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整整六“回”的外国大师的写作，应该腾出手来说说本土作家了。我第一个想到王蒙。王蒙在共和国文学史上可谓“资深作家”，从1957年因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险些被打成“右派”，经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复出文坛，再到1989年辞去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职务……其艺术——政治生涯之跌宕多姿且诱人深思，若撰传记或拍电视连续剧，恐不会不出彩。我一直有如下看法，若只选一个作家来表征或缩微共和国文学的曲折历程，那么，其最佳人选怕非王蒙莫属。我敢说，五十年之风风雨雨，已深深刻入王蒙的生命年轮，故若真能打开王蒙的心灵，其间不啻舒卷着—叠人格化的当代文学痛史。
杂色幽默——这就是王蒙的总体审美倾向。这一浸透了当代中国色彩的文化格调，一方面固然像“黑色幽默”都对历史、人生、世界持一种布莱希特式的美学间离姿态，都擅长用喜剧笔触来写悲剧，都通过嘲讽角色的苦难去逗引读者苦涩的笑和沉重的思考；但另一方面，王蒙又不像鼻子冒烟、眼窝流泪的冯尼格那样绝望到浓黑之境（冯尼格自画像），哪怕是讥刺被颠倒的历史、被扭曲的人生、被玷染的世史、被扭曲的人生、被玷染的世界时仍不失其宽宏、豁达和超脱。哀恸的悲歌尚未奏完却插进了诙谐调。最正经最抒情的叙述也不乏笑料。维然相异的物产。一互不相干的作料，竟被他煮出一锅一别具风味的杂碎汤。
一首小诗，一个虚拟的第二“黑炮事件”，竟使人背整整二十年的黑锅。这是滑稽得令人发嚎的闹剧，又是真实到令人窒息的荒诞剧。对《布礼》主角来说，被错划成“右派”还不算最痛苦，最痛苦的莫过于是要自己相信自己“反党”。钟亦成似乎陷入了无可解脱的循环圈：你忠于党么？你就不得怀疑党的失误，必须无条件承认自己“反党”，是党的死敌；你不是党的死敌？连组织的裁决都不愿接受，又怎么证明你对党忠诚？党性愈纯愈应沦为党的敌人？愈靠拢党便离党愈远？愈把心献给党就愈成为没有心肝的坏蛋？逻辑学家说：这是悖论。老百姓说：这是“鬼打墙”。“黑色幽默”作家说：这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怪钟亦成要仰天啼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事情还未完。既然你是忠于党才认自己为“右派”，既然“右派”是党身上的癌块，那么，你就应该恨“右派”亦即恨自己，应该帮助党像切除癌块似的把自己从党的身上剜掉，扔掉。虽然钟亦成不是萨特，也不屑和西方存在主义者并提相论，但萨特对失落了自我的自身之厌恶，这位《布礼》主角也体验到了：当“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不愿用正眼多看它一眼”——尽管“它”即钟亦成本人。
人是通过世界图景来把握世界的。诚则灵。只要你相信，它就存在了。事实消失了，错觉和幻象置换了实在世界。钟亦成，还有张思远（《蝴蝶》主角）也是这样来判断自我的。党籍是党员的生命，是他立足世界的位置。位置比人更重要。只要在党、在位，他就自我感觉甚好，或少年得志或赫赫威权，“他就是市委、头脑、心脏、决策”；一旦被党除名、失却位置，人即蔫得像被屁熏过似的，变成了活靶子、劳改犯甚至是粘痰、结核菌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从“什么都是”到“什么都不是”。究竟“我是谁？”一时谁也猜不透这人生之谜。雄姿英发的少年布尔什维克钟亦成与形同枯槁、忧心如焚的苦行僧钟亦成是同一个人吗？坐轿车的张副部长与背羊粪的老张头是同一个人吗？“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庄生梦蝶：到底庄生是醒蝴蝶是梦？还是蝴蝶为醒庄生为梦？是庄生梦中化蝶？还是他本就是蝴蝶，只是由于作梦才化为庄生？人耶？蝶耶？想不到古老寓言竟还闪烁着现代生存哲学之光。
