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问》体赋”也是重要信息。毛庆先生撰文《〈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云：“王夫之《楚辞通释》重于义理阐发，认为《天问》要旨在于以历史兴衰成败之教训讽谏楚王，‘抑非徒渫愤舒愁已也’。”毛庆著，《〈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殷光熹先生认为，《天问》是“天”来问“人”，不是“天”来问“天”，也不是倒过来“问天”。“天”指“天民”“天人”或“至人”，这个“天”可看做是作者的代言人。在《天问》中，屈原“将自己在生活中的痛苦和悲哀，化解在茫茫宇宙之中，将自己在楚国为之奋斗而无法实现的理想寄寓于寻求宇宙真理之中”殷光熹著，《〈天问〉题名考辨》，《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好心不得好报，原先尚存的一点幻想也随之破灭，令他怀疑的问题越积越多，（包括“天命”和“天道”），越来越使他困惑不解，愤愤不平，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只好借天设问，将郁积心中的一大串问题倾诉出来，‘以渫愤懑，舒泄愁思’。这是触发诗人创作《天问》的直接动因”殷光熹著，《天问结构的独特性》，《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姜亮夫先生曾疑《屈原列传》颇有错简，传文此处虽不必定为错简，但其所言‘天为人始’‘人穷范本’‘倦疾呼天’等语定不只为《离骚》而发，亦含有太史公对《天问》命意的概括。”“人穷反本，坎坷的人生遭遇引起屈原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从而企图通过《天问》的疑问方式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进行探索和总结，由这一创作动机所决定，诗篇中饱含着作者面对苍天痛心彻骨的情感倾诉。”姚小鸥著，《〈天问〉意旨、文体与诗学精神探原》，《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联系屈原作《天问》看辛弃疾“用《天问》体赋”《木兰花慢》，我们不仅看到二者创作时身处逆境的等同，更看到了“《天问》命篇之意，既非一般意义上的‘问天’，亦不可笼统地说是对‘宇宙形成、天地开辟、人类开始、历代兴亡’等‘所提出的总疑问’”姚小鸥著，《〈天问〉意旨、文体与诗学精神探原》，《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既然屈原如此，那么辛弃疾仿《天问》所作之词，就不可略之为“神悟”云云。“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五）的创作惯性又客观地向世人宣示了稼轩词深含内蕴的必然。
王世贞《艺苑卮言》将辛弃疾与曾觌等人并提，其云：“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南宋如曾觌、张抡辈应制之作，志在铺张，故多雄丽。”其中特别提及曾觌应制之作，理应包括《壶中天慢》词，而前此所言“词至辛稼轩而变”是否针对曾觌应制词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这又是我们决断辛词针对曾词而发的“放心”证据之一。
三
“南渡之初，危如累卵”（黄氏《蓼园词评》），而整个南宋统治的近一百六十年中，“真正地完成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从‘奉之如骄子’到‘敬之如兄长’，直至‘事之如君父’的三部曲”邓乔彬著，《爱国词人辛弃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此期间词坛上的艳情主题不得不让位给了忧国的新主题。杨海明著，《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忧国主题表现形式多样，其中有由问月、探月引发出对人生范式、社稷沉沦、民族衰微的沉重思考，有以月亮盈亏圆缺作为描写对象而寄托半壁江山之思者，有以玉斧补镜描写暗寓“他年要补天西北”的抗战爱国思想者。总之，均以月亮作为意象，汇入忧国的行列之中。
向子人多称其有忠节，可见于胡寅《酒边集序》《乐府纪闻》，以及毛晋《酒边词跋》、冯煦《蒿庵论词》等。其人一生以抗金名世，词以上承苏轼为人所知，有词集《酒边集》，以南渡后之作为“江南新词”，其前之作为“江北旧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酒边词》上卷曰‘江南新词’，下卷曰‘江北旧词’。新词绍兴中作，旧词宣和、政和中作也。以老境渐归平淡，故退置少作之后云。”据此可知，其作《洞仙歌·中秋》当在“江南新词”之列。《全宋词》横排本与竖排本均将此词列入“江南新词”前列。此词以月亮为主体描述对象，多出问月语句，且有玉斧补月（镜）云云，寄托了“教夜夜、人世十分圆”的家国祝愿之意。绍兴始于1131年，止于1162年，子卒于1152年，享年六十八岁，在绍兴年间度过二十一年，居后半生多数，其中因忤秦桧意而罢归（1139年），闲居清江十五年。子生活的后半生，其进退与南宋朝浮沉一致，看到过宋军收复失地的胜利，也看到过宋朝的不堪一击；经历过和议的耻辱，亲见过秦桧两次拜相的荒唐，也感受过岳飞被杀的冤屈。