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此句词借元夕看灯找到了意中人写出南禅宗的发悟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趣化倾向。辛弃疾懂南禅宗吗？宋人“无坐不谈禅”（司马光《司马温公集》卷二十《戏呈尧夫》）。我们还可看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稼轩落笔凌鲍谢，退避声名称学稼。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其中与我们当下相联系的关键语句是“参透南宗牧牛话”。诗句的语意是明确的，即言辛弃疾对南禅宗的精熟已达到“参透”的程度。陆游、刘过与辛弃疾相识于1203年，此时辛弃疾正被起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陆游于此年正月除宝谟阁待制，四月修史成，五月初归山阴，他们之间的交游当在这个时候。1204年宋宁宗召见辛弃疾于临安，在这之后辛弃疾便离开原任，加封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等待朝廷随时调遣。陆游的送行诗正写于辛弃疾接受召见之前，此时陆游对辛弃疾已经有了确切的了解，因此言其懂南禅宗是可靠的判断，而非道听途说，或凭印象说话。刘辰翁对辛弃疾懂南禅宗也有论述，其《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刘辰翁是辛弃疾嫡传后学，对辛弃疾的为人与词作特征了解甚为深刻，所以出语具有权威性。“如禅宗棒喝”是对辛弃疾了解的真诚表达。从辛弃疾自己的创作中也可找到明显的悟道入禅的思想与生活痕迹：“老依香火苦翻经。”（《浣溪沙·瓢泉偶作》）写晚年的心境为：“心似孤僧。”（《汉宫春·答李兼善提举和章》）往年的生活情境为：“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沁园春》“老子平生”）词中还常常提到“宿山寺”“留龙安萧寺”“卧病博山寺中”等。《祝英台近》“水纵横”一词以禅理解释生活。《醉书其壁二首》之一还写参禅的收获：“颇觉参禅近有功，因空成色色成空。色空近处如何说？且坐清凉境界中。”类似写读佛经之诗尚有，此处不赘举。明确上述前提后，下面再简略分析禅宗的修持思维特征。禅宗分南北。北宗重“定”，修行主“坐禅”；南宗重“慧”，修行主“悟禅”。后来南宗逐渐占了上风，成为禅宗修行主潮。南禅宗认为，一悟之后，万法皆空，便可成佛作祖，认为坐穿禅床是死参。这个道理在禅宗“磨砖”公案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里已经阐述明白。“悟”的关键是要向外寻求，也许千遍万遍不能得到“悟”正，唯有回头看，加深内省，即朝内看，才能在灵机猝发时突然感悟。“悟”又与偶然性密切相关，许多参悟都是在长期的苦思冥想中突然“慧”“悟”出来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鹤林玉露》卷六记“某尼悟道诗”与上说相同：“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笑，春在枝头已十分。”还有一些发悟在片刻的公案记载，目的在于指示学习悟道之人以路径，此处不一一列出。知道南禅宗“发悟”的一般规律后，我们自然要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叙写的“求女”过程与“发悟”过程作对照。词写“千百度”地寻找，与长久地向外寻求及“芒鞋踏破陇头云”同。“蓦然回首”与回头看及“忽然撞着来时路”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与“突然发悟”及“春在枝头已十分”同。这绝对不是偶合。我们还可看到辛弃疾词中相同的写南禅宗“发悟”的例证。《玉楼春·戏赋云山》为如此之作：
何人夜半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瞥起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
这首词的意脉是：云遮不见山，走遍溪头寻不得，风起吹散云，忽然发现山还在。词人写千方百计寻找山，明显具有南禅宗的发悟理趣。其由来是禅宗以“不动山”比喻“如如不动”之真性，又以云遮山比喻真性被望见所蔽。这在相关典籍中可见到较多例证。《续传灯录》卷十五记：“建州定峰晓宣禅师，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云收千岩翠。’”同书卷十六记：“台州佛窟旨国可英禅师，（僧）问：‘如何是佛窟境？’师曰：‘春归一经岩前秀，雪尽数峰云外寒。’”又《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记宋仁宗夸奖琏和尚为“青山盘若如如体”。苏轼《祭辩才文》夸奖辩才禅师为：“律无持破，垢净皆空，奖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这个道理说清楚后，我们再将《玉楼春》与《青玉案》加以比照就可发现二者所写的三步是完全相同的：多次寻找，偶然回头，突然发现寻找对象。与上述两首词相同意脉的词是《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因遇雨而着意寻找避雨处，偶尔转过路口，忽然发现旧时的茅店就在眼前。
