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铸“终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贺铸传》）。为了如愿，贺铸多番投靠他人，要求改武职入文资，其中给予他帮助的就有苏轼。贺铸向苏轼求情，是否用词体表达内心中的隐忧，这在文人的往来中是常有的事，就像朱庆馀向张籍发问考进士之事写出《闺意上张水部》诗一样。恰巧的是，苏轼的《青玉案》和贺方回词作于贺铸由武职换文资之后。贺铸对以武职换文资的成功有过痛快淋漓的诗意表达。贺铸诗集卷五载有《易官后呈交旧》诗，说出了内心的感慨：“当年笔漫投，说剑气横秋。自负虎头相，谁封龙额侯。聊辞哙等伍，滥作诗家流。少待高常侍，功名晚藏收。”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贺铸的《青玉案》不是五十岁时在苏州所作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66页。，而应推断为以武职换文资之前。这样就彻底否定了龚明之《中吴纪闻》中的臆断说法，还回了词作生成的本有面目。贺铸《青玉案》词中的“横塘”未必是实指，因横塘有苏州横塘所指，南京市西南也有横塘。左思《吴都赋》中有“横塘查下，邑室隆夸”之语。宋张敦颐《六朝事迹·江河门》释云：“吴大帝时，自江口沿淮筑堤，谓之横塘。”刘渊林注《吴都赋》也与之大致相同：“横塘、查下在淮水南，近陶家渚，缘江长堤谓横塘。”在古代，横塘近靠水边，多藏美姬，文人士大夫等有闲阶层常于此处寻欢。崔颢《长干曲》之云“妾住在横塘”即是注脚。贺铸曾在三十七八岁时（元祐三、四年）两次游金陵。要说词中的“横塘”是实指，也恐只能是南京西南之横塘。钱陈群《宋百家诗存题词》可能发现了贺铸词中的横塘是为淮水之南所指，题诗道：“铁面粗豪度曲才，庆湖湖畔老方回。最怜梅子黄时雨，零落秦淮旧酒杯。”最后一句之地点所指是明了的，读者一看便知。这个时候正是贺铸“自负虎头相，谁封龙额侯”的四顾茫然之时，触景生情当是情理中事。因此在贺铸早年就有“一番不得意、难以显言处”（黄苏《蓼园词选》），而非晚年独有。贺铸有可能将心中的苦楚用《青玉案》诉之与苏轼，算是找到了知音，苏轼也因此为贺铸作出了努力，成全了他的愿望。
二
查看贺铸的仕宦经历对理解“锦瑟华年谁与度”的深层意义具有助益。贺铸于仕途终生未能如意。“虎头相”的武人雄姿，“仪观甚伟，如羽人剑客”的丈夫气概，却不能改变元祐更化后大臣们对西夏所抱的屈辱态度，只能以侍卫武官身份出任和州管界巡检。面对如此无奈形势，贺铸表现出十分深重的内心痛苦。在和州任上，有诗表现出了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庚午五月乌江赋高望道中》不无情绪地说：“马革非吾愿，鱼餐厌此乡。”《丙子四月赋舟发金陵望发历阳作》对英雄投闲的无人问讯之苦表现出了无比痛惜：“谁怜跃马客，衰病再投闲。”“会解腰间斩马剑，肯寻江上钓鱼矶”（《戊辰九月乌江作度黄叶岭》）也是对武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情绪语。通过上述几首诗可以看出，贺铸对武职早已生出厌倦。在任武职于和州之前，贺铸长期奔波于地方边鄙，还动辄被罢。这种人生遭遇如何能谈得上美官？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了奢望。贺铸要求武职换文资，绝不可视为一时的心血来潮。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导致了宋人心理上视武人为不齿的偏颇，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祖训无疑使文人的地位远远高于常人的期望。贺铸在武任上不能如愿，可归咎于时代的不祥。但是在文资官任上，文采堪比诸多进士的贺铸，难道就能够如愿以偿？所以“悒悒不得志”在贺铸心中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伤结。仕途困顿在心中激起的痛也可使人“断肠”，所以“彩笔新题断肠句”就不可作过分拘泥理解。“江南断肠”理应不该全指失恋的断肠，也应该包括仕进失意的全方位内涵。
贺铸的人生失意困顿固然与个人“喜面刺人过，遇贵势不肯为从谀”（程俱《故宋朝奉郎贺公墓志铭》）的个性导致在关键时候无人提携、奖掖有关，但要想找出谁在何时故意为贺铸仕进设了障碍，又是极难坐实的事情。贺铸主动接近李清臣、范百禄、苏轼等人，求情于他们，以期得到帮助，不可能没有确切的文字作为中介，文字中也不可能不叙述自己内心的委屈。叙述的内容为何？只能权作推断。贺铸从十七岁离开卫州宦游汴京开始，就遇上了宋代史无前例的“熙宁变法”。熙宁变法的功过是非在此不谈，但由此揭开了宋人新旧党争的序幕是不争之实。在这样一个大化的时代里，政局虽然在王安石主持朝政期间貌似稳定，但在朝廷内部存在的斗争却屡屡预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起伏。熙宁变法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这对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但在党争面前，一切都要服从党派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连贺皇后的族孙被冷落也就不是什么奇怪之事了。