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匪石《宋词举》评“舞低”两句：“既工致，又韶秀。”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2004年，第340页。“工致”包括对称工切，可见“炼之之法如何？贵工贵雅，贵稳贵称”之论也包括神炼，而晏几道恰好是被称为“神于炼”的圣手，“炼句本于炼意”陈匪石《声执》，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948-4949页。，那么，句对与意对也应密切相关。“舞低”“歌尽”两句无疑涵盖了上述各个方面，字对句对不用费心便可识知，意对亦明显。“舞”“歌”“底”“尽”为主体行为，“杨柳楼心月”为“舞低”的宾语，是对客体的描述。按意对说论，“桃花扇底风”也必定是对客体的描述，这里的客体即是听众，据此可知，桃花扇的执主就该是听众，而非歌者。晏几道此句词的主客描述较难识别，柳永、吴文英以篇幅写主客，晏几道则用词句写主客，加上歌者执扇演唱的大量被写，促使人们形成了以惯常表达观照的定势思维。细察可见古诗与晏几道词句描述甚为相似。“一舞剑器动四方”（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行》），“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白居易《琵琶行》）均如此，稍稍细辨便可识知其中意味。
除歌扇可生出风外，歌舞绝妙时也可生出“风”的感受，这是古人歌、舞、风经常同写的基础。晁端礼有词可证，其《一落索》如是写：“崔徽歌舞有余风。”朱德才主编，《增订注释〈全宋词〉》第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376页。薛曜《正夜侍宴名诏》诗写饮宴情景为：“酒杯浮湛露，歌曲唱流风。”上选数诗见《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868页。苏轼写唱歌妙至似风起有著名词作传世，即《定风波》，词上阕云：“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吴小林鉴赏此词时云：“她（柔奴）能自作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令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暑之地一变而为清凉之地。”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650页。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写高歌情景为：“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注释者于此句不太关注。此句所写歌唱效果与上述例举实为同一关键，只是表达稍有不同而已。歌声能惊散楼头飞雪，夸张中寓实情，佳歌至凉风起的程度，楼头飞雪才可惊散，是飞雪甘认不如的拟人描写。此句不能断定为对苏词的化用，但与苏词所写模式是完全相同的。萧纲《梁尘》诗也写了歌声可起风的情景，诗云：“依帷蒙重翠，带日聚轻红。定为歌声起，非关团扇风。”傅承洲，慈山等，《玉台新咏》，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578-579页。诗写歌声美妙引出的效果，“定为歌声起，非关团扇风”为互文，说明歌声引起的风促发了“重翠”与“轻红”，因而才有末句“非关团扇风”的补写。“歌尽桃花扇底风”与萧纲所写基本相同，即歌声引发的流风致使听众手中持有的桃花歌扇停止摇动，“尽”为“完”之意，可转释为“停止”。听众之所以停止摇动桃花歌扇，是因为歌者唱歌引发的凉风之感已超过了摇扇发出的凉风之感。这是对歌者演唱技艺的高度夸赞，与苏轼赞柔奴歌声之美完全相同。刘过《浣溪沙·赠妓徐楚楚》写徐楚楚于酒席宴上与客人谈笑生出的绝好感受为“席间谈笑觉风生”，其意思无非是说，徐楚楚的谈笑给人带来了减除热烦的感觉，具有风生起凉作用，与“歌尽桃花扇底风”意思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刘过是正面描写，晏几道则是反面描写而已。
“歌尽桃花扇底风”写出了歌者美妙歌声达到了清凉的境界。清凉境界为宋人多写，也为世人所盼。清凉为热烦苦恼的对立，是人生追求生存适意的良好向往，特别是佛道两家以清凉世界象征理想境界。受此影响，宋代词人也不时作一些与佛道清凉境界相似的词作。朱敦儒《满江红》“竹翠阴森”结尾有“怎似我、心闲便清凉”句，写出了彼人对“清凉”的心理向往。刘克庄《清平乐·居厚弟生日》则云“震旦人人炎热，补陀夜夜清凉”，也表现出对清凉的心理向往。苏轼作词或云“冰雪透香肌”（《南乡子·有感》），或云“雪肌冷”（《阮郎归·梅词》）等均与“雪飞炎海变清凉”用意同，是对清凉境界的肯定。黄庭坚《与欧阳元老书》赞苏轼岭外文字云“今日方暇遍读，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亦出于同样的审美理想。陈人杰《沁园春》“万法皆空”云及“两腋清风茶一杯”也对“清凉”持向往心态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2084页。。