人以优越的自我意识而逞雄地球，又怎么会把自己逼到如此可悲、竟不知“我是谁”的困境？王蒙小说人物的自我迷失，从历史背景看，这固然是政治动乱导致了角色的精神失重；但从文化背景看，这更是由于天真意识不适应现代世界变动才使人物失魂落魄。任何外力都不足以摧毁一个革命家的意志，倒是那种已内化为圣洁信仰的虔诚观念连连受挫，才会动摇其精神支柱。王蒙小说所以比一般“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耐读，就在于他对“上下三十年，纵横八千里”的人物心灵历程的关注，客观上使其小说沾上了文化学的理趣；反过来，追溯其人物心灵历程亦使你隐约耳闻了现代世界文化的潮声。假如说，西方近代文化的衰落造成了现代派对人的态度不再天真；那么，在东方，在王蒙的笔下，这一天真意识又是以人物的刚性政治信念面目出现的，即把具有光荣业绩的党幻想为绝对真理的化身，仿佛她不是由凡人组成的革命政治集团，而是一群天然正确的圣贤，因此只能崇拜，不得忧虑她也可能走弯路。这在实质上，是把政治信仰蜕变为宗教化的僧侣心境，这是良知的自我弃权，一侯风云突变，他就自行将外界政治高压转化为内在灵魂磨难即精神危机。结果，最刚强的就变成最脆弱的。历史愈严峻，人就愈渺小，愈无能为力，愈把握不住自己，愈不知“我是谁”。人无力抗争逆境是因为他自己剥夺了自己的思想权。
哦，请不要揶揄王蒙“意识流”流出来的都是政治意识吧！只要这些意识是从作家灵魂深处流出的，且被美学化了的，即可。人能有几个10年？20年？刚到写情书的年龄即被风暴卷出正常轨道之外，一搁五分之一个世纪，个中滋味终生难忘，也值得作家细细咀嚼一辈子。大概当代中国人也只有饱经“反右”、“文革”，才可能像尝遍大战苦难的现代派那样，开始反省并修正自己的文化传统。巧极了，《布礼》脱稿于1979年，正值共和国诞辰30周年，“三十而立”，这是否也在暗示天真时代在中国的终结？诚然，假如把这一日子摆到现代世界文化编年史上去看，那么，我们王蒙的文化苏醒实在不算早，他比海勒晚20年，比萨特晚40年，比卡夫卡晚60年，比尼采晚100年，比陀思妥也夫斯基晚120年；但倘若换一个视角，考虑到王蒙在1978年执笔《布礼》时尚不可能系统接触乃至效颦“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现代派，这在无形中又使《布礼》获得某种文献学的价值，它表明一种全球性的现代文化主潮，往往是通过不同历史途径才被分居各国的人类所逐步接受且推波助澜的。
殊途同归。同时，它也提醒人们：现代主义大概并非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学怪胎，而很可能是征兆世界文化的全球性转换的艺术先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可能恶化了这一文化危机，以致使现代派格外绝望；但假如承认人类史本就不像“涅瓦大街那般平直”，那么，我们也就不必求全而低估了现代派对世界文学史和人类自我认识史的独特贡献。现代主义就是美学上的“人的再发现”。它是一个足以与近代文艺复兴相媲美并超越了它的现代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的功勋是在神学囚牢中发现了人的价值和智慧；现代主义的功勋是在智慧的人身上发现了他的局限和脆弱，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反拨了人类对自己的天真意识或盲目乐观的近代价值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说：王蒙的总体审美倾向颇接近现代世界文化的精髓。因为滤去《布礼》《蝴蝶》的东方政治色泽，其悲剧性人物心灵历程在文化上恰恰暗合了某种普遍性的人类生存困境，亦即艺术地宣告了近代文化在中国的窘迫。
当我说王蒙的杂色幽默是接受而非等同现代世界文化主潮，因为他毕竟是站在中国土地上演示其美学本色的。他的根就扎在这里。兼济天下的儒学襟怀，独慎其身的魏晋风度，慷慨悲歌之革命遗响，明哲谙世之生存智慧，他皆有。
他敏锐。他一眼就看透生活里那些畸形的东西，但已不像“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当然也没患政治冷漠症，而是通过幽默，既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又表达了一种宽容。其幽默又是杂色的：即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情地期待着。他的总体审美倾向背后搏动着某种责任心。这是人品，也是聪明。因此，即使痛感近代文化的衰微，他也不会像“黑色幽默”走极端。他绝不向自己饮过水的源泉掷唾沫。