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5月29日到达新郑县的。到达这里后，上级通知我们全体下车驻扎。中队的领导向大家作了解释：我们的任务是接收湖南，但是湖南的和平谈判正在进行，虽见曙光，但还未变成现实。所以我们只能暂时驻扎在这里，静观形势，待机而动。
我们南下的行程，被画上了一个长长的“分号”。
在新郑，我们分别住在离县城以东10公里处的小岗王、枣园、君照、小苏庄等村子里。当地老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清一色的干部服装，腰间佩带手枪，还有不少飒爽英姿的女兵，吃的又好。所以许多老乡对我们抱以好奇和疑惑的目光，最后他们做出判断：这是林彪的“福兵”。
为什么说我们是林彪的“福兵”呢？原来，林彪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总部就驻扎在开封城内相国寺旁的一所中学里，从5月9日进驻到6月14日开拔，整整呆了一个多月。四野总部驻扎开封，河南境内铺天盖地都是四野的兵，难怪老乡把我们当成四野的了。至于“福兵”嘛，我估计是看我们的穿戴、装备比一般士兵要好。老乡们的猜测其实也没有错，我们这支南下队伍就是配合四野的。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等，要四野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因此，四野在前面攻城略地，打下一个地方就交由南下的干部去建立并巩固新政权，譬如说我们将要去的湖南就是这样。
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和他所领导的四野确实不同凡响，不仅在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中威名远播，就是在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地区中也赫赫有名。因此，我们当时也就以林彪的“福兵”而感到光荣。至于林彪后来的蜕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新郑离许昌很近，这是一千多年前三国时期魏国统治的中心地带。《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诸葛亮的智慧和曹操的雄才大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我看到了广袤无际的中原大地，邓小平、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雄师在尘土飞扬中向西挺进，坦克、汽车牵引着的大炮在大路上轰鸣，嘹亮的歌声在空中回荡。此时此刻，我想起高歌吟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他为了统一大业，曾率80多万大军饮马长江，而赤壁一战却大败而归，夙愿化为泡影。历史是这样的巧合。一千多年以后，我们正沿着曹操当年走过的路线，去实现和他同样的愿望。但历史的结局却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民已经胜利在握了。如果曹操地下有知，他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呢？
新郑可能是河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子铺满了大地，麦浪在微风中起伏，饱满的麦穗已经低下了头，恭敬地等候主人的收割。碧绿色的枣林漫山遍野，散发出迷人的清香。令人心绪不宁的战火已经移向遥远的南方，这里呈现出一片平静、安宁的景象，人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从此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天下太平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所以这里的农民显得悠然自乐，十分安详。
在这里，有两种现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堡垒式的村庄。每一个村庄都有用泥土垒起的围墙，围墙的南北方向有供全村人出入的两个大门，像是一座森严的城堡，不由得使人联想起《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这与我们家乡开放式的村落完全不同。这可能是由于河南地处中原大地，是中华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历代统治阶级实行最严酷统治的地区，也是兵家必争、战争迭起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农村家族文化最早发祥和最典型的地区。尤其是河南地处平原，遇上战争或匪患，无险可守，保境安民恐怕只能靠这种村庄堡垒吧！二是这里的农民，男的都端着饭碗蹲在自家门口吃饭，就是见不到女的。我充满好奇地打听这个现象的究竟，原来这是植根于本地泥土中的一种文化。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向左邻右舍炫耀自己家有饭吃，在津津有味的咀嚼中显示出一种自尊。而那些穷苦人家一般是不好意思蹲在自家门口的，或者是因为饭食粗劣不好意思示人，或者是根本就无物果腹，只能畏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聆听腹中饥肠的鸣叫。至于女的不能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则是普遍的男尊女卑观念使然了。
在新郑的焦急等待中，上级终于向我们通报了新的消息：我们这个大队是去接收湖南南部的永州地区，并确定了每个中队分别进驻的县。我们第8中队是接收蓝山县，并且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和人员，中队部来了一位叫陈一心的同志任队长（准备接收蓝山后任该县县委书记），另外把宝坻县南下的一部分干部合并了过来。
越接近南方，也就越关心南方，议论南方，特别是关心湖南。这种关心的实质，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前途的关心。要知道，当时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去，神秘莫测的南方对我们这批南下的北方人来说，确实是凶吉难测，前途未卜啊！也就是说，坚不坚持南下，去不去冒这个险，已到了做出最后抉择的关口。这时候一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传闻也出来了。有的说，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既顽固又残忍，他们惯打“出头鸟”；有的说湖南土匪多如牛毛，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等等。这种种议论给我们编织了一个酷热、野蛮、残忍、恐怖的世界，有的同志真的被吓住了，他们再也不肯向南方移动半步，于是就有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开了小差。几天的时间里，我们这个队就走了四五个人。这些开小差的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却遭到了社会的冷嘲热讽，并且谁也不愿意接纳这些逃兵。即使个别人后来混好了，也无法摆脱这段不光彩历史的沉重包袱。这也可以叫做大浪淘沙吧！历史从来就是勇往直前、敢于弄潮的战士创造的，而那些胆小怕事、见风使舵的懦弱者，最后只能成为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泥沙，被滚滚向前的大浪所淘汰。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对那些开小差的同志也不能看得太严重，他们可能有难言之隐、不解之难，或者一时糊涂。
