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祖词中多写燕子。据统计，“燕子”在史达祖词中共出现十二次，加上咏燕一次，共十三次。占全部词作十分之一略强。史达祖词以写燕子而著称，与北宋词人晏殊相同。晏殊词中燕子共出现过三十次左右，占其词中所写鸟类一半以上。晏殊喜欢在词中写燕子，与他词学思想有关。晏殊认为，词应该吟咏富贵，吟咏富贵不应只言金玉锦绣，而应写出富贵气象。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记载了晏殊的这种词学思想：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番景致也无？”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帘幕中间燕子飞”为晏殊倡导的富贵气象之一种，这就是晏殊词中多写燕子的根本所在。晏殊为太平宰相，享受尽了人生富贵，对一些过分油腻的东西生出了厌恶之感，表现在审美上则追求高出于常人寻求物欲满足以外的精神享受。史达祖在词中多写燕子，而且有咏燕专篇成为名作，与晏殊的审美追求实为如出一辙。《双双燕》开题句中“度帘幕中间”是晏殊“帘幕中间燕子飞”的完全翻用，可以说全词是受了晏殊诗句的启迪才突发出了创作灵感。“明朝双燕定归来，叮嘱重帘休放下”与“处处旗亭堪系马”（《玉楼春·社前一日》）等句合成的意境，无疑是受“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影响的结果。《解佩令》一词除有“燕子”“珠帘”与晏殊的“帘幕中间燕子飞”相似外，“淡月梨花，借梦来、花边廊庑”与晏殊《无题》诗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也十分相似。史达祖又有创新，将燕子引出的富贵气象加以规模化，成功地放大了晏殊以特定对象作为咏写对象而生成富贵气象理论的适应范围，具有明显实践意义。史达祖接受晏殊影响，写燕子追求富贵气象之美，与其本人身份及出生地域也有关。史达祖早年生活艰辛不说，为韩侂胄堂吏后，同样生活在充满富贵气象的生活圈子里面，加倍感受到了高端生活为创作带来的激励作用。从词中所写雕梁、红楼、柳昏花暝等自然环境看，燕子无疑生活在富贵的庭院之中。史达祖作为来安吉定居的汴梁人，已经不是真正的北方人，而是地道的南方人了。安吉与晏殊家乡抚州为近邻，这为史达祖学习晏殊作词选取审美对象提供了地缘可能。史达祖在继承晏殊词学思想的同时，有所超拔，创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名作，充分证明了晏殊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对某一种审美对象的长期体认，必然导致名作出现。作家创作咏物之作也有规律可寻，那就是起初以物的外形描摹见长，逐渐连及神的摹写，进而出现寄托。中国古代文学史就证明了这个规律，此处无须一一举例。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年轻时也许注重咏物的外形描摹，体物有了感触则多在老年，所以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对咏写对象也要寄寓不同的思想情感。史达祖以咏物词著称，这就告诉我们，在其咏写燕子的词中，出寄托思想是完全有可能的。史达祖受刑被贬时，年值四十多岁，被贬后依然有作品传世，可以确认的如《满江红·中秋夜潮》。程千帆先生如此说：“现存《梅溪词》包括了史达祖晚年的作品，可见张在嘉泰元年作序以后，其词集又经过重编。”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14页。从这里我们又找到一个令人放心的证据，那就是从续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确定史达祖的《双双燕·咏燕》词完全有可能是词人被贬后的晚年之作。人于晚年喜欢回忆年轻时的倜傥风流之举。朱敦儒有词可资证明：“当年武陵下，结客占春游。红缨翠带，谈笑跋马水西头。落日经过桃叶，不管插花归去，小袖挽人留。换酒春壶碧，脱帽醉青楼。”（《水调歌头·淮阴作》）史达祖往日做韩侂胄堂吏的“辉煌”固然不可在主子被诛杀及本人被贬黜之后像朱敦儒那样艺术化地显示，但按照晏殊“吟咏富贵气象”的词学思想，对昔日的“轻俊”与“栖香正稳”之时，未能准确地为主子提供有益信息——“便忘了、天涯芳信”加以回顾，当然不会被认为是违犯忌讳的。被贬黜的史达祖与耿柽、董如璧一样，成了众矢之的、过街老鼠。史达祖是否有无辜的一面？史达祖是否可以忏悔过去？任何人在受到不公处置之后，都具有申辩清白的本能，也有知过思改的愿望。《双双燕·咏燕》一词表面写燕子，实则寄托着词人难以启齿的内心苦衷，当是晚年回忆往日得意但又有所忏悔的著名词作。