从熙宁元年（1068年）到元祐六年（1091年）贺铸入文资前的二十多年中，政要人物的换位之速有如戏园的走马灯。最终贺铸还是搭上了苏轼于元祐年间回朝的马车才实现了“入文资”的愿望。李清臣虽然是变法派中的著名人物之一，与旧党中的苏轼应是不可志同道合，但“以示圣代育材敬善之意”（《中吴纪闻》卷三引李清臣语）是两党共有的心愿，更何况苏轼于彼时恰是朝中核心人物之一，为其让席的人何止一个。贺铸对苏轼的敬意早在乌台诗案之后不久就见诸贺铸诗集当中，当时贺铸非常清楚在新旧党争中，苏轼所处的弱势位置。这说明两人的友谊早已存在，是有共同基础的，而不是着眼于一时一事、一得一失的小恩小惠。在政局多变面前，贺铸作为一个有文名但又供职于武人行列，且位置十分卑下的人，能够想到他心中的愁怀与郁闷，以及在困境面前表现出的无奈。贺铸在入文资之前，其地位毕竟只是一个官位不隆的武职人员，对国家政事的走向不可能敏锐到与宰辅大臣同样的程度。在这个时候，想急于摆脱眼前困境的人，完全有可能发出“锦瑟华年谁与度”的疑问。疑问是迷惘的体现，贺铸选择以词表达忧伤的词心，说明他的迷惘并没有将自我完全丧失。“就重华而陈辞”的经典行为，对贺铸不可能是完全陌生的惊世之举。苏轼慧眼识人，又值元祐时返回朝廷，位近台辅，“几乎凡朝廷的每一重大决策，他都参与提供意见，即或不在奏章上正式提出，也会在书信或别的文字中反映出他的态度”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8页。，加上多年的友谊，自然要为同仁伸之以援手。在得到苏轼荐举之前，贺铸不向苏轼表达内在情结，这在文人雅士崇尚以文会友、以文传情的宋代是难以想象的。贺铸词不以写志为擅长，但不可谓无。著名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就“表达了人们迫切要求抗战、反对投降的强烈呼声”。钟振振语，见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939页。有前车之鉴，就有可能出现后者。《青玉案》中的“闲愁”难道就只是情河孽海中的闲愁？贺铸在武任上仅列岗哨之位，谈不上有丝毫作为，真乃“报国欲死无战场”。这种无为，对于一个颇有文韬武略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闲愁”？辛弃疾《摸鱼儿》词中的“闲愁最苦”显示并非男欢女爱情绪，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殊怨”，与贺铸“闲愁”有着同样意蕴，“稼轩豪迈之处，从此脱胎”（夏敬观《手批东山词》）的评价于此也是成立的。贺铸入文资之前，又值旧党执政，恢复了对西夏的投降态度，大片西北要塞拱手让与西夏。在这样的政局面前，武人不受重视是可想而知的。由此可以推知，贺铸寻求换职，不完全是出于个人性情。苏轼对贺铸的理解，应该从《青玉案》《六州歌头》等透露的信息及当下政局走向的判断等多方面得到启示。苦于贺铸词多没有小序，其他旁证材料又不多见，所以一些结论只能依靠惯常理性推论得出。
三
在上述考论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看贺铸作词学习古人形成的自有风貌。贺铸“博学强记”，能于古代典籍中任意拾取有益成分，加以“掉运，即自成一境”（陈匪石《宋词举》），构成名篇。《青玉案》词正是如此结晶。“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化用曹植《洛神赋》“美人不来，尽日凝伫”意而来，而《洛神赋》是“假托洛神寄寓对君主的思慕，反映真情不能相通的苦闷”的名作，传说曹植曾求婚甄逸女不遂，为曹丕所得，感于此而作，早已为后人认定为小说家附会之谈。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飞云冉冉蘅皋暮”也出自《洛神赋》，为化用“尔乃税驾乎蘅皋”而来。“锦瑟华年谁与度”出自于李商隐《锦瑟》诗中“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人们惯常于将“锦瑟华年”注释为与男女恋爱相关的青春年华，这种注释纯粹是龚明之《中吴纪闻》有关《青玉案》创作缘起于求横塘美人未得的猜测与附会，经不起推敲。“彩笔”句用江淹曾梦见郭璞向其索要五色彩笔典故。江淹彩笔被索后，从此才尽，作诗不出美句。用江淹此典明显含有“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恨赋》）的身世失落意味，否则“断肠”就成画蛇添足与无病呻吟。“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来源于李后主《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又与秦观《千秋岁》“飞红万点愁如海”设比相似。贺铸词句在声吻上与李后主《虞美人》酷似。众所周知，《虞美人》是李后主成为阶下囚时所作，有绝命之嫌。显然李后主彼时之愁是复杂的，不可能单指别离旧巢后不可与旧日宫中情人相见之愁。秦观《千秋岁》作于“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曾敏行《独醒杂志》）之前的衡阳贬所，而秦观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特色，何况《千秋岁》里的艳情成分极为隐秘，难以确切识定。秦观于那样的特定环境中所存之愁，也是复杂的，不可简单视之。苏轼看到贺铸词句与秦观词句的共有情韵，认为只有秦观才能道出与之可比的内在情怀。黄庭坚也将贺铸与秦观的满怀愁情等视，在《寄方回诗》中别有感叹地说：“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秦观与贺铸的对比能够发现二人愁的内涵，这为我们判定贺铸“闲愁”的质性又添了一个证据。胡仔还认为，“梅子黄时雨”是化用寇准诗句“杜鹃啼处血成花，梅子黄时雨如雾”而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引潘淳《潘子真诗话》）。
