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抗日战争时期，回汉团结共同抗日堪称是中华民族共同御敌的榜样。早在抗日初期，出生在黑龙江宁安县的回族烈士马骏（1895—1928年）从小就与汉族一块抗俄、抗日，由于成绩突出，曾被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抗战时甘肃威武雄壮的“甘南民变”也是以汉、回民族为主而成立的西北民族抗日义勇军，在当时当地各族群众中广泛传唱的一首歌谣唱道：“马福善，王仲甲，回汉民族集合扎（联合），不杀回，不杀汉，抗日反老蒋……”其中两位领袖，马福善是回族，王仲甲是汉族，这是回汉民族团结抗日的楷模。
抗日战争时最有名的回汉抗日队伍还是回族马本斋和汉族郭陆顺带领的冀中军区八路军的“回民支队”。总队长马本斋，率队英勇抗日，八年中回民支队俘虏日军1.3万多人，创造了1：10的伤亡对比。马本斋是回族人民的一面旗帜，又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叶剑英同志在马本斋逝世后的悼词中概括为：“马本斋同志的斗争道路简单地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党。”政委郭陆顺严守回族饮食习惯，与马本斋团结合作，回民支队也吸收汉族战士。当时的上级吕正操司令员表扬这支回汉融合的抗日支队为“回汉团结抗日的旗帜”。
另外，回汉民族从近代史以来并肩战斗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事迹也有很多。比如，在民国时期新疆回汉等民族共同反对沙俄及中亚对我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在今天，共同反对“三股势力”对我新疆的渗透，所以国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喊出了“杀汉灭回”的口号。
以上回汉民族共同反封建压迫、反外国侵略、反民族分裂的事例只是回族诞生以来很少的一部分，仅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收录的元朝至近代的回族人物就有326人。现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涌现出的马本斋等杰出人物更是不胜枚举。因此，白立忱在《中国回族史》序中也说：“回汉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回爸爸，汉妈妈”也是最好的例证。
回族穆斯林讲，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国民要爱你的家，没有国哪有家？回族在几百年中与汉族同舟共济、同仇敌忾反压迫、反侵略、反分裂的历史，不仅加深了回汉两族原本同血缘的亲密关系，而且加深了两族人民共同保家卫国的战友情谊，汉族爱自己的土地，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祖国，自不必说。而回族父系虽然来自阿拉伯，却是娶汉族妻子定居中国，他们既没有统治中国的想法，也没有分裂中国的概念，但他们又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祖国誓死捍卫，把汉族当成自己的亲密战友加以团结，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死与共，达到了休戚相关，志相同、心相同、性相习。这也许是今天回汉关系比其他民族更紧密的主要原因。
三、回汉价值取向和性格的共同性
回汉关系亲密的又一重要共因是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看似有别（比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性格上实则有相似点。
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是严肃、庄严而又神圣的，但这只是早期的阿拉伯人道德规范神圣化了而已。翻开神秘的精神信仰外在形式后，伊斯兰文化的主要内容有许多与中国的汉儒文化，尤其是中古后儒释道结合的大唐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阿拉伯早期价值取向是分而不裂，中国春秋时的价值取向是和而不同，只是汉儒文化更重视实际的道德规范内容，不太重视外表的精神信仰作“保驾护航”。仅就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和汉儒文化对人内涵道德品行的要求上，两者就有几点相似之处。
首先，回族的宽容性与汉族的包容性实际上很相似。回族认为真正的英雄是宽容人。他们推崇的一句话是：“我有报复你的能力，但我宽容你！”这与汉族积攒实力，但不轻易示威，即《尚书》上的“唯德动天，无远弗屈”的靠实力和平征服的精神不谋而合。正因为伊斯兰和汉儒文化在这一点上一拍即合，所以才有大唐皇帝鼓励阿拉伯商人、知识分子留居长安并娶汉族妻子定居的可能，而阿拉伯商人、知识分子又作出了留在中国从此客居终生的决定。
其次，回、汉两族都有强烈而明显的先忍后发的自强精神。“中国回族的先民从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孔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与伊斯兰教中的某些教义精神是一致的。”李振中先生说：“1982年，我去麦加朝觐，团员中有几位西北地区的阿訇。一天，大家交流朝觐的感想，一位阿訇说，‘伊斯兰教是伟大的，就在于它的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和拼搏向上的精神"”。无论是历史上的回民起义还是今天的回族抗议，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当地政府或个别外族人对他们的待遇（主要是精神信仰和对民族生活习惯长期不敬或久拖不决）明显不公而造成的。汉族也是，历史上外族入侵或挑衅达到了忍无可忍时才奋力反抗，而一旦反抗就有很坚强的韧性，经过长期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因此，回族和汉族都属于后发制人型。