回顾往事，只会给他一种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体验，留恋和感伤、欣悦和追悔、激奋和迷惘，会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是的，他也嘲讽自己走过的路。但这与其说是因不堪回首而拉开心理距离，毋宁说是想站到更高基点上去反思或忏悔倒映在心灵中的历史。忏悔并不是全部推倒历史。忏悔是一种文化反省，它要剔除灵魂中的杂质如崇敬中的愚昧、热情中的虚妄、追求中的空泛、忠诚中的痴呆，而使自己走向成熟。他不绝望，也总想给读者以鼓舞和安慰。也因此，从《布礼》到《蝴蝶》，不过二三年，作者泼辣依旧，技巧日进，火候却悄悄转文。“我是谁？”这一母题虽被象征化为“蝴蝶”这一诗意悠远、理趣厚醇的意象，但这只是形态性升华而非实质性深化；相反，小说尾声张思远那大块大块行云般明快、流水般情长的内心独白恐有淹没或冲淡意蕴之虞。这是为了给读者以希望么？难道非绝望的杂色幽默本身不就是希望？再说，倾注在张副部长血脉中的乐观激情能给人以切实之希望么？故地重游只是借乡情滋润或复活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已。“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纯情可嘉，却丝毫无助于他真正破译“我是谁？”。因为张思远本身并不缺少真情（如他和海云的热恋与对秋文的钟情），但尽管如此，他内心还有某个更顽强的东西在执拗地阻拦他当好丈夫或好父亲，后来连张书记也没当成，只好当老张头。而意味深长的是，当飘泊村野的老张头还只是刚刚接到组织部通知，他又下意识地拉长声了！到底是什么魔法在暗中说变就变，迅速变换其位置和脸谱，以致他人蝶难辨呢？是缺少人民性么？“老张头”这称呼不就等于削职为民么？假如说，从历史上看，张思远对人民的爱并未制止他不变成一枚轻飘飘的蝴蝶，那么，乡亲的希冀能否从根本上保障他魂兮归来、永驻大地呢？倘若相信只要心诚就能避灾祛邪，就有锦绣前程，这是否将诱发新的天真意识的回潮呢？
我又不禁想起现代派的绝望。现代派所以不轻易给读者以希望，并非不要希望，而是因为他们吃天真意识之苦甚多，与其盲目乐观，引人陶醉；毋宁偏激悲观，催人清醒。悲观主义比盲目乐观深刻。当然是片面的深刻。
在调侃天真之余不忘留一截希望的“风筝飘带”，这恰好证明王蒙的幽默确为杂色。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恐怕在于：作家主要是站在区域性、而不是站在全球性角度来思考人的命题。这样，难得的妙悟虽使他看到了沉凝在当代国人心底的文化转换，但某种血缘又使他格外眷恋逐渐消逝的青春回响，再加上政治功利心的制约，这就必然使他的审美倾向既有现代感又有中国特色，使他对人的思索更多地着眼于今天，而不是把目光投向明天，投向全人类。是的，将王蒙放到世界文学圈去考察，你总不免惋惜他还少一点现代大师的气度和力度，少一点文学沉思的全球规模。
有时我想：置身于二＋世纪末叶，为什么还把视野封闭在太平洋西岸呢？为什么不能像超越大气层的宇航员那样将世界看成一颗又小又蓝的星球呢？祸及欧亚的一、二次大战堪称国际浩劫，席卷神州的“文革”又何尝不是人类悲剧？倘若王蒙有意校正视角，也许会从他的主人翁心底掘出更多、更普遍的现代意蕴。这是寄望，也可能是奢望。
小辞典
·王蒙（1934-），中国当代小说家。
共和国初年在北京任职共青团区委，1953年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完稿，1956年发表短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轰动效应，招之误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出文坛，代表作有《布礼》《蝴蝶》《活动变人形》等，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纯真、敏锐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蒙转为清醒、浑涵、圆通，既可说这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无奈所致，也可说那是“中国文人太聪明”的典型例证。或曰，王蒙是当今中国文坛最明白何时可松风纪扣，何时须紧风纪扣的人，大体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