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湖南和平解放前一天，我们离开武汉前往湖南。
进入永州的大队人马是分三批离开武汉向湖南进发的。
我们这一批由地委副书记胡继宗同志率领，包括去宁远、江华、永明（今江永县）、蓝山4县的干部500余人，于8月3日离开武汉，乘四野的汽车经咸宁、崇阳、通城前往湖南的平江。到平江后，一部分干部留了下来，暂时在平江帮助工作，其余人员继续乘车赶往浏阳，但当天只赶到长沙市郊黄花市（镇），天就黑了。住了一晚，第二天即8月7日徒步去浏阳，这是我们南下后的第一次长途行军。
清晨从黄花市（镇）出发，一口气走了数十公里。虽说走了大路，但那时南方的大路与北方迥然不同，都是依山傍水起伏高低不平的石板路。那些背着沉重的炊具和粮油食品的炊事员（那时我们按旧称呼叫“伙夫”），他们不仅要汗流浃背地尾随大队人马而进，中途还要埋锅造饭。大家一吃完饭，他们又必须紧张地收拾炊具，整理辎重，跟随大队人马继续前行。更令人钦佩的是这些同志不但没有半句怨言，而且一直把我们伺候到目的地——永州及所属各县，并且继续默默无闻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有的干到不能再干了，又改做传达、门卫或管仓库的工作。应该说这些同志是南下的特殊队员，是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小人物”。然而正是他们铺垫了那些风云人物的道路。他们的地位虽是微贱的，但他们的人格是伟大的。
写到这里，在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胡继宗同志的伟岸身影。作为地委副书记的他，是我们队伍中年龄较大、资格较老的同志。一路上，他始终对这些“伙夫”们关怀备至。他不忍心看到“伙夫”们弯腰驼背艰难行走，便大步向前，把大锅从一位“伙夫”的背上抢过来，背在自己的背上。他的这一举动感动了大家，于是大家都抢着替“伙夫”背东西，使他们能够较为轻松地跟上大队的步伐。
胡继宗同志，河北省肃宁县人，1920年出生，1935年入党，1938年参加革命，南下前任冀东十五地委副书记。抗日时期，他是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的县委书记，曾经来过我们的村子。他身材高大，有一张总是挂着微笑的面孔。他是在战火纷飞的严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干部，思想敏锐，处事干练，豁达大度，胸襟宽广，多谋善断，举重若轻，而且永葆学生的纯真和对同志兄弟般的情谊。到永州以后，在工作之余，他常常自己掏钱，买一瓶烧酒、几两花生米，与他的随从人员围坐在一起碰杯畅饮，笑逐言开，无拘交谈，有很强的亲和力。后来他调湘潭地区任地委书记（那时的专员是华国锋同志），再后任省委副书记。
20世纪60年代初他来衡阳市视察工作时，我任市委秘书长，当我们握手相见时，他惊奇地说：“你长这么高了！”并要与我比高矮，还开玩笑地说：“你超过我了。”我说：“我是吃了湖南大米长高的。”“文革”前他调往甘肃，先后任省长、省委书记，是党的九大、十大中央委员。1974年7月，他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而病逝，时年54岁。对他的英年早逝，我无比悲痛，并深感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干部，人民失去了一位好儿子。
我们从武汉出发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于8月8日到达浏阳县城，住在原国民党县党部内。
浏阳，因县城位于浏水之北而得名。浏阳河横贯全县，萦回百折，西流注入湘江。浏阳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先后爆发了李大蛮起义、征义堂起义、萍浏醴起义，还积极响应和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涌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等大批爱国志士。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揭开了浏阳革命的新史页。浏阳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人口锐减近13万人，其中有名有姓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2万余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浏阳籍将军达30人，其中包括当时唯起义、萍浏醴起义，还积极响应和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涌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等大批爱国志士。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揭开了浏阳革命的新史页。浏阳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人口锐减近13万人，其中有名有姓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2万余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浏阳籍将军达30人，其中包括当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是从浏阳跟随红军上井冈山的，当时他还是个少年。所以当我们这批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片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时，激起了无限深思和感慨，情不自禁地对长眠在地下的烈士们说：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你们为之创造的新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到浏阳后，胡继宗同志带领其他几个县的干部先去长沙，我们这个中队在浏阳待命。在这期间，中队把干部分成若干组派到各乡做些宣传工作。我与七八位同志被分配到距浏阳县城约35公里的一个叫镇头的小镇。这是浏阳河畔上一个非常繁华的小镇，也是伪乡公所所在地。在不太长的石板路的两侧，鳞次栉比地排列着摆满各种商品的店铺。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年轻貌美的南方姑娘站立在柜台的后面，以俏丽的仪态和无比的热情招徕顾客，给人以清新和宁静之感。这在北方是极为少见的。此时，我猛然记起了流传于北方的“少不走南、老不闯北”那句老话。