晏几道生长于北宋，其时朝野之人“无坐不谈禅”司马光著，《司马温公集》卷十二《戏呈尧夫》。。由此可推知晏几道对佛禅清凉境界是熟知的。只是晏几道作词“字外盘旋，句中含吐”先著著，《词洁辑评》卷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冯煦著，《蒿庵论词》,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卷下，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本，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韵胜”陈廷焯撰，《词坛丛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曲折深婉，浅处皆深”吴梅著，《词学通论》，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本，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吞吐含蓄”陈匪石著，《宋词举》，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本，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在一句词中包括了歌者与听者两个空间的组合，不类苏轼写柔奴歌声之美仅以单线条描述易于理解，因而引出了苏轼词无法可比的审美效果，也使原意生出了多种歧解。
“尽”在此处为使动用法，判断依据源于“舞低”句中之“低”为使动用法。因前后两句对仗十分工整，前句用使动，后句在同样的位置也要用使动。“所谓动词的使动用法，就是指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不是由主语所代表的人、物来施行，而是由主语使宾语所代表的人、物施行这个动作”村夫，向东著，《古汉语语法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页。。古汉语中这种语例极多，举例可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项伯杀人，臣活之”（《史记·项羽本纪》），“买臣深怨，常欲死之”（《汉书·朱买臣传》），不一而足。据此可知，“歌尽桃花扇底风”在说歌者歌声美妙，使听者所持桃花扇之风消尽，即听者因歌声生出了“声起，雪飞炎海变清凉”的感觉，因而停止摇扇纳凉行为。当然，这样形容歌声之美纯属夸张的修辞手法。古诗“咏妇人多以歌舞称”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46页。，如庚信《和赵王看妓》云：“绿珠影扇薄，飞燕舞衫前。”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卢思道《夜闻邻妓》云：“怨歌声易断，妙舞态难双。”但在诸多诗句中，较少使用动词的使动用法，因而易于诠释，而晏几道于词句中使用了使动这种“经济的用法”周秉钧编著，《古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33页。，不仅使词句成了千古名句，也为词句的难解留下了隐因，但抓住如上所述几个要素，难点也就迎刃而解了。
“锦瑟华年谁与度”考论
“锦瑟华年”含有字面以外的不确定性意义指向，未必全指“美好的青春时代”。词句是对李商隐《锦瑟》诗中“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化用。李商隐的诗句本身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贺铸是“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的博学业文之人，对李商隐诗句的深刻内涵有着独到领会。词句实是对如何选择前程的内心迷惘体现。贺铸一生挣扎在多变的政局与个人前途难卜的困顿旅途当中，心生迷惘具有必然性。借助求女未果而心生愁怨的写法表达内在情思，是传统文学的重要表现方法，王灼将贺铸的这种手法与《离骚》合看，诚为识津之言。
一
“锦瑟华年谁与度”词句出自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词中，兹录全词如下，以供观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贺铸《青玉案》创作的大致年代是个谜，而要说清“锦瑟华年谁与度”的深层意思，创作年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从目前可以见到的数则材料看，多表现出见仁见智的迹象，往往按照词意作随意创作年代判断，其合理性自然值得商榷。为了能把问题说清楚，此处权列几则背景材料如下。