最后，回族和汉族都具有内刚外柔、自强不息的性格。这是与两族长期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回族和汉族生活是以经商和农耕为主的，希望有稳定安全的经营生产环境，因此他们对待不安定式侵扰总是以防御为主。他们的价值取向也是力戒对外张扬，主张“韬光养晦”，而在内心里却是有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火焰在熊熊燃烧着。
总之，回汉两族都有极强的韧性、极强的承受力和爆发力。
这里又提出一个长期被学术界忽略的问题，即一提到回族，就好像他们都是严密、神秘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与非穆斯林的思想格格不入。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回族的道德、性格里更多地存有汉儒文化的营养。这是因为“回爹汉妈”中“汉妈”即母亲的性格和道德规范对孩子的影响更深。正像大部分伟人都曾介绍过自己从小受母亲影响最大一样，比如毛泽东、蒋介石、郭沫若受母亲的影响之大已传为佳话。而唐太宗李世民受鲜卑族母亲的影响，聂耳受傣族母亲的影响，大清数位皇帝受蒙古族母亲的影响也逐渐为人所知，回族受汉族母亲的影响自然也不例外。母亲对孩子性格的形成，道德价值取向的确立，甚至对树雄心壮志都有奠基的作用。所谓“三岁看到老”，三岁正是在母亲怀抱或在母亲的手牵着的时候。回族形成之初主要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当时的西北地区是汉唐文化的中心，回族的母亲大都是受过儒释道传统道德影响至深，且最善于相夫教子的汉族淑女，也许她们不一定到正规学校学过专门的科学文化课程，但她们从长辈那里一代一代言传身教下来的，从周围儒家文化社会伦理氛围中熏陶而来的道德规范却是很正规的，她们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做人规范以及为人处事的性格言传身教给回族子女。回族子女从母亲那里学习，从汉族大社会环境里耳濡目染地模仿，使得他们不仅在生理上与汉族有血缘关系，在心理上、在骨子里也有了汉儒文化的浸润。可以说，回族人对汉儒文化及传统道德的掌握程度不能只以书面学习来衡量，可以说回族是55个少数民族最靠前的。成人以后，回族青年才系统学习伊斯兰教的知识或思想，正规地做礼拜，但这时回族从小形成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和性格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对汉文化的价值审美也已深入人心，只是由于极重视精神信仰的伊斯兰教有明显的外在形式，人们一看就能看到回族的这些外在特征，而容易忽略回族所具有的汉儒文化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而已。
回族之所以有上述三种和汉族如此相像的品格，就是因为回族从小就浸润的是汉儒文化的精华，只是长大后用伊斯兰教精神信仰及外在形式把这种汉儒文化包装了进去。当然，回族也运用伊斯兰精神信仰的严肃性保护了自己汉儒文化的道德规范得以有效实施，比当代一些汉族青年人更能自律地遵守中华优秀道德规范。这是回族人双重思想规范（精神信仰是伊斯兰教，道德性格是汉儒思想规范）的长处所在。李兴华先生在强调回族文化对汉儒文化的弘扬时曾说：“回族对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弘扬是很显著的。如自强不息的精神、爱国爱家的精神、重人重伦的精神、时中用中的精神等等，可见被一些人说成是回族特有的不少精神，其实乃是中华传统文化优良精神的回族弘扬。回族是中国的，中国也是回族的，这在传统文化精神上有典型的表现。”以上回、汉三种相同之处正是这种典型表现的内容之一。
四、回汉两族汉语言使用的共同性
回族和汉族在几百年的历史上形成如此亲密的关系，除了上述三种共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共同使用汉语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我们知道，斯大林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把语言列为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之一。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深层透镜，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外在特征，还是通过外化特征进入思想底层的心理凝聚纽带。语言不仅是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更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权威标记。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借用韩麦尔先生的口说：“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美国人想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播给世界各国，就不惜花巨资和人力到世界各地教授美式英语。中国最近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实施对外汉语工程，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举措。还有，满族人之所以能由萨满教改成儒家思想，大清国皇帝保持“国语骑射”都不能阻挡住满族向汉族的融合，其主要原因也是满族人入关后在汉人多于满人150倍的悬殊比例下改说了汉语。无数事实证明，两个民族共用一个语言或者一个民族使用了另一个民族的母语，两个民族的融合程度就会大大加快。
