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心理学：凡能促进人的发展的皆为美，凡是阻碍人的发展的皆为丑。人格单向度化将导致作家精神素质退化，理应排斥。
什么叫“人的发展”？马斯洛认为，它是指个体的天赋、才华、创造力即智慧及其个性的完善。发展就是人对越来越高的精神需求的不懈开发与满足。人的天性总是倾向于“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加充实的自我，追求更加完善的自我实现”，犹如橡树种子无不期待自己早日成材。这就是说，人的需要及其行为追求是分层次的，从低级到高级，形成一个阶梯型递增系列。人首先是一种生命存在，天然有生理性需求：食物、住所、服饰、性交、睡眠、氧气皆不可少。一个缺乏面包和友情的人，第一是要面包。面包够了，他就较多地想到安全、自尊和爱。他希望自己在社交界被爱并有权爱他之所爱。假如爱是私人间深沉情恋的交融或默契，那么，尊重则带有更宽的社会性。尊重含自尊和他尊两部分。健康而稳定的自尊是以旁人给他应得的敬重为基础的。一个有足够自尊的人总是更有信心、能力和效率，总想能实现自身的全部潜能或价值，即想要变成自己所理想的那种人。这就是人的自我实现。对作家来说，其自我实现就是献身他所倾心的文学创造。世上没有比亲眼看到读者为其艺术世界所倾倒更能使作家欣慰的了。
诚然，粗略概述诸需要的顺序，并非说各需要的位置及其关系仅是一种机械排列的算术级数。事实上，人的需要（即对自身生存、享受和发展条件的依赖）往往呈多维同步态。不是一种需要满足了，从此它就不再成为需要。也不是当食欲彻底满足，人才开始期望安全、自尊和爱。贫困潦倒的艺术家固然会在饥肠轱辘时失却对高级需求的欲望，但一腔碧血的志士也可能为唤醒民众而慷慨自焚。这里应避免两种偏颇：一、当强调自尊、爱和自我实现是高级需要时，不可忘记高级需要是靠低级需要垫底的；二、当重申生理、安全需要对肉体生命至关重要时，更不可忘记高级需要的匮乏将危及一个人的艺术生命或精神生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说：单向度人格究竟是导致了作家的精神发展还是退化，是可以用人的高级需要指数来测试的。
我想用如何对待友情、自尊和自我实现等三项参数来测定人格单向度化前后的巴金心态浮动。
巴金素以珍重友情而闻名遐迩。他曾一再将亲朋之谊，颂为温暖人生的明灯。但“反右”之后，友情在其心中有所失重，他不仅仓皇应景发违心之论，并也多次遵命或于报端下井投石，或于会堂举手放手，整倒一位位朋友。以牺牲友情来确保自身的地位、名声和安宁，不能说他对此竟毫无歉意，但当时他体验得最深的仍是某种解脱或庆幸。这半是苟活者的狭隘，半是胁从者的愚蠢。他不知道，当他将友情抵押给政治典铺，其实是把自尊也廉价兜售了。这不仅是因为自尊本是以社会性他尊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当他拍卖了心爱的财富，同时亦即宣告了自身的精神破产。
“包弟事件”或许是最具象征意味的。“包弟”原为巴金家养了多年的爱犬。“文革”初因怕狗咬惹红卫兵来抄家，巴金竟忍心千方百计地将无辜的“包弟”送上医院解剖桌。“包弟”乃成名副其实的替罪狗。但结果，精神包袱非但未见减轻，反倒使作家“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
平心而论，巴金阉割自尊，并不自“文革”始。差别在于：假如说，“反右”前后删改英译本《家》一案，作家为了屈从所谓对外宣传效果，不顾人格自尊和小说有机性而大删艺术细节，还有点“心疼”；那么，时值“文革”，人格尊严对身居牛棚的作家而言似乎更属奢侈，他不仅每交上一份“认罪书”就会感到一阵轻松，甚至还幻想以受辱来净化心灵，争取哪里打倒就在哪里爬起重新做人。做什么呢？
“文革头三年，我甚至认为让我在作协传达室工作也是幸福的。”多么卑微，麻木，自贱！他对人生的需求已降到零点。自我实现呢？创造力呢？文学呢？已不属巴金所有。他不仅不写，写不出，而且对写作本身有无价值也严重动摇。他也认为自己的小说是“放毒”。他从根本上厌恶、否定和阉割自我。那位从“五四”窃得火种来点燃青年的激情火焰的巴金哪儿去了？那位自高公馆突围而出，以决堤的血泪冲坍封建世道的巴金哪儿去了？通通被这个单向度人格榨尽了！
看来，单向度人格虽在麻醉心理痛苦和苟延个体生存方面有其特异功能，它不时让身陷长期政治动乱和精神磨难的作家得到些微喘息的机会，免得他在超负荷的头脑风暴中沦为尼采式的神经错乱，或在势必败北的命运决斗中毁于俄狄浦斯式的自身摧残。
这就是说，单向度人格确像缓冲器弱化了作家对逆境的抗争，从而使主客体间的毁灭性冲突趋向平息。但这是不平等的平衡，是跪在刺刀下签署的和平条约。主客体间的真正平衡理应是主体需求与客体认可之间的双向性协调。但事实上，主客体关系远非如此和谐。它有各种水平：既有你要自我实现与鼓励你自我实现之间的平衡，也有你仅仅想活命与准许你活下去之间的平衡。活命对人来说是更带本原性的强烈欲望，但比起自我实现、自尊和友情等高级需要，其层次又低得多。巴金人格单向度化的过程，大体说就是一个始以舍弃自我实现和友情来换取自尊（即确保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和名声），继以舍弃自尊来换取生存（即为妻儿活下去）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份记录作家精神退化的进度表。
