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花季的“同龄鸟”，若有幸在西湖畔喜逢鹤发童颜的巴金，是会含笑喊他一声“爷爷”的。巴老太老，几与二十世纪同龄。巴金所以在晚年被尊为“中国文坛的良心”，这不是因为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而是他在八十高龄仍仗义执笔《随想录》，这无疑是一部浸透文化悔悟，呼唤民族魂的现代启示录。
巴金悔悟什么？若撇开“文革”中的“认罪书”与“文革”后的《随想录》，那么，巴金的文学生涯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他写得又好又多，后编就十四卷文集，含《激流三部曲》、《憩园》和《寒夜》；后二十年无大建树。过于尖锐的反差。一位富于独创性的名家置身于他曾憧憬的新生活倒反而不甚了了，这除了作家一时不熟悉新生活及其参与社会活动过多抑或恰逢创作低潮等原因外，另一谜底便是巴金《随想录》所自我解密的二即当极富灵性的作家人格竟也不幸被时势所奴化或半奴化，那么，他除了说假话、空话或索性不说话，还能干什么呢？……
上文有个关键词：“人格”。何谓“人格”？“人格”实为主题精神调节器，是人为了平衡主、客观关系而设置的自我安魂机制，它将有助于主体适应环境而是使主体活在世上觉得安适自在。这是一个潜移默化中逐步完成的心灵文化工程。现代心理学家将它称为“三级适应”。人对环境的“一级适应”是在无意识水平上发生的，它只从自身需要出发即直接作用于环境（行为），而不想环境是否接受其行为。若行为受阻，人才开始求助于思维，寻找摆脱窘境的出路，即通过反馈调整主、客体关系，以便合理地实现自己的行为，这一在心智水平上发生的能动适应就是“二级适应”。但一级、二级适应都只带个体心理特征，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当他想在更大的历史舞台生存、享受或发展，就不能不尝试从社会价值规范的角度来评价自身的行为，即开始按环境对他的期望来设计自我。在这一前提下，人不仅是按自身需求来认识或改革环境，并且也要考虑环境的需要来改造自己以适应环境。这一同时蕴涵社会性期望的个体需求和行为才是“三级适应”。我所说的作家人格单向度命题就将在这一社会性“三级适应”水平上展开．这不仅因为作家人格主要是在这一水平线上形成的，更重要的是，这条水平线往往是由权力话语直接牵动的，这就可能使某些作家的风貌变态在这一水平线上才出落得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巴金《随想录》文化悔晤之不易，恰恰在于现身说法，活生生地验证了极“左”话语及其运动是如何将天性善良的作家，一度萎缩成一个只剩生存欲望、唯缺创造意向的单向度躯壳的。
个人迷信泛滥是极左宣传的第一特征。领袖成了国家政治的现代图腾。每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每一寸黄土地都用来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数以千万计的文选、整版整版的黑体引文、忠字舞、红宝书、纪念章、致敬电、塑像、红海洋、“最最最”、早请示、晚汇报……历史成了舵手一贯正确的光辉记录，收成好，其功劳比气候还大，经济损失二天灾十外祸，自己没错。把巨人想象为完璧无瑕、洞察一切、万寿无疆的神，以为只要埋头紧跟就是胜利，这当然是违背唯物史观乃至生物学规律的，不加分析地将重器在握的导师膨胀为真理化身，这也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但适应政治需要的宣传无须检验，也不容检验。尽管有人心里也明白上述宣传是掺水的。这与其说是历史真相，不如说是政治幻象或错觉。但非常时期的宣传技巧有时就在于将错就错，即善于利用公众心理的错觉机制来形成态度定势。
前苏联《宣传心理学》的全部理论基础就落在对错觉机制的发现与运用上。是的，人在重复感知两个大小不等的球达1015次后，对两个大小相等的球也会感知为不相等，实验心理学将这先前感知决定同类后继心理活动趋向的现象叫做“定势错觉”。联想丰富的苏联意识形态专家就把它移植到宣传口，并从中引出同化律：即“如果人们已形成一种感知一定物体和现象的定势，那么，这时与这些物体和现象不同的一些客体也会被他们感知为相同的客体，两者会在定势的作用下同化。”
多么奇妙的错觉同化！“三人成虎”所以成立，原来不乏心理学依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断重复的政治神话一旦使公众信以为真，日后即使对最高战略过失他们也会疯狂拥戴？因为极左宣传已将政治崇拜定势铆在公众心底。这是真正的“欲擒故纵”：即为了培植忠诚而无节制地放纵错觉。其后果是良知被抑。人民对领袖的崇敬已经同群氓称臣君主、信徒膜拜菩萨混淆难辨。神是人造的，到头来人却拜倒在神脚下。极其纯正的政治信仰由此被蜕化为僧侣式的愚昧心境。10亿颗大脑只环绕一颗大脑运转。其中包括巴金。差异仅仅在于：当天真者用旗帜与鞭炮来欢呼最新指示发表时，这位作家却长年“强迫自己”“把一连串指示当作精饲料一股脑儿吞在肚里”。巴金不得不囫囵吞枣，因为这是护身符。他实在被“反右”反怕了。他发现平素交往的“右派”朋友的观点不比自己“右”，只是从小不善言辩才使他侥幸漏网，并非说他心里没有独立见解。“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独立思考更属原罪；而遵命写一块套话连缀、表态性”反右‘’短文反倒使自己蒙混过关于是’·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ILL`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私心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或自我保护上面”。显然，是某种为了保存自我、规避外界高压的心灵恐惧才驱动巴金人格半推半就地朝单向度倾斜。