刚刚解放的浏阳还处于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时期，接收该县的南下干部好像还未到。因此，该县的国民党的基层机构及其人员仍然在继续行使管理职能。在镇头，我们住在离旧乡公所不远的地方，每日三餐都到乡公所和国民党乡政府的人员一起用餐。乡公所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招待，我们也从未提过什么要求。每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有一样菜每餐都有，那就是豆腐脑汤，里面放上榨菜丝和豆豉，味道好极了，我最爱吃。每餐一大盆，是我们的主要菜肴。八月正是湖南的高温季节，吃的又是滚烫的豆腐脑，所以每顿饭吃下来都是大汗淋漓，很不自在。我们与同桌用餐的旧乡公所人员虽不再处于敌对状态，但彼此都十分戒备，所以在餐桌上没有什么话说，放下筷子后就各自走人。我们当时内心里对这些人非常反感，并保有高度的警惕，好像他们的魔爪会随时向我们扑来似的。
更令我们不安的是，与我们同时进驻这个小镇的还有一支打着“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旗号的一个整师约一万人的部队。这是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部队，带着全副武装和辎重，与我们几乎同时进驻镇头及其周围地区；另外，还有一个成建制的宪兵团，驻扎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对此，我们开始是很担心的，因为这时我们只有七八个人和七八条短枪，这些部队一旦哗变，其危险可想而知。特别是住在我们旁边的宪兵团，曾经是蒋介石镇压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反动的，所以有几天大家很是忐忑不安。但是，几天过去以后，不但平安无事，还渐渐地与他们混熟了，甚至可以愉快地进行交谈。交谈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也搞不清为什么会失败。他们都崇拜蒋委员长（蒋介石），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高官的贪污腐化、相互倾轧。从与他们交谈中可以看出，他们虽然不情愿接受失败的结局，但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与他们慨叹遥相呼应的还有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据说，李宗仁听到程潜和陈明仁起义的消息后，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由此看来，这支部队虽然起义了，并且冠以“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但是要真正把他们改造成一支革命的军队，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事后我想，这样一支装备精良，又在吉林四平与我军交过手的军队，如果他们不顾民族大义，负隅顽抗，虽然他们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湖南人民也会惨遭涂炭。从这个意义上说，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实在是湖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之幸，也说明了毛泽东运筹帷幄、审时度势、“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雄才大略。当然这一切都用得上一句老话：形势比人强。对程潜、陈明仁来说，是顺势而为，对毛泽东来说，则是乘势而动。
“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称谓从何而来呢？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7月，程潜曾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当他们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后，对他们所属的起义部队，“要求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等到湖南全境解放后，再将其部队交人民解放军改编。对于这一建议，毛泽东7月18日以军委名义电告四野，“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打击”。在湖南和平解放中，跟随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人员总计约13万人（有的史料说，除叛逃人员外，实际只有7.7万人）。起义部队集中于浏阳一带进行整编。第一次整编，于1949年9月间开始进行。整编后的部队建制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陈明仁任司令，下辖第一、二、三军。部队编成后实有36681人，其他编余人员部分送军校学习和培训，部分作了转业或复员安置。第二次整编，是同年11月1日，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正式改为中南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际任政治委员，方正平任政治部主任。兵团下辖五十二、五十三两个军。
从平江到浏阳，我们终于脚踏实地地走在湖南的大地上了。这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给我们这些北方人以全新的印象。举目四望，我们看到的是蜿蜒起伏的丘陵和崎岖不平的小路，依稀可见零散的村落分布在各个山凹里。肩挑手提是这里的主要运输方式。而黑褐肥壮的水牛则是这里的主要畜力，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庞然大物。头缠青巾、身披蓑衣、赤脚露背、身体瘦削的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这一切与北方一望无际的平原、纵横宽阔的道路、随处可见的骡马拉着奔跑的车辆、一片片密集的村庄以及体形粗壮身材高大的农民，形成鲜明的对比。湖南，又是一个青山绿水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丘陵、山坡都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着。每一个村落和每户农家都掩映在树木和竹林之中，给人以清凉幽静的感觉。大地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河流、小溪和水渠，四处可闻潺潺的流水声，这也是生长在常年干旱地带的北方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总之，来到湖南的所见所闻，无不感到陌生与新奇。特别是对湖南的语言，开始时一窍不通，这也是我们到湖南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但有几句话是必须学会的，对稍长的男人称“老板”（这在北方是贬义的，通常称老大爷），称吃饭叫“呷饭”。看来，我们对湖南要有一个很长的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