《青玉案》词设计的求女不得而生无限愁情的意境，与《离骚》中的求女情节完全相同。由于在其他考论中已对“求女”作过阐释，此处不再重述。我们知道，《离骚》中的求女情节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奠定了一大范式，古代学人极少有不受其影响者。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二中就看到了贺铸对《离骚》精神的继承，说出了颇有影响的话语：“世间有《离骚》，唯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曹植《洛神赋》明言“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但在行篇构思上也没有摆脱《离骚》奠定的基本思路影响，因为“屈原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二者具有创作精神的同一性。由此可知，贺铸采用“凌波”以开篇，实也是对《离骚》的辗转学习。
《离骚》具有强烈的抒发内心郁闷之情的倾向，在中国古代抒情诗中，堪称奠基之作，对贺铸《青玉案》同样具有明显影响，张耒褒奖其为“幽洁如屈宋”（《东山词序》），唐圭璋将此称做“满纸忧伤，固是得力于楚骚者”（《唐宋词简释》）。贺铸的忧愤情怀，在其任武职之时尤其浓烈。国事的衰败带给武职人员的精神压抑，投降态度弥漫朝野，无疑又使本来低落的武人士气雪上加霜。贺铸将这种人生失落在词中以“求女”不得，只落得“但目送、芳尘去”的常人都能遇见的现象加以艺术提炼，表现得既不离《离骚》之古，又能翻出于己于人皆能说通的新意，读来颇为耐人寻味。一些附会者之所以一附即起效应，完全是作了符合人心嗜好的文章。但附会又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于通过附会客观上增加了词的影响，为“贺梅子”成为词坛上之美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上述可以看出，贺铸《青玉案》词的主要特征在于成功的涵古与用古。作品中采用什么样的典故，融入什么样的诗意，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输出效果，创作者有明确的追求，而后者是以前两者作为前提的。这样解读《青玉案》词中涵用的古代文化信息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屈原、宋玉、曹植、江淹、李煜、李商隐与寇准在古代文学史上的作为有目共睹，影响所及，众人皆得沾溉。这些人的人生经历与他们的创作一样，在后人心中多能引起共鸣，特别在创作主体身处逆境之时，应用已成的原典能够便捷地传达出作者苦闷的内在情结。贺铸在一首小词中几乎句句不脱古典，标明其内心与之沟通已达天衣无缝的程度，但同时也生出另外负面效应。由于后人对原典的判断有时不能完全切中原意，所以面对隔世之作，往往会生出歧解。李商隐的诗遇到过如此境遇，贺铸的《青玉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锦瑟华年谁与度”更是从众说不一的《锦瑟》诗句中脱出，有别解应是能够预料中事。
四
杨海明先生对《青玉案》词蕴涵有一段颇能启人思考的论断，兹录如下，以便领赏：“以前人们往往仅把它当做一首优美的艳情词来欣赏，实则其含义恐不仅止于此。”“如若唯因目睹一妙龄女郎的‘芳尘’凌波而去，就生出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闲愁’，那当然勉强也可说通，但终究不够让人感到‘圆满’。关键的一句则在于‘锦瑟华年谁与度’。此句出自李商隐《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而全词也正同《锦瑟》诗那样，有着借物（贺词是借事）而感怀身世的扑朔迷离之风格与美感。词中的这位‘凌波佳人’，一则透露出极美的姿质，二则透露出孤芳自赏、寂寞幽困的气息（“只有春知处”也），三则透露出‘迟暮’之意味（“华年”无人“与度”也）。从她身上，就曲折表现了作者自伤身世、理想‘失落’之悲观。”杨海明著，《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1页。上述论断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具有拨正与回归本来面目的意义。杨海明先生将“锦瑟华年谁与度”视为《青玉案》词中“关键的一句”，对本文的立意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