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概云：贺铸退居苏州有小筑，在盘门之南十余里，地名横塘，方回往来其间，尝作《青玉案》词。后山谷有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从有限的背景材料中，可以推知此处明显将《青玉案》的创作时间定为贺铸晚年居苏州期间。周汝昌依据此则材料将词的创作时间明确地断定为“退居苏州时”的晚年。唐圭璋，周汝昌，缪钺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912页。此则材料中还云，贺铸“徙姑苏醋坊桥。方回尝游定力寺，访僧不遇，因题一绝云：‘破冰泉脉漱篱根，怀衲遥疑挂树猿。蜡屐旧痕浑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王荆公极爱之”。此则材料矛盾百出，绝不可凭信，错误之处至少有两处。黄庭坚赞贺铸《青玉案》词之诗句不可能出现在贺铸晚年退居苏州期间，也不可能出现在贺铸客居苏州期间。退居苏州的年代更晚，此处无须辨识。客居苏州时间在1108年，时贺铸五十七岁。黄庭坚于1105年就已辞世。夏承焘对此也有过纠正，认为“《青玉案》词崇宁初已为黄庭坚所赏，居吴不始于此年。大抵元符末江夏去官之后，曾客寓苏州也”。夏承焘著，《夏承焘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这是纪事破绽的第一点。其二，“王荆公极爱之”云云，也是错误的。定林寺在金陵，而方回元祐三年始游金陵，在王安石卒后之二年；此诗（王安石所爱赏贺铸之诗）在诗集补遗题作重游钟山定林寺，下注作年为“辛未正月金陵赋”。辛未为元祐六年，此时王安石去世已五年。另有《王直方诗话》、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一与《中吴纪闻》相沿而误，均得到了夏承焘的勘正。夏承焘著，《夏承焘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叶梦得晚年与贺铸在苏州有过一段过往较密的生活经历，彼此多有了解。叶梦得因此为贺铸作过传，保存在《石林居士建康集》卷八中。当中提到贺铸的许多生平事件，也提到《青玉案》词之事，如云“建中靖国间，黄鲁直自黔中还，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为似谢玄晖”等，不用一一道来。但叶梦得没有提到过《青玉案》为贺铸晚年定居苏州时所作，更没有提到《青玉案》的创作本事。如果真有如常人所说的“凌波不过横塘路”之事，“喜剧谈天下事，可否不略少假借”（叶梦得《贺铸传》），“最有口才，好雌黄人物”（郑景望《蒙斋笔谈》下）的贺铸不可能不在好友叶梦得面前道及作词的得意创作本事，与此同时，叶梦得又是一个极好做笔记记录趣闻轶事的人，是贺铸故意不向叶梦得提起，还是叶梦得有意回避，抑或根本就没有这一桩事，是后来的人根据词意演绎出来的故事。叶梦得知道“贺梅子”之称，作词还受到贺铸前辈的影响，但未记作词本事，其中之密钥让人费解。龚明之生1091年，逝1182年，是一个高寿之人；叶梦得生1077年，逝1148年。两人生年相差十几年之多，而逝年相差三十多年。两个人都在苏州度过一些时光，也有同样的爱好。龚明之所著《中吴纪闻》六卷于苏州，“采吴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风土人文为新旧图经，范成大《吴郡志》所不载者，编次成帙”邱树森主编，《中国史学家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81页。。（《吴郡志》成书于范成大晚年，范成大1193年去世，比龚明之晚去世十一年之久，言《中吴纪闻》补《吴郡志》不载者，恐有错误）据此可知，《中吴纪闻》中所记也许有些属于传闻，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可靠，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后人将《中吴纪闻》中的贺铸作《青玉案》本事予以一再讹传，造成了贺铸词编年的误会，应该得以纠正。另据夏承焘先生《贺方回年谱》考证，贺铸与程俱、叶梦得往来始于1113年，贺铸时年六十二岁，叶梦得据推算还不到四十岁，贺铸享年七十四岁。叶梦得于彼时就知晓“贺梅子”之事，这又能够证明《中吴纪闻》纪事之不实。
李之仪、黄庭坚、郭祥正、黄元明、张耒、苏轼等人都知道“贺梅子”词，且多有和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苏轼《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苏伯固归吴中》。有趣的是，苏轼此词作于1092年八月（元祐七年壬申），时在扬州，且词的知识产权不应受到质疑。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717-718页。1092年正月贺铸客金陵，时年四十岁。苏轼与贺铸两人所处地方距离很近，交往极为方便，贺铸完全有可能将自己的《青玉案》呈与苏轼。“贺方回初作《青玉案》词，遂知名”（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苏轼有和作，当然是在《青玉案》广为流传以后的事。这样我们又可以将贺铸《青玉案》词的作年再往前推一些年段（夏承焘先生认为贺铸此词作于五十岁居苏州时，依前推论，“五十岁居苏州时”作固然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