回族从唐代阿拉伯人进入长安开始，直到元末明初，经历了从阿拉伯语、波斯语到阿、波、汉语杂用，再到完全使用汉语（只是还专用一少部分伊斯兰宗教词汇和特殊民俗词汇），也就完成了由阿拉伯人到汉、阿混血儿，再到回族人的彻底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的先父在客居之地选用了汉语而不是突厥语族、南亚语族或者蒙古语族，这与前述三个共因密切相关，也与回族追求学问，见贤思齐，灵活现实的进取心密切相关。穆罕默德曾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你们寻求学问吧！哪怕是远在中国，因为求学对每一个穆斯林都是天命。”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承载汉唐文化的汉语是最有学问的，也是使回族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文化根基。
几百年的事实已经证明，“回族与汉族一样通行汉语，这是回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优势。借助它，回族得以在中华大地的广阔地面上形成；借助它，回族与汉族结成了‘割不断，剪就乱’的特殊亲密关系；借助它，回族得以使自己信仰的宗教顺利实现了中国化；借助它，回族得以知晓汉族的一切，汉族和通晓汉语的其他民族也可以知晓回族用汉语表达出来的一切。从一定意义上说，汉语和伊斯兰教是回族或回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两个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因素。”
正是回族选用了汉族人的母语——汉语作为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首先使汉族人更能从心底里信赖、认同、把握他们，从而使回汉能在交际场合敞开心扉，无保密可言。这就在多民族多语言的中国，自然拉近了回族和汉族的心理距离，乃至于通婚后的零距离。使用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其他民族，尽管在汉族人面前说汉语，但毕竟在其他场合是说民族语言的，何况有时当着汉族面不便汉族人听的内容就用本民族语言交际了。这看起来是双语更方便，但也无意之中疏远了与汉族人的心理距离。因为你毕竟有保密可言，而且又有保密的交际工具。而回汉民族用汉语，汉族人认为回族人语言使用专一，这就无形之中加深了汉族人对回族的信赖度、亲密度。
前文阐述的历史上回汉民族同仇敌忾反压迫、反侵略、反分裂的事迹中，许多行文都是用汉文下发的，如杜文秀的《誓师文》《兴师檄文》等。马本斋、郭陆顺领导的抗日回民支队回汉官兵之间自然也是能用汉语流利地交际一切事情的。笔者2006年5月调查宁夏固原西吉县的回族与汉族的关系，兴隆镇杨茂村公路段的回族马海清段长说：“和汉族人只要一通脾气，一模一样吧，只是吃啥不吃啥，我也接触，十有八九，汉人比回人好接触。”他领导的公路段的所在村全是回族，他的公路段多数职工都是汉族，他经常让汉族职工到他家吃饭，汉族职工也把回族领导的家当成是自己的家一样。这样的回汉民族亲如一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如果没有共同汉语（而且回汉双方都把汉语作为唯一的母语）的有效交际和交流工具，是很难达到这种亲密无间的程度的。
世界上，因民族间语言权利的纠纷导致民族关系破裂的事经常发生，因语言的融合和统一而形成的民族间的团结凝聚的事也屡见不鲜，说明民族间共同使用一种语言也是民族关系亲密或民族感情深厚的标记。因为语言文化无论如何不只是纯粹的交际工具，它只要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有可能成为掣肘民族情绪的工具；它只要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就有可能成为掣肘民族情绪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凝结民族感情的纽带，甚或是通向共同精神家园的桥梁。“回回先民失去自己的母语，与其说出于被迫，毋宁说出于自愿与需要：认同的自愿与生存的需要。历史学家也认为，共同选择汉语，是回回民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回族在形成之初，没有选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或南亚语而选用了汉语，与他们的母亲是说汉语的汉族人有直接关系，也与他们生活并定居在中国腹地直接相关。在回族发展的几百年中，汉语没有辜负回族先民正确选择的期望，在回汉同仇敌忾反压迫、反侵略，相濡以沫、共守道德规范和内刚外柔性格中，发挥了更大的交际、交流和凝结感情的作用。汉语成了历史上回汉两族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一种文化指纹和共识符号。在今天，更成为两个民族心心相印、精神互守的密码和音标。有了几百年共用汉语感情积淀和语言认同，回汉关系又得以步入到一个牢不可破的精神层面。这不能不说是回汉关系亲密的又一个重要的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