南下征程，其实走路的时间并不多。在新郑一住就是两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坐下来学习。我接触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首先是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这是一部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通俗读物，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本。它先从人类的起源讲起，再用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说明社会发展必然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学习，我全盘接受了这一理论，从这里得知有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知道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并开始把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大势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命运与历史的命运联系起来，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革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又有了新的提高。这一事实说明，虽然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对参加革命队伍的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先学了革命的理论才去革命的，而是先去革命，再去学习革命的理论。只有少数革命知识分子才是先有理论武装，尔后再去发动和推进革命的，也只有他们才是革命的灵魂和中坚。
我一生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在新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前所说，虽然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是一个天然的革命者，我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摆脱困境和寻找出路，但是我那时的年龄很小，有接受新事物和追求真理的内在渴求，因而具有可塑性。实践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在身边不断发生的英雄故事和从各种渠道了解的社会丑恶现象，特别是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剥削阶级压迫农民的种种事实，使我逐步由怀疑革命到同情革命、了解革命，直至与革命同呼吸共命运。我的祖母用最通俗的语言说明了我的这种变化，她说我吃了“迷魂汤”。然而，那时的我仍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特别是思想理论准备不足，所以不敢提出入党的要求。现在不同了，通过学习，我开始觉悟到：人生下来首先必须回答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人生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的躯壳，而在于他的灵魂——信念。因此在新郑我多次用书面或口头形式向组织上表达了入党的要求。1949年7月，经朱静轩（南下后曾任湖南省物资厅党组书记）、张健民（南下后曾任湖南省水口山矿务局党委副书记，1989年去世）两同志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报名南下标志着我要走自己的路，而入党，则标志着我选择了什么样的路。
但是，说老实话，我虽然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在组织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我并没有超凡脱俗。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没有超出人性的支配，本能地坚持着趋利避害、择优而适的人性法则。这种挥之不去的人性法则，也是我后来在一些重大关头做出许多违心的事情的根本原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入党在内心深处夹杂着一种归属感，即由“局外人”变成“自己人”，以摆脱“另类”的尴尬。也就是说，我的入党动机并不是非常纯洁的。
讲到入党动机，相对来说，那时还是比较纯洁的。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人们还想不到要捞取执政党的好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淡化了人们的名利观念。共产党执政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集中的体制，党成了领导一切、管理一切的权力中心。这时候入党对某些人来说，确实成了谋取现实利益的最佳选择。对某些人来说，在这种体制下入党等于拿到了一张饭票和门票。入了党，他们就可以谋取一个好职业，找到一个好单位，因为从那时起以至到现在，用人都是讲政治的，而共产党员身份正好是政治上的合格证；入了党，他们就等于拿到进入权力圈的门票，“要当‘长’，先入党”，成了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因为全国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权力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所以入党成了现在一些人关注并争取的主要目标，乃至成为某些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敲门砖”。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包装下进行的，但美丽的辞藻，掩盖不了事情的本质。当然，我们不能说建国后入党的党员都是这样的，但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绝不为过。要不然，就无法解释建国后这么多年，我们对广大党员不间断地进行那么多的教育是为了什么？这种入党动机复杂状况的存在，主要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员不能必然地与先进分子画等号。先进只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先进性只是我们这个党的固有属性，是针对共产党这个集合概念而言的。作为个体的共产党员，具不具有先进性，完全取决于他个人改造、修炼的结果。任何党员都不能将政党的固有属性，涂抹在自己身上，从而放弃自身的改造和修炼，并在此基础上只享受执政党带给自己的利益，而不承担执政党员应有的付出。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共产党员，也适他们就可以谋取一个好职业，找到一个好单位，因为从那时起以至到现在，用人都是讲政治的，而共产党员身份正好是政治上的合格证；入了党，他们就等于拿到进入权力圈的门票，“要当‘长’，先入党”，成了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因为全国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权力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所以入党成了现在一些人关注并争取的主要目标，乃至成为某些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敲门砖”。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包装下进行的，但美丽的辞藻，掩盖不了事情的本质。当然，我们不能说建国后入党的党员都是这样的，但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绝不为过。要不然，就无法解释建国后这么多年，我们对广大党员不间断地进行那么多的教育是为了什么？这种入党动机复杂状况的存在，主要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环境使然。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员不能必然地与先进分子画等号。先进只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先进性只是我们这个党的固有属性，是针对共产党这个集合概念而言的。作为个体的共产党员，具不具有先进性，完全取决于他个人改造、修炼的结果。任何党员都不能将政党的固有属性，涂抹在自己身上，从而放弃自身的改造和修炼，并在此基础上只享受执政党带给自己的利益，而不承担执政党员应有的付出。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共产党员，也适用于像我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不仅适用于新党员，也适用于老党员；不仅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未来。至于如何才能从制度的层面保证我们每一个党员只能在上述道理的轨道上运行，则是我们需要花大气力研究探讨的课题。
