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郑两个月的滞留期间，我们并不知道前方的详细情况，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在新郑苦苦等待之日，正是湖南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弃旧图新之时。
1947年，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为稳住中南阵脚，又防止桂系势力扩张，利用程潜与桂系之间的矛盾，于是年6月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江西、湖南两省，兼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在国民党中有“元老”之称，他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县，早年和黄兴、宋教仁等组织革命同志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汉前线指挥官；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后，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护法战争中，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后任孙中山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历任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官等一系列要职。
此时党中央对程潜作了分析，认为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战争与林伯渠合作，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率部抗击日军，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程潜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矛盾。程回到湖南后，蒋介石随即委派自己信任的李默庵、黄杰、刘嘉树等人到长沙周边地区驻军，加强对程的控制，另外还将军统特务杨继荣安插在程潜左右。加上白崇禧拥重兵驻武汉，也在对程潜施加压力。因此，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蒋家王朝即将瓦解之际，程潜在处境艰危的情况下，有被争取到人民这方面来的可能。
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湖南采取“和”与“打”的两手策略，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和解放军的强劲攻势，程潜集团终于接受了和平解放湖南的方针，并于8月4日下午最后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率长沙“绥靖”公署、第1兵团部和所属3个军部、9个师、3个保安师，除少数叛逃的外，共7.7万余人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当时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毛泽东和朱德连忙复电，称：“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8月5日晚10时许，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6军138师，在小吴门举行盛大的入城式。长沙十万市民夹道欢迎，宣告和平解放。
湖南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刻，我们正急如星火地赶往湖南。7月22日我们从新郑出发，乘火车赶往武汉。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以机变著称，毛泽东评价他为“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2月初，白崇禧还调整兵力部署，打算坚守武汉。谁知人民解放军来势凶猛，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一举突破长江，23日攻克南京。二野第四兵团南进，切断了白崇禧与汤恩伯的军事联系。5月7日，二野第四兵团向南浔线（南昌—九江）运动，直接威胁白的侧后。萧劲光率领的四野先遣兵团和地方部队一起构成对武汉的合围态势。白崇禧为保存实力，一看大事不好便溜之大吉。15日下午他乘飞机逃往长沙，行前下令破坏铁路和桥梁。抵抗和破坏都成了螳臂当车。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和汉阳。
我们前往武汉时，这里已解放两个多月；但是遭到破坏的铁路还没有修复，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于7月25日才到达武汉市以北的滠口车站。那里的桥梁已被炸坏，连续数日的暴雨把路面给淹没了，我们全体人员只好在没膝的洪水中艰难地行进，直至深夜才进入市区。
进入武汉，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市民在大街上睡觉的景观。他们在酷暑的威逼下，都横七竖八地穿着短裤背心在自家门口席地而卧，挥舞着蒲扇，消解闷热的困扰。这让我们初来乍到的北方人感到十分惊奇。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环境使然。原来武汉是与南京、重庆及南昌齐名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而武汉又号称“一代炉魁”。原因是此地江河湖泊众多，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一方面减慢了地面热量向空中辐射的速度，另一方面使人体表面不易散热，汗出如浆，闷热难耐。真的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到武汉市民在酷暑中煎熬，使我们产生了到南方“赶烤”的恐惧。事实正是这样的，在武汉我们真正尝到酷热的滋味。七八月份正是这里的高温季节。白天，你在烈日下行走，犹如进了烤箱，暴露在外的皮肤被强光辐射灼得通红；夜晚，虽然太阳落了，热浪稍退，但仍然是一个蒸笼，使你汗流浃背，胸闷气促，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1911年10月10日，推翻了几千年封建统治制度的辛亥革命在武汉首义成功；1926年10月，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叶挺独立团和其他革命军队，在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中，击溃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攻克了武汉，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1927年8月7日，中共著名的“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从此，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以武装革命对付武装反革命的道路。
为了等待湖南和平谈判的最后结果，我们在武汉又停留下来。我们的驻地是一所小学，紧挨着寺庙。寺庙里传出的苍茫悠长的钟声、僧侣们低沉的诵经声以及敲打木鱼的清脆节奏，汇成一曲奇妙的乐章，萦绕在耳，使人有一种神秘之感。想不到，战火熄灭仅仅两个月，佛门就恢复了往日的静谧，和武汉街头市民安然露宿的情景相映成趣。这说明人民解放军越是强大，越是进军神速，人民遭受战火的蹂躏就越少，也说明武汉的地下党组织在保卫城市、迎接解放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