三
史达祖能够道出“忘了”未能及时转达准确信息与主子的悔恨，与其在韩侂胄门下的地位有关，与韩侂胄的所作所为也有关。先看史达祖在韩侂胄门下的地位，史书上均称史达祖为韩侂胄堂吏。从陈自强经常称“堂吏史达祖为兄”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3612页。可以得知，其他史书亦同，此处不赘列。堂吏一职与主子关系密切。据权威书籍记载，堂吏为中书吏职名，当为“制敕院五房堂后官”的别名。堂后官事权颇重，为五房群吏之长。五房为孔目房、吏房、户房、刑房、兵礼房。五房职至少逐房一人定员，其中有人掌承受皇帝言语，及进书草，有人掌点检书写熟状及进呈，有人掌敕命用印下发。中书堂后官兼提点五房龚延明编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90页。。史达祖作为韩侂胄堂吏，似乎权力大于上述，否则就不可能“事无决，专倚堂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具出其手，权炙缙绅”及“事皆不逮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由于“平原用事时，尽握之省权”，所以“一时士大夫无廉耻者，皆趋其门”。有深受韩侂胄信用的特殊地位，才有随礼部侍郎李壁出使金国借庆贺金章宗生日之机以探测敌国虚实之举。史达祖随李壁出行的另一个目的，即是在探金人虚实的同时，也附带着监视李壁的任务。韩侂胄委派李壁出使金国再探虚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嘉泰三年（1203年）十二月，邓友龙出使金国，有人贿赂驿站官半夜请求接见邓友龙，具体讲了金国被蒙古所困扰，且连年饥荒，民不聊生的事实，如果宋军到来，势如摧枯拉朽，必然取得胜利。邓友龙回来后将此消息全部报告与韩侂胄，且递上倡议用兵奏疏，北伐的议论从此出现。韩侂胄再派李壁出使，无疑在于进一步确证邓友龙所带消息的可靠性。韩侂胄对李壁又不放心，于李壁出使回来后不久又派陈景俊以祝贺元旦的名义出使金国以探虚实。陈景俊果然未虚此行，带回了“金主本无意用兵”的重要消息，比之李壁出使，所带回的消息无确切记载，对确定北伐决策的制定无疑起到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李壁虽然对北伐信念坚定，带头上奏要求追贬秦桧，以此激励时人收复中原决心，还接替叶适直学士院之职起草讨伐金国的诏书。李壁还迎合韩侂胄将伐金兵失败之过错归结为苏师旦将自己引上邪路之心理，在探得韩侂胄内心底细后，故意在其面前厉声责骂苏师旦，要求贬其官，流放荒野，以谢天下。苏师旦果然被罢免官职，抄家没收财产，吏部除名，韶州安置，不久被诛杀处罚。李壁表面似乎助韩侂胄做事，但实际并非其爪牙，这在史达祖作为李壁出使金国的内部盯梢已可看出。李壁后来直接参与了诛杀韩侂胄的密谋，以参知政事的身份，竭力奉告起事当从速，以防机密泄露，并火速命令殿前司中军统制权主管本司公事夏震带兵伺机动手行刺。由此可以看出，李壁不被韩侂胄信任是确实之事。史达祖随李壁出使金国责任重大，但带回的消息究竟是什么，语焉不详，也难以考证。可以推测的是，史达祖肯定没有带回促使韩侂胄改变北伐决策的消息。从史达祖词可以看出，“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龙吟曲·陪节欲行，留别社友》）中体现着“壮怀无挠”的积极北伐精神。使金回国途经北宋旧都汴京写的“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无疑表达出金人丧失天意，我军有机可乘，此时突发奇兵，胜利必然属我的形势判断。