时间单向前进，空间永不重叠。几十年过去了，时移事非，我自己也变成了老人。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振聋发聩的重大事件。国内，先是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新路线，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国际上，苏联顷刻瓦解，东欧巨变，冷战结束，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在这些事件的冲击下，人们的心灵深处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巨大的问号接踵而至，迫使人们不得不去“重估一切价值”，我们把这叫做思想的解放。回首过去，我发现我的思想长期处于半封闭、半愚昧状态；过去所接受的知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是环境使然。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闭关自守，在文化思想上更是严密封闭，使人们的视野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就拿书本知识来说，在青年时代学习的翻来覆去的就是那几本马列的书，对外界的学术思想，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发生的各种思潮，除了从马列对它的批判之中略知一二外，可以说全然不知。把马列当作人类知识的全部，当作惟一的精华，因而知识结构单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中发展。这种排外封闭的畸型求知之路，使我远离了世界的潮流。改革开放使中国跨入了一个新时代，海外的各种文化思潮通过各种渠道输入进来，使人们扩大了视野。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我的思想逐步地从半封闭、半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也和许多人一样“重估一切价值”，独立自主地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所走的路，不是只有一次选择，而是在“试错”中不断地进行选择，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此乃与时俱进之真谛。
我选择了什么？自悟有两点：一是人民为本，二是实践至上。简言之，前者是我的世界观，后者是我的方法论。
人民为本，就是一切理论以及依此而制订的各种办法都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凡是反映了人民的根本需求、符合人民最大愿望的理论都是好的、正确的、有生命力的。反之，不管这种理论披上多么美丽的外衣，喊得如何震天响，也是有害的谬误。历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反映了它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意愿，现在看来虽然过时了，它仍然是人类在前进中的亮点。在理论的创立和探索中，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才能与时俱进，破旧立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才能永葆理论的青春。一种理论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能够解放人民，而不是对人民施行统治。一种主义，一种理论，必须给人民带来好处，人民才接受它，拥护它，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有利武器。人民是谁？人民就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固执的老头，庸俗的大嫂，官气十足的官僚，粗犷的工人，憨厚的农民，自私的市民，等等。社会就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或多或少地既有理性善良的一面，也有愚昧、丑陋的一面。不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德性如何，他们一样具有生存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除非犯下具体的罪恶，没有谁天生就是应当被消灭或者被斗争的。生活是具体的、生动的，并且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而理论则是抽象的，总是有相对固定的形态；理论家往往是僵硬的、固执的，倾向于把社会角色的某些特征凝固化、永恒化，而且理论不极端就没有特色，理论家偏爱自己的理论建构胜过对现实人民群众利益与愿望的关怀，是由于其中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只有正直的理论家才能做人民大众的代言人。
实践至上，就是判断一个主义、一种理论、一种办法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给人民带来好处，惟一方法就是用实践去检验。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或者无法检验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是不可信的，更不用说为其献身了。我认为杜威的“拿证据来”是一句至理名言，这个证据就是实践，就是确凿的事实。这里的实践，包括人类全部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一个有益的理论或学说应当有助于人们建立个人或社会的功业。但是，评判一个理论或学说，又不能完全以一己、一组织、一集团或一党派之成败得失为准绳。否则，阴谋家的权术就将统治世界。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好的理论首先应当合于人类一般的“情理”。因为这种“情理”，乃是人类基本习性和长期经验凝聚而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之“道”，只有极端的环境、极端的任务，比如，革命、战争，才需要极端的理论。对于那些在正常环境下鼓吹不合人类常理的极端行为的理论——比如，一边在饿着肚子，一边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又比如，本来大家的任务应当是好好过日子，却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让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斗来斗去——人们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
由此可见，人民为本、实践至上才是理论之源，才是辨别真理与谬误的根本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