其间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南宋统治阶级内部主战与主和之争亦至为激烈。作为一名力主抗金的将领，面对国破家亡，无时不有“故园目断伤心切”（《秦楼月》）之慨。在这种环境与心境驱使下创作的词，有“感时抚事”（《水调歌头》小序）是可想而知的。由上述可推知《洞仙歌·中秋》借月寓意的主题意蕴。王沂孙以月亮意象寄兴亡之感，亦广为人知，《眉妩·新月》为是作。沂孙生长于宋末元初，亲身经历过华屋山丘之变，作咏物词常有遥深寄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评曰：“词味之厚，无过碧山。”张惠言《词选》评曰：“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卷六又将此词与东坡《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等词同列于“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一系。无须细品味便可知悉碧山此词是用新月意象寄托深意的。这种创作模式正与南宋词坛以月亮意象汇入忧国主题相合，而且语出“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增订注释全宋词》注此句云：“此处用本朝故实(指曾觌《壶中天慢》“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以寓亡国之悲。”末句亦针对曾词末句而发，以寓亡国之悲，此不复引。李曾伯为南宋末年人，懂军事，有匡救衰世之志，但为贾似道所嫉罢职。李曾佰《水调歌头·再赋》中用“我袖有玉斧，当为整乾坤”表意，《全宋词典故辞典》释此句为“句中化用‘玉斧修月（补镜）’典故表现自己的心志”，“作者望月而想到山河有待恢复”。李曾伯《喜迁莺·乙未中秋同诸北客玩月于颍州之南楼》作于端平二年（1235年），时为理宗执政，国势已出危机，特别是此年蒙古攻宋，又攻高丽，并开始第二次东征，对南宋构成巨大威胁。曾伯此时尚未受到落职、劾罢之痛，心中意志坚强，因借月亮意象寓志，下阕曰：“坐客。休叹息。看此清光，天岂限南北。便好乘风，为持玉斧，修取山河如一。西湖旧时花草，会遣孀娥重释。从今去，举太平玩事，长如今夕。”词以月亮意象寓忧国主题，于此得以全显。辛弃疾有数首以月亮为中心描写对象以寄寓忧国主题的佳作，在南宋词坛有较大影响。其《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一轮秋影转金波”中的“斫去桂婆娑，人道是、青光更多”，一般注者仅点出此用典出自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即止，实际此句是“玉斧修月（补镜）”的转用，其含义与向子《洞仙歌·中秋》中“谁道斫却桂，应更光辉，无遗照，泻出山河倒影”同美。周济《宋四家词选》解此则别有心会，言“桂婆娑”“所指甚多，不止秦桧一人”。缘此则辛词深意自明，无须多解。《满江红·中秋寄远》为闲居带湖所作，词中对月亮的描写也成规模，而且将“玉斧修时”与“欲磨还缺”置于同一词面，这对一个具有“股肱王室之心”的词人来说绝非是无谓的应景之作。汪莘也值一提。其人生卒年为1155-1227年，有俊才却不屑举业，然不弃学业，隐居读书，涉猎范围甚广而为时人称道。嘉定间朝廷诏求直言，莘三扣阍陈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行师布陈之法，未得上报，鸿志终未能得酬。莘喜作词，有云“乃知作词之乐，过于作诗”。有以词寓志之作，其《水调歌头》“听说古时月”属此，且以月亮意象寓含忧国主题。词依小序“嘉定元年中秋日，因赋水调，其夜无月”，可知此词作于1208年。此年宋复秦桧王爵，宋金嘉定和议成立，改称伯侄之国，岁币增为三十万，另给“犒军钱”银三百万两，送韩侂胄首至金（三月即诏枭韩侂胄首于两淮）。上述重大事件多发生于同年的八月之前（和议九月初成，但四月真德秀为太学博士时，即上书论和议），且在当年五月有人评南宋国势极为危弱，腐败至极：“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条，其臣惩韩侂胄、苏师旦，无敢执其咎者，不足忧也。”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3669页。汪莘于上诸事不可谓不晓。因此，“明月不再盛，玉斧亦何为”就不仅仅是面对月亮空发浩叹，同理，“凭谁斫却，里面桂影数千枝”也非徒发虚问。这里的深意已在上述创作背景演述中作出回答，此不再复论。
金瓯寓忧国主题词例可略见如下。张榘生卒年不详，依端平元年（1234年）为观察推官、淳祐五年（1245年）为句容令、宝祐中为江东制置使机宜文字等职看，为理宗时人。张榘存词五十首，“而应酬之作凡四十三首。四十三首之中，寿贾似道者五，寿贾似道之母者二”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芸窗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史载，贾似道1246年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1250年知扬州，兼两淮制置大使；1259年为相，兼枢密使；1260年加少师，封魏国公，又进太子太师；1265年（宋度宗咸淳元年）加太师；1267年为平章军国重事。依上述可知，张榘寿贾似道词应作于1259年以后（贾似道为相年）。