所以说“半推半就”，因为作家人格的单向度化本就是在充满惶惑、痛苦的潜意识层时起时伏地进行的。对一位历来靠知识、真诚和“自己的声音”吃饭的名家，他怎能昧心附和“知识愈多愈反动”？故至清夜自思，他又会像牛将白天吞咽的“精饲料”吐出来反当，他“会轻视自己的愚蠢无知，不能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哪里有什么‘知识’？”这是“半推”；但他同时又是含糊、懦弱或动摇的：“有时受到批判，遇到挫折，又埋怨自我改造成绩不大。”这是“半就”。他不是英雄。他没有鲁迅的沉毅，胡风的刚烈，西彦的耿直。天性软弱的他太需要舆论、人际和血亲的支持。但在是非不明、株连成风的岁月，人们犹恐界线不清、躲避不及，谁敢伸手扶他一把？是的，在一个“听不到表达善良豪迈感情的语言的世界里，人们会变成什么样呢？人们在自私的芸芸众生中只好把自己的感情深深隐藏，公正不倚的理性就会敌不过罪恶的诡辩，严肃的虔诚之心就会不断遭到冷酷无情的浅薄的蔑视。人们也许终于连自尊自敬之心都会丧失”，因为“如果他看不到任何与他相似的情感，他就会认为自己是疯了”。这就像某人误入尤涅斯库的犀牛国，触目皆为头上长角者，始而惊诧，继而习惯，久而便懊悔自己头上竟无角。巴金人格就这样在一派噤若寒蝉式的四面楚歌中，浑身哆嗦地从心灵恐惧、政治崇拜滑向了自我贬值：“文革”初他被打成“牛鬼”，想不通，痛苦至极，明明是人，何谓“鬼”？但看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批他是“精神贵族”、“反动权威”，都疾呼“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他便“逐渐认罪服罪”；不久他也供认《激流三部曲》是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14卷文集是“软刀子杀人”；甚至当一读者来信说“巴金”笔名要不得，是崇洋媚外，他也诚惶诚恐，当即回函表示今后绝不再用。巴金曾这么坦露他在“文初的心境：当时“我脑子里正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中国作家真是太淳朴、太厚道、适应性太强了！居然在如此走投无路的绝境，还能独辟一条忍辱负重的人生蹊径！他曾想自杀，眼睛一闭人间毁誉再也无损于己，却要嫁祸于家小，这不公道；为了亲人，他应活下去，哪怕像牲口那样苦行赎罪！让天下人的唾沫都溅到我身上来吧！让阳世阴间的一切惩罚，“剖腹挖心”、“刀山油锅”都由我一人承当吧！……当人们肃然惊叹东方人伦在巴金心中所衍生的这一柔韧生存力的同时，也不由痛惜作家此刻已不成其为作家，他心底已无所谓文学、读者和艺术勇气，除了祖先遗训“明哲保身”和“辱骂自己，什么也写不出”③，更不谈像世界级文豪那样以崇高人格同厄运作壮烈抗争了。现在看来，当时巴金所以没像托尔斯泰那样出走，没像伍尔夫、茨威格那样殉道，根子全在于其人格能源已临枯竭，只剩生存欲望这奄奄一息了。用他的话说则是二接连不断的运动“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可悲的单向度：纵然在梦中斗鬼他也不敢抡拳打妖怪他挥舞胳膊尖叫只是想吓退敌手，保存自己而已。他承认：“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到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
世界确实充满了耐人寻味的奇迹。假如说，作家人格经过心灵恐惧、政治崇拜、自我贬值、生存欲望等程序操作即被单向度化堪称政治魔法；那么，单向度人格竟又引导作家一忍胯下之辱而大难不死岂非文化巫术？
“峣峣者易折”。老舍、傅雷含冤九泉，恰是以血反证其人格单向度化得还不到家。单向度人格的千秋功罪如何评说？倘若就生理性个体存在而言，单向度人格无疑比任何法宝都更能有效维持人在严酷时期的高存活率。但人不是畜生。人作为一种自的生命存在，他不仅想活，更想按自己的理想方式活得有意义。
“不自由，毋宁死”。故不该将单向度人格的价值评判‘降低到动物性水准，而应请他回到人性水准。以人性尺度来裁决作家人格的单向度化，可用如下三个参照系来实施——
1．伦理学：人格属文化观念范畴，只能靠自愿抉择（民主方式）而不宜用强权威慑（专制手段）来逼迫作家趋向单向度。任何将作家尚不0p需的东西（哪怕是真理！）硬塞入其脑袋的做法皆不道德。
2．文学：凡是有利于解放文学生产力的皆可取，凡是破坏文学生产力的皆可弃。作家人格单向度化对精英文学生产绝对有害，故不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