容怀疑。“时平无事”言指和议后的局势，从此也可确认“言兵为讳”的实指事件。刘仙伦与王居安颇有交情，作《贺新郎》词为其祝寿，以“王侍郎简卿”称。王居安为人高寿（1150－1229年），又正直敢言，曾论韩侂胄窃弄威权，宜诛之以谢天下；嘉定十五年（1222年）迁工部侍郎。依此看来，刘仙伦的祝寿之词作年当不可能早于嘉定十五年之前。祝寿之词一定是在高寿时才献给寿主的，不可能在太年轻时献给，又郴州黑风峒李元砺、罗世传聚众起义于嘉定二年（1209年），刘仙伦称王居安“平定群蛮方易镇”（前《贺新郎》）一定在事发以后。另有书记王居安在迁工部侍郎之前还有权工部侍郎经历，时在开禧三年（1207年）后。“侍郎”一称系指何时？前后所云似乎存在时间出入。在无法考订何者为确时，可先置一边不论。可以看出的事实是，刘仙伦至少于王居安平定“峒寇”之后移知襄阳时还在世。刘仙伦还有一首《醉蓬莱·寿七十一九月十八》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词人的年寿。录词如右：
昨长庚入梦，昴宿呈祥，岳神钟秀。降产英贤，信道由天祐。蓂荚飞三，九秋将暮，遇称觞时候。香爇沉檀，曲调金缕，满斟春酒。试纪绛年，六身二首，甲子方延，才经八九。款醉蓬莱，寿与天长久。桂子青春，兰孙方茂，谅箕裘方绍。折桂来秋，成名指日，家毡复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