单向度人格是主体屈服于外界高压才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怪物使作家心灵奴化变软，抗压失效呢？答曰：是沉潜心底的封建宗法的幽魂。封建宗法观念属传统政治伦理规范，它是以君臣父子、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一代逆子著称的小说家看得透高公馆家长制的冷酷与腐朽，却一时辨不清附加在共和国身上的封建遗痕，更忽视自己脉管还流着祖训的血。他被那顶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帽子”唬住了。好像作家的政治归属并非由历史来定，而是由偶像来定；好像他无权走自己的路，只有亦步亦趋、虔诚修行才不会摔跟斗；好像他不属于他，而只是某一主宰的附庸，主宰不必对他负责，而他却无时不对主宰效忠。即使在生死线上，作家所以选择生，根由之一也是因为怕死了“问题”讲不清。在疯狂的节日，去向谁讲清楚？为何要讲清楚？自己心中有数，难道不够？毛病就出在作家那时并无近代独立人格意识，或者说靠他年轻时那点民主主义遗风（且不提早被冲淡）已不足抵挡汪洋般的封建回潮。这回潮所以能横流一时，关键仍在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大陆都在推波助澜。这说明作家人格的单向度化，既有客体强制的一面，又有主体软弱的一面，客体强制正是在主体软弱（被迫“同意”或积极“同意”）的基础上来扭曲人格的。这是灵魂的诱奸。诱奸与强奸不同。被诱奸者一旦醒悟，她不仅充满刻骨的羞辱和悲愤，更会激发某种揪心的负疚或忏悔，某种恨不得掏出心来雪洗耻辱、以谢天下的道德冲动。于是便有惊动中外的巴金《随想录》。
《随想录》不是文学杰作，却是文化珍品。洋洋40万字的髯翁随笔未免拙纳拖沓，已不如青壮年时那般激扬酣畅，但质朴坦诚如故。这已足矣。或许当今文坛不乏妙笔生花的巧匠，但在身瘫病榻的古稀之年仍仗义执笔，颤巍巍地录下一位饱经风霜的文学元老的历史沉思的， 巴巴金其谁？这是国宝。这是一尊研究多灾多难、曲折延伸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活化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一意义上说，《随想录》写什么远比它写得是否艺术要重千百倍。
巴金不愧为鲁迅的学生。他解剖自己也比解剖他人无情。“我的箭垛首先是我自己；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我自己。”他所以揪住自己不放，因为他深知故土流行“健忘症”：“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
中国新文学为什么后30年不如前30年？每一位曾和新文学共命运的大作家都不应绕过这礁石。可惜鲁迅死得太早。茅盾、郭沫若是带着永恒的秘密与躯体一道化为了青烟。沈从文早已默默地转向历代服饰研究。胡风疯了。曹禺不曾亮相。责无旁贷的使命就这样把倚杖踯躅的巴金推向了时代前沿。他的作法就是干脆扒去外衣，从坦荡的胸襟剖开那颗曾被蹂躏的魂灵，让所有文学史家、读者及其后代看看历史曾经在其中积淀了什么，从而也像千古宝鉴映出了我们的心地未必曾比巴金干净。这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最诚挚的良心。这是鲁迅第二。
说实在的，若为个人计，已至垂暮之年的巴老大可不必认真。“死去原知万事空”。《随想录》写得再深刻，也不能成为他构思鸿篇巨制的实际动力。列夫·托尔斯泰是在50岁写《忏悔录》的。“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伟大艺术家的真正黄金年华。巴金撰《随想录》已年过八十。太晚了。但对整个中国文坛，对蓄势勃郁、做梦也在腾飞世界的新时期文学来说，又正及时。“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
我深信，巴金这一遗训不仅将诱导当代中国作家大大增强对人类的关心程度，并也将为我国文学生态学建设以及促进生态最优化提供难得的权威咨询。“我正是为了这个才活下去、写下去的。”魂兮归来。有朝一日，当他在冬青环绕的国旗下安息，他将死而无憾。因为他已把心掏给了祖国和无数热爱他的读者。
小辞典
·巴金（1904-2005），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巴金自称是1919年“‘五四’的产儿”，当年他15岁。1923年就读东南大学附中；1927年留学法国，撰处女作《灭亡》，1930-1933年间又撰《爱情的三部曲》（含《雾》《雨》《电》）等中篇，皆是写一群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1931年脱稿的长篇小说《家》莫定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更能表征巴金小说成就的，应是1940年代的长篇《寒夜》。
巴金晚年所以深受国人尊敬，因为作家在八十高龄仍不折不挠地沉痛反思祖国命运，撰说真话的《随想录》五册，难得。为了不再让神州大地重遭“文革”式浩劫，为了免除子孙后代的无端苦难，这位与20世纪同龄的百岁人瑞曾郑重建议中国应建“‘文革’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