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国富民强、政治开明，人们个性解放，妇女地位有所提高，所谓“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她们在文化、婚俗、政治生活中都表现出这个特定时代的印记。
文化上，据《旧唐书·后妃传》记载，后妃中有著述成就的有11人；此外，还有不少人在诗文、书法、绘画等方面有一技之长。如高祖皇后窦氏，不仅“工篇章规诫”，而且“学类高祖之书”。太宗的长孙皇后，“尝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太宗的徐贤妃自幼诵读《论语》、《毛诗》，及长“遍涉经史，手不释卷”。一代女皇武则天，不仅兼涉文史，而且能诗、晓音律、工翰墨。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既明习吏事，又擅长诗文，所作之诗“辞甚绮丽”，成为一时之风尚。
官宦之家的妇女多秉承家训，自幼便开始读诗书，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柳宗元的祖母尹太夫人，7岁便晓《毛诗》及《列女传》，稍长，“旧史及诸子书，太夫人闻而尽知之”。唐代许多文化名流早年多得力于母亲的教诲，如颜真卿，“少孤，母躬加训导，及长，博学，工辞章”。欧阳询之子欧阳通，也是“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此外，一些寒士家庭，妻以诗相赠答，往往也能写出委婉动人的诗篇，如流传下来的葛鸦儿的《怀良人》：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乃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
唐代社会婚俗也较为宽松，社会上对离婚、再婚、寡妇再嫁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旧唐书》记载出嫁的123位公主中，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对于此类事情，社会上没有任何非难。安乐公主就曾下嫁给武崇训，崇训死后又嫁崇训的胞弟延秀。唐代妇女因“情志不合”而要求离异，也是常见的，如侍御史李逢年之妻，“中丞郑日方之女也，婚后情志不合，去之。”唐代还出现夫妻双方通过协议而离婚的现象，当时称为“和离”，离婚之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从政治上看，唐代女性参政之多，影响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高祖李渊当年在太原起兵反隋时，其女（后封平阳公主）在县（今陕西户县）散家财招募军队，得7万人，时称娘子军。女皇武则天，更是成为女性参政的最高代表。从掌权到做女皇，统治国家将近半个世纪。女皇的出现，也鼓励了皇室贵族女性的参政之风。中宗时的韦皇后，才能低下而野心极大，妄想步武则天之后尘，结果被李隆基和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联合力量所诛灭。太平公主因而权势显赫，“仪比亲王”。她的野心不断膨胀，还想发动政变，被玄宗李隆基赐死。
唐代有些女性，在外敌压境的危难时刻，表现得正义凛然，令人击节赞叹。安史之乱时，卫州女子侯四娘、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娘等，在叛军大举南下之际，“相与歃血，赴行营讨贼”。即使贵为公主，在紧要关头也有令人敬佩的举止。宁国公主远嫁回鹘，在临别时慷慨陈词：“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肃宗为之流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