辛弃疾以词写南禅宗的突然发悟，不为词界独响，类似者还可见如下。沈瀛《念奴娇》：“学道参禅，要识取，自家本来面目”。“斩却猫儿，问他狗子，更去参尊宿。忽然瞥地，碧潭冷浸寒玉（月亮）。”词的结尾句写活参禅而突然发现清净禅心的情景。汪莘《水调歌头》：“欲觅存心法，当自尽心求。此心尽处，豁地知性与天侔。行尽武陵溪路，忽见桃园洞口。”张继先《沁园春》：“幽绝处，听龙吟虎啸，蓦地风雷。”细心解读就可发现其中的奥妙，此处不再烦释。以上部分适当参考了史双元先生的观点，特别致谢。见史双元著，《宋词与佛道思想》，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01-106页。
三
要彻底弄清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真实作意，只知道写了南禅宗的发悟理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此句词采用了楚辞“求女”的手法。这一点也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重要方面，以至于造成不能正确理解词句精神实质的后果。
辛弃疾作词学楚辞早为人们熟知。“稼轩词，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文学成果，所得于屈原作品尤多”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501页。。“稼轩十学”中，重要的一学即学楚辞，随便翻捡即可得到证实。《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用《天问》体赋”。《蝶恋花》“九畹芳菲兰佩好”几处化用《离骚》词句，借香草美人发抒政治感愤，“深得屈赋神髓”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501页。。《山鬼谣》“两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水龙吟》“听兮清珮琼瑶些”学屈原创作，“用《楚辞》语尾字‘些’作为后缀的尾字”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541页。。“虎豹甘人”句化用《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和“此皆甘人”。《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有“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句，全用《离骚》中的句子。《喜迁莺》“暑风凉月”化用《离骚》“芳菲菲而难亏兮，芳至今犹未沫”出“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句，“休说”几句略写楚王听信谗言，亲佞远贤，使屈原有志难酬，化用《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老，恩不胜兮轻绝”与“交不忠兮怨长”成篇。《千年调》“左手把青霓”几乎完全模仿《离骚》出篇。《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秋菊堪餐，春兰可佩”化用《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与“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成句。《沁园春·答余叔良》直言词人自己的创作为“新词好，似凄凉《楚些》，字字堪题”。《楚些》即《楚辞》，因《楚辞·招魂》句尾皆用“些”，后人遂有如此之称。《贺新郎》“逸气轩眉宇”中“兰佩芳菲无人问，叹灵均、欲向重华诉”用的是《离骚》中的典故。以上略举几则是从字面上可看出词人学楚辞的例证。古人早就有“师其辞”与“师其意”之别。辛弃疾对楚辞的学习也应有此之别。《离骚》中的“求女”构成了不同情节的意境，辛弃疾对此也有学习。《离骚》中的“求女”情节不止一次出现。“相下女”“求宓妃”“见有娀之佚女”、思“二姚”等一系列的“求女”活动反映了屈原始终不渝追求志同道合之人的高尚胸怀。“女，比喻贤君”张家英著，《屈原赋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页。，是对“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的良好阐释，所以“求女”即求贤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因此“求女”有时又指求贤臣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屈原求女的理论根据是“两美其必合”的占卦之辞，处处求女未果又是在现实中时时碰壁的曲折表达。“师其意”不一定是完全的照猫画虎与复制，也可以是对参照物的合理发挥。“求女”未果为一种意境，“求女”有果又何尝不是未果的意境延伸？辛弃疾找到了“那人”正好是对屈原“求女”未果的合理延伸，二者意境的种类是完全相同的。“佳人重约还轻别”（《贺新郎》），“蛾眉曾有人妒”（《摸鱼儿》），“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水调歌头》，此词用杜甫诗句化用而来，但意境与屈原同）不都是如上话题的展开吗？如此，则可确定辛弃疾与屈原表达的思想类型是完全相同的。
四
要想确认辛弃疾寻求“那人”是对屈原“求女”的继承与学习，还要说清词的创作时间与辛弃疾投入南宋后的追求以及词人对明主贤君能臣的盼望之情。