贾似道为相次年（1260年），忽必烈即称大汗，此时南宋已进入“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的危机时刻。迫于形势，贾似道开始“整顿乾坤定，千岁侍宸旒”（《凯歌·为壑相寿》）。其成就如何不论，献寿词者总是要将谀词说尽。《满江红·寿壑相》以半规凉月描写开篇，近末尾处有“关河尽补金瓯缺”句。“金瓯缺”既然与“半规凉月”照应，“补金瓯缺”指“恢复被入侵中原者所占领的宋朝领土。言壑相恢复了宋朝所丧失的国土”范之麟主编，《全宋词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205页。就成了不需要推论的结论。王埜生年不详，卒于1260年，时为贾似道拜相的第二年。此前王埜曾于宝祐元年（1254年）迁枢密院事。《全宋词》录其词三首，三首词中除一首“子寿母”外，均有“千古恨，吾老矣”（《西河》），“臣今虽老”(《六州歌头》)，说明词作于晚年。据词作内容可推知，词人有济世之怀，且行事有方，正验“淳祐间以察访使出视江防，从嘉兴至京口修葺官民兵船，并预备守险之需，江上晏然”所云。埜曾知镇江府，还上书言攻守等十八事，因而对金陵地理位置熟如掌珠。其《六州歌头》为写金陵“龙蟠虎踞，今古帝王州”之篇，其中云“黄旗紫盖，中兴运，钟王气，护金瓯”，“言金陵龙蟠虎踞，为王气所钟，它能保卫国家山河的完整”范之麟主编，《全宋词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1205页。。这里以金瓯之护寓忧国主题。李曾伯生活于“天下如器之倚而未坠于地，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徐宗仁语，见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4096页。的危急关头，对国运心存挂念，对皇帝亦存忠心，不止一次于词中夸赞“吾皇神武”（《水龙吟》第一与第三），并对“胡儿已落将军手”（《水龙吟》第一）充满欣喜，且断言“此虏自不能久”（《水龙吟》第三）。曾伯儒而知兵，边境之事，知无不言，对于“奋起朔漠，灭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蹂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靡荡，殆欲迁尽，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郝经语，见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4100页。的敌国形势也应知悉，因而常对国势持喜忧各参态度。襄阳得捷，便喜上眉梢，高兴地说：“金瓯堪保。”登经济楼，面对“依然旧江山”而发“愿天驱、五丁壮士，挽岷峨、生意与春还”，同时对国运民瘼生出隐忧，因此出语云“金瓯经营几载，鸿雁尚漂残”（《八声甘州》）。陈著两次以金瓯寓忧国，词见《贺新郎·次韵戴时芳》与《水龙吟·寿江阃姚橘洲学士希得》。王奕一首词中两次使用金瓯语，见《贺新郎》，小序以“遂使金瓯甑堕”比喻完整的国土遭到了侵掠割裂朱德才主编，《增订注释全宋词》第四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由于词之主题为“金陵怀古”，怀古即有忧今之想，因而词文本中的“可笑诸公俱铸错，回首金瓯瞥徙”之金瓯亦当与小序中金瓯寓意相同。文天祥“作词甚少，但他的词和他后期的诗文一样，每一篇都有一定的政治内容，都是有为而发”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183页。。词中亦有以金瓯喻国土之什，《满江红·代王夫人作》如是。词与王清惠《满江红》“太液芙蓉”末句“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作全程反向表述，出“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之语，“金瓯缺”显指国土残破。
四
稼轩视词为陶写之具，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时显得“锋颖太露”（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然“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者亦极多见。对于后者，人多以“集中多寓意作”（李佳《左庵词话》卷上）、“言外有多少哀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等论之。合而论之，稼轩词“雄深雅健，悲壮沉郁，俊爽流利，飘逸闲适，秾纤婉丽，都兼收并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夏承焘曾云：“他（辛弃疾）在写那首《摸鱼儿》词的同一年（孝宗淳熙六年），作一篇《论盗贼札子》，中间有‘臣孤危一身久矣……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即旋踵’之语，这就是他的作品不得不婉约其辞的原因。”夏承焘著，《夏承焘集》，第八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5页。这是我们认识稼轩词中具有“婉丽”特征的钥匙，也是我们证实辛词针对曾词而发的又一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