在武汉，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平生第一次看电影。这场电影在我的心灵深处掀起了一场风暴，唤醒了我的青春意识。影片名也叫得好，叫《青春的旋律》，是苏联纪录片，拍摄的是苏联的一次体育盛会。影片中运动员那火一般的青春活力，线条清晰而强健的体魄，构成了美与力的动人画卷。我是在封建礼教束缚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对女人不敢正看一眼，与她们接触也是还未开口脸已通红，所以参加革命后同志们都戏称我为“老妹子”。但我是一个男孩，一个日益成熟的男性。因此，当看到影片中朝气蓬勃的女运动员漂亮的面颊、灿烂的笑容、修长裸露的大腿、高耸跳动的胸脯，我简直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躁动。这是怎么了？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了。
这场电影激起我无限的遐想。我们的南下队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是青春的伟大集合体。如果说时代是青年的时代，那么，正是青年创造了时代，是火热的青春铸成了历史的丰碑。如果把摄影机的镜头移向我们那个时代，看到的必定是数百万武装青年在党的号召下，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奔向祖国的江南，去彻底埋葬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蒋家王朝、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伟大辉煌时代的扣人心弦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的美丽与辉煌必须在伟大时代的舞台上去展现，如同运动员在体育场馆里展现一样。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庆幸自己适逢这个伟大时代，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人生苦短，时不我待。虽然，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是生机勃勃、绚丽多彩的季节，是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是展现辉煌、创造新生的时光，但又是如风如云，稍纵即逝的瞬间。青春对于人只有一次，“挥霍青春是浪费”（肖伯纳语）。因此，我恳切期望青年朋友们切记：珍惜青春，拥抱时代。
我们在新郑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时，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武汉。这场争论引起了我的学习兴趣，并通过争论认识了一位同志。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类的一种），他们早期生活在森林里，故称森林古猿。在距今6000多万年以前，地球上气候发生了变化，森林地区减少，出现了林间空地和稀疏的草原，一部分古猿为了寻找食物，经常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了用两脚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的第一步。于是前肢解放了出来，从事其他活动。经过千百万年的劳动，手变得越来越灵巧，终于发展成能够制造工具。同时肢体的各个部位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日益发达。在集体劳动中，迫切需要一种交流思想和表达意志的工具，于是就产生了语言。而语言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大脑的发展。又经过1000多万年的发展与进化，就形成了现代的人。
对我来说，这是破天荒地知道了这个道理，不仅信服，而且激起了极大的求知兴趣，可以说这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次重要的启蒙。可是有位同志对于这个道理死也接受不了，他认为这是奇谈怪论，是对人的侮辱。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竟然提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或文盲的队伍，辩论这个问题，无疑是很吃力的。
正是通过这场辩论，这位同志引起了我的好奇，因而很喜欢听人讲述他的故事。这位同志，身材高大，脸大黑粗，像一座铁塔，所以人称“大某某”。他出身很苦，从小就浪迹天涯，在码头上做过苦工，饱尝了人间酸甜苦辣，也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据说他的一位舅舅是个地主，北方的土改开始时曾经出现过对地主乱打乱杀的现象，但作为外甥的他总不能亲手打舅舅吧，于是他导演了一场外甥幕后指挥打舅舅的闹剧。他对贫下中农说，我站在篱笆后面敲一下锣，你们就打一下。开始时他有节奏地敲，贫下中农的拳头和棍棒按照他的锣声一下又一下地打下去。可是后来，他越敲越密，人们已经跟不上锣声的节奏了，于是拳头和棍棒雨点似地落在他舅舅的身上，结果把他舅舅打了个半死。
到湖南以后，他被分配到江华县。1950年冬被抽调到祁阳县搞土改。湖南的冬天是很阴冷的，连绵不断的阴雨和潮湿的空气加上四面通风的房屋，寒气袭来，无处躲藏，哪有北方的热炕头那样暖和。于是穿着单薄的他牢骚来了，给时任地委组织部部长的胡云初同志写了一封信，发牢骚说：“你们是人养的，我也不是铁打的。”因为他在祁阳工作不安心，组织上又把他调回江华，担任某区农运会主席。但在这里他又出尽了洋相。南方的土改因为吸取了北方的教训，一开始就强调严禁乱打乱杀。可是这位同志想不通，变着法子对着干。他不敢自己动手打人，就命令地主分子互相打，他在旁边津津有味地看，看着看着，手痒了，于是自己动起手来。他的力气很大，一只手卡着一个地主的脖子，一只手卡着他的双腿，在地上来回地蹭，口里骂着：“妈的，不准打？老子可以蹭你。”他还在关押地主的房间里的地上铺满荆棘，叫地主脱光上衣在荆棘上来回打滚。在他看来，这也不能算“打”。总之，他对剥削阶级充满仇恨，却没有半点政策和法制观念。在他的眼里，革命就是破坏，就是无法无天。对土地庙，他走到哪里砸到哪里，美其名曰“破迷信”。他把子弹一颗一颗地用线系起来挂在脖子上，好像一个浪迹天涯的和尚。他喜欢向报刊投稿，每一篇都是滑稽可笑的数来宝，当然不被采用。因此他大发脾气，给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写信抱怨说：“王锡庆宣传干，我稿子写了好多篇，报刊一篇也没见，从今以后不再写，写了也是白扯蛋。”这位同志的种种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干部的讥讽和嘲弄，领导拿他也没办法。南下时他已经年过四十，家有妻儿老小，他本来就不安心，曾数次要求回北方老家。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他就破罐子破摔，结果更是笑话百出，闹剧连篇。最后他给县委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赵县长、仇耕田（县委书记）、徐波（县委宣传部长）、长兴（县委组织部长）、王印轩（县公安局长），你们正开县委会，把我的问题谈一谈，我某某四十三，49年下江南，来到江华县，山高腿又寒，生活工作都困难，恳请县委开个恩，放我某某把家还”。后来在未批准的情况下，他擅自回家了。回家时买了一床蚊帐，说是带给“小子妈”（老婆），还带了一袋子生姜，想回去以种生姜为生。谁知生姜也有水土不服的问题，种下的生姜全部烂在地里。当人们得知后，送他一个绰号“姜够本”，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人们谈起这位同志了。
这位同志的故事说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既是旧制度的破坏者，又是新制度的建设者。由于这位同志出身贫寒，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对旧社会的不平深恶痛绝，在革命时期即在对旧社会秩序的破坏时期，他的革命性很强，可以大义灭亲。但是革命不光是破坏，更重要的是建设，是推陈出新。大多数类似这位同志出身的同志，在革命斗争中锻炼了自己，改造了自己，因而他们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担当起建设新社会的任务。而这位同志却依然如固，到头来只有离开滚滚向前的革命列车，这实在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