词的创作时间大致可圈定在1188年之前。夏承焘说：“这词编在四卷本《稼轩词》的甲集里，甲集编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可知这词必作于淳熙十五年之前。”夏承焘著，《唐宋词欣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夏先生接着似乎说这首词即作于1188年（可参同上文中所论），这就值得商榷了。邓广铭据词中观灯、寻芳之情节，认为此词疑作于首次官临安时，即乾道六年（1170年）任司农寺主簿。施议对认为“这首词作于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在临安，任司农寺主簿”施议对撰，《辛弃疾词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页。，将之编入“南归后的第一个十年”之中。三说中，1170年说更可信，因为这一年对辛弃疾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这年五月，宋孝宗“召辛弃疾入对延和殿。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正，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顺逆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3226页。。“召对之后，辛弃疾被调进南宋政府作司农寺的主簿”邓广铭著，《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三联书店，2007年，第29页。。“司农寺主簿”较地方官更容易接近皇帝，这对辛弃疾无疑是盼望中的好事。这个时候，虞允文正在做南宋的宰相。辛弃疾的志节、才干和言论除受到虞允文的赏识外，叶衡、王准等人也对他颇有高评。这是辛弃疾内心较为满意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虞允文具有积极进取的态度，成了辛弃疾最为崇敬的人。《九议》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献给虞允文的。除此之外，辛弃疾还两次向朝廷上疏表达自己的战略思想。除开后来的结果不说，只看此期间的环境，应该说还是辛弃疾得到他人重视的一个阶段。这时候辛弃疾年方三十多岁，正值血气方刚之时。年轻人易轻信，在辛弃疾的脑海里完全有可能生出寻找知音已得的判断，因此踌躇满志地写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求女”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1162年辛弃疾被赵构皇帝“即日引见”，随即授职右承务郎（为寄禄官，从九品，属末阶），到1170年召对延和殿后人司农寺主簿，这中间虽然不很如意，但仍呈节节上升趋势。从高宗的一味求和到孝宗的力主恢复，从张浚的符离之败到虞允文的积极态度，辛弃疾看到的也是希望大于失望。尤其是孝宗皇帝“聪明神武，灼见事几，虽光武明谟，宪宗果断，所难比拟”（《美芹十论》），使他多次突发为收复失地建功立业的宏愿。宏愿实现的兆头在辛弃疾看来，孝宗的召见，在朝廷新任职务，虞允文等人的赏识，都是不用言说的标志。
在彼时，一个像辛弃疾这样有才能但政治地位相对较低的人要想对收复失地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必须得到皇帝及重要大臣的认可，或者说在他自己手中必须握有重权，这也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的秩序体现，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为此，辛弃疾从少壮时起，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等于说是“千百度”的寻求。率义军主动投奔南宋是寻求的第一步。高宗的召见并授辛弃疾以右承务郎之职，只是一个不想抗战的皇帝做出的敷衍之举，没有实质意义，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孝宗即位后，要以武力去恢复中原，这为辛弃疾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也意味着辛弃疾要进行重新寻求。“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的赤胆与献上《美芹十论》的苦心经营之举，无非是要得到孝宗的任用而已。在这个过程中，辛弃疾付出过多少？这等于客观地说明了寻求的艰辛。1170年五月对辛弃疾来说是一个特遇的时候，孝宗召对延和殿，还得以迁任京官，《九议》上虞允文，这一系列事件对于一个迫切要求建功立业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难得的机遇，辛弃疾心里的满足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可以把此时的寻求结果与词句中所写千百次寻求“那人”，且找到了“那人”做一比照，可以发现二者结果的完全相同。
邓广铭将此词疑定作于1170年，因词中写的元夕情景与杭州相同，再据辛弃疾仕旅看，此时正在杭州做官。确定词的创作年代对此词句的真实含义领会至关重要。我们则还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这个时候是辛弃疾心里较为满足的事实，因为这时辛弃疾“求女”有得，与后来多次被贬的心境完全不同。诚然，光宗、宁宗都召见过辛弃疾，但彼时的情形与孝宗第一次召见完全两样，且在1188年之后，因而没有必要在此处详细讨论，当然也不可能与我们讨论的命题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