对于韩侂胄发动的这场没有任何准备、无端北伐、随时都有失败可能的北伐战争，持不同意见者不在少数，不能视有抵触韩侂胄抗战情绪者为不爱国。有识之士丘崇对韩侂胄的不当行为就提出过符合实际的看法：“中原沦丧且百年，在我固然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战危，若首倡非常之举，兵交，胜负未可知，则首事之祸，其谁任之？此必有夸诞贪进之人，侥幸万一，亦殛斥绝。不然，必误国矣。”此论实出于对韩侂胄之善意，韩侂胄不应该以敌意视之。丘崇满怀信心地进一步作出自己的判断，认为金国人未必有破坏盟约的意向，我国应当表现出大国气度，借机下令加强军事实力建设，使我方处于常胜不败的状态之中；如果对方主动挑起事端，我方就有了北伐的理由。韩侂胄对这种不合己意的建设性意见，当然不会高高兴兴地加以接受。类似如上建议者还有，韩侂胄均以异己者视之。史达祖是手握三省大印的平章军国事韩侂胄的堂吏，为心腹人物，完全有可能参与韩侂胄在其“机速房”里伪造皇帝亲笔批示，任意提升罢黜将领帅臣的活动。如果史达祖出使回来能够提出类似于丘崇的善意建议，韩侂胄完全有可能于悬崖即将坠马之时急转回头。这样韩侂胄也不至于死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史达祖只是迎合了韩侂胄膨胀的恶性，与苏师旦、周筠等人轻率倡议兴兵讨伐金国，招致丧师失地不同，因此韩侂胄在北伐初步失败后没有将史达祖视为引起祸端之首，而苏师旦与周筠等人则成了韩侂胄开脱罪责的替罪羊。史达祖在韩侂胄面前赢得了情感，自然也赢得了生命。史达祖在韩侂胄最犯糊涂时不能提醒，并非害怕主上淫威，而是当局者迷的结果。倪思在苏师旦被黜陟之后敢于直面韩侂胄的“明有余而聪不足”之失误，将其比作晚年的李林甫与杨国忠，带有明显的危言耸听劝谏意味，得到的报复不过是由试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改任为宫观官而已。这说明韩侂胄在认识到自己有所失误后，还是能够部分地听进他人善意的劝告。与之朝夕相处的史达祖对韩侂胄的这种表现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明白的。
史达祖的特有地位，使他对韩侂胄的思想动态了解得十分清楚。韩侂胄对北伐的态度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也有所改变。金人面对无休止的战争早就生出厌战情绪，只是不想先开和议之口而已，以待时机占得要挟主动权。宋军屡次战败后，士气落到最低程度。韩侂胄从金人韩元靖那里得知对方也有和议意向后，同样后悔以前用兵决策轻率，主动拿出自家二十万钱财补助军需，想以此博得世人对自己过失的宽宥，还命令丘崇派人带着官方文书主动与金将布萨揆请求和谈，停止打仗。布萨揆所要等待的正是这个结果，宋人终于将议和的主动权交给了他。布萨揆于是摆出了强者姿态，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议和条件：称臣、割地、献首谋之臣。言外之意无疑是要求宋人交出韩侂胄。这个暗含杀机的逼人苛刻要求，在宋廷当然是人所共知的消息，史达祖无疑也是知之甚熟的。从布萨揆提出如此苛刻要求到韩侂胄为史弥远谋杀止，不到一年时间。这期间形势急转直下，韩侂胄已成强弩之末，呈节节败退之势，天天疲于应付，连残喘的机会都几乎丧失净尽。史达祖对此不可能没有觉察。
韩侂胄自从入主台辅以来，劣迹斑斑，人所共知，仅树敌过多这一点，就可以点出如下。立椒殿皇后，韩侂胄反对，种下了杨皇后怨恨的祸根。选立皇子，韩侂胄不予同意，造成了新的对立面。更多的怨恨在于韩侂胄不论贤能与否，只要稍有不与自己意愿相合者，就视为政敌加以大肆报复，从朱熹、彭龟年、赵汝愚往下，遭受无辜贬斥流放及因此而死亡的人不可胜数，士大夫阶层怨恨极为深重。为了个人私心挑起战端，自己又无能进行有效指挥，使三军将士尸骨暴露于野外，军队上下怨声载道。边境百姓死于战争掠夺杀伤，内地百姓苦于苛税军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普天之下百姓没有一个不痛恨首开战端的罪魁祸首韩侂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