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汉民族关系亲密的共同性也许还有不少，但上述四种共同性足以证明回汉关系为何如此亲密了。研究回汉民族关系的亲密过程和亲密原因，对了解中华各民族和谐凝聚的历史，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和谐的民族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古今回汉民族关系从相互接触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认同的过程，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团结再走向和谐凝聚的一个生动缩影。
（第三节）回族的心灵之道
本节以康德“心灵里崇高的道德”与毛泽东“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和《古兰经》关于“三状”源于心灵为序，从历时上解读了回族荣辱跌宕、历尽沧桑，“几度春风，几度秋雨”的心路历程，从而揭示了他们心灵沐风栉雨后更加清净的壮美。又从共时上亮化出回族忍辱负重、自尊自强的坚实心力，最后凸显出回族“先忍后强”的心灵之道对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充实，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启发。
一、心序
年轻的时候就老是从书刊报纸上读到过康德的两句名言，即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能让人有无穷无尽的神秘感，那就是“头上灿烂的星空和心灵里崇高的道德”。中年开始，对这两句哲理名言认识有了升华，特别是作为一个人文研究者，我对后一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读过回族女作家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之后，对她说的“人的心决不单单是解剖图上画的那颗有着什么左心房右心房的心脏”更有了共鸣。再读了回族男作家张承志长篇小说《心灵史》后，对他所说的“一种人心的追求造成了一种凛然的人道精神”更有了心心相印的共识。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培养“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爱国主义，他老人家常说的经验是：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那种精神状态下走过来并且成长起来的，对心灵或精神的作用体会极深。这种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心灵的壮美的驱动。正像当今对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之理解，对古今中外无数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所定位的，最根本的还是他的激情驱动下的灵感一样，这种激情仍然来源于对他心灵所想往的追求对象的律动。而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集合性的凝聚性的心灵律动，即为追求高尚的精神信仰而不怕心血垂滴，甚至不怕身体牺牲踏上壮美的心灵之道的，在中国，回族怕是典型了。
美国的菲利普·巴格比说：“每一种文化都包含了某种形式的宗教。”回族的文化里宗教成分之所以在中国比别的民族更多些，也是因为回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实践中，把《古兰经》和圣训作为认一信仰，以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为原质特点，并在泊来时吸取希腊、罗马、印度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思想的基础上，又极大地汲取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营养。这种以伊斯兰教为重点，以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为二元，以其他文化为散点的融合型文化，已经律化成回族全体“人们所效法和认可的各种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而这种综合体文化的核心便是“重视心灵净化，道德修养，积极入世”的心灵之道，即寄托回族人精神信仰，触及内心灵魂的、以心体道的自由的心灵家园。“人类生存的三种状态即：形体状态，道德状态和精神状态。《古兰经》指出了这三种状态的各自源泉，这三种状态源出于心灵，心灵管住人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有效管理。”人常说，回族人最大的特点是有心劲儿。这种心劲儿，正是《古兰经》所阐发的“三状源一”之心灵，这种“心劲儿”提法正是对回族人文化价值和精神世界皈依为心灵之道的解读。
二、回族荣辱跌宕，历尽沧桑的心路历程
解读回族人的心灵之道，还要从他们喜忧参半，荣辱起伏的心路历程说起。
回族先民从唐、宋时起由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国来中国定居，这些被称为“蕃客”“胡人”的以商人、使节为主的穆斯林，无论是从陆路经西域丝绸之路来的，还是经南海等地香料（珠宝）之路来的，开始时都是地位不高的，他们谨慎小心而又热情地与当地的汉族人来往，直到唐代皇帝开始喜欢这些穆斯林，并且鼓励他们主动追求汉族女子与之通婚后，这些后代即回族的初期族群才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地位，进而有了较为踏实的心理定位。
宋代起香料贸易开始繁华，“蕃坊”林立，而且里面有了清真寺，正像《回族对联》中所说：“清则身洁心净，真乃意正志诚。”在回族自己建的寺殿里完成对真主的清、真信念，这就是清真寺的用名之来源。从那之后，回汉通婚日渐增多，他们的后代之地位也日益提高，其小聚居的局面也日益向全国内地发展。
元朝时回回已分布全国各地，这一方面是因蒙古族的兴起和征战，大量中亚、西亚的伊斯兰教徒被蒙古军队强行掳掠来华，这些移民中不只是商人，还有了工匠、军士、教士、法官以及科学家、艺术家、医生等。另一方面，宋元时期来华的回族先民虽然继续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关系纽带，但语言上已经基本上改用了汉语，生产、生活方式也由比较单纯的商业转向了以农牧业为主，商业为辅。加上元朝把色目人看做是仅次于蒙古贵族的重要地位，并给予相应的政治待遇，这时已形成了初期民族共同体的回族，其宗教信仰和自身历史文化与汉儒文化、风俗习惯既相区别又相融通，从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原住地阿拉伯、波斯、中亚诸民族又不同于中国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但这种心理素质还立足未稳，属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态。正如马启智主席说：“蒙元以来，入华之回回人数以十万计，除少数为官为宦者外，多数军士、平民以务农为主，依靠军屯、民屯获得贫瘠的土地，在缝隙中求生存，因此更需要与当地汉民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
到了明代，由于朱元璋反元立明依靠了不少回族人，其中几员开国大将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都是回族出身，有明一代，回族发展也进入了稳定而迅速的阶段，不仅开国元勋能征善战，而且读书应试也能与汉族比肩。一时间回族高官显宦比比皆是，其中马文升、海瑞、马自强已到了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显赫地位。
可是到了清朝，由于回族与汉族一起不满清廷地方官吏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加之回族又在聚居地西北地区不断强化这种反清的民族斗争精神，因而遭到了清廷官兵的血腥镇压。整个有清一代，回族的地位处于一落千丈的低潮。但回族的心灵自由和信仰都始终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们的心灵之道进入了潜流，也升华到了“静水流深”的更壮美的境界。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回族在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旗帜下，又重新成为“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之一，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和主人之一，为消除封建帝制，推行自由民主，共同加入“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一直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回族政治地位取得了彻底的解放。但回族由于没有较大的民族聚居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一是成立较晚，二是回族人口集中程度远不如维吾尔、藏、蒙古、壮族自治区多），全国分散的大杂居、小聚居局面已成定局，因此回族仍是在汉族和大少数民族的夹缝中生存着，心理上也是经常适应着大民族的喜怒哀乐。这就使得回族心灵之道经历了一个千百年的高低曲折，忍辱负重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回族的心灵之道是有同于汉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征但又比汉族更具丰富复杂性的一种精神世界。
这种荣辱跌宕，历世沧桑的心路历程还可从历代回族仁人志士的心声之中得以充分显现。千百年来，回族在发生发展的曲折之路上，在养成坚忍不拔的信仰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追求时，也在经历着超乎寻常的心态冶炼。他们在每个朝代都没有占山为王的独立野心，在每个朝代都有为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雄心，可是回族却蒙受过比其他民族更难以承受的心灵之苦。千百年来，回族在特殊的曲折中所磨炼成的心灵之道，就像奔腾不息的复杂情感之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回族儿女的心田，也从中透悟出他们之间情感认同，心心相印，挥之不去，化之不开的心理之墙。这种特殊的心灵之道已经铸成了回族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
这里仅举几例历史诗文，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曾任过南宋梅州知州的回族诗人蒲寿宬就留有《心泉》诗：心泉不知源，流出石磊坷。
坎止心维亨，蒙养行必果。
久视苦无尘，静趣自忘我。
明月知此心，时印夜光颗。
作为唐宋回族先民之高官的蒲寿宬，仍然需要磨炼灵活现实的心灵之道，在世态炎凉的大民族官场、市场上绕开“是非”之“磊坷”，遇到“坎子”即处事艰险而无法前进时，心灵也要亨通畅达，想得宽，想得开，要以蒙睐隐恋的心法培养内力。即使仕途不得志，世态不尊我，我也会在自趣自乐中寻找一种心灵自由的“静趣”。正如张承志在《心灵史·代前言》中所说：“让我心灵里总是满盈感动。”虽然人间有民族压迫、歧视、漠视，有不怕牺牲的自尊抗争，但我与“夜光颗”（洁白如珍珠的月亮）在夜晚心心相印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因为我追求的就是要有清泉明月般的心灵。这首宋代回族诗正好代表了回族形成初期心强外隐的典型个性。
张承志：《心灵史·代前言》，海南出版社，1995年8月。
历经荣辱沧桑，饱尝人间辛酸苦辣，但心灵中仍然具有宽广的爱教爱国空间。元末明初回族大诗人丁鹤年就是其中的时代代表。他从小熟读儒家经书，但大半生却在改朝换代中度过，即便不得志而流浪于东海之滨，他也不忘写诗抒发寸心报国之情。例如：
篱下菊花怜我瘦，杯中竹叶为谁深？
凭高眺远无穷限，志国怀乡一寸心。回族在这个时期已经成熟为一个稳定而富有特征的民族共同体，此时回族的心灵世界也成熟到与炽热的爱国之心并为一体，从中也在借物言志的字里行间体现出在夹缝中顽强生存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明代回族思想家李贽虽然主张对孔子思想有继承、更要有批判，但他的叛逆色彩和反抗精神仍是在遵循纯真的心灵之道，他在所写的《童心说》里说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可见，李贽是在向往像童心那样的真心之道，自然率真富有个性的心灵自由，可实际上的世态是不可能让他心灵率真的，尤其是在大民族夹缝中生存的回族。李贽已经做得很突出了。
关于心灵的曲折忍隐，清代回族最为典型。清康乾年间回族诗人马汝为在其《雨过》诗中曾写到：
寂寂雨初过，萧萧秋满林。
独酌竟成醉，浩歌聊写心。
在寂静的秋夜自己一个人独自饮酒居然能喝成酩酊大醉，原来是放声歌唱以解心中的酸甜苦愁，虽然这些回族的处境是孤独甚至是悲凉的，但他们的心田却是期望浩荡的。这方面，清嘉庆回族诗人萨树堂的《落月》更能反映出这种心灵的百味：
诗思谁家起，乡情万里生。
年年征戌苦，心事感鸡鸣。
从中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回族人被屡次派出征战，思乡念苦自不必说，便更主要是心事重重不好诉说，甚至连公鸡打鸣那样的本能表达都不能做到。
明末清初“以儒诠经”的回族学者王岱舆曾把回族的思想体系概括为：“正学有三：曰‘大学’，曰‘中学’，曰‘常学’，大学者归真也；中学者，明心也；常学者，修身也，归真可以认主，明心可以见性，修身可以治国。”这里，“明心”正是信仰和治国的桥梁，也是回族人信真主，常修治国的纽带。之后不久，回族学者历两个朝代进行“明心”的建设，即“明清汉文译著活动是回回民族学者自觉发起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对话活动。这是一次回回民族学者长达百年的心智建设，这显示着回族穆斯林的情，中国人的心。”长期的曲折坎坷的民族发展道路和在夹缝中生存应付复杂世情的心态，使回族人冶炼成了长于心计，精明灵活的心性，也磨炼成了在艰辛逆境中用心灵之道慰藉自己，用伊斯兰教精神信仰鼓舞自己，用儒家伦理思想严于律己的有心有情的坚忍不拔。
千百年来，回族奉行着“沐体净心，内外纯洁敬拜主；动静如仪，践言履行谨法圣”的信条，奉行着“心存忠孝，志义齐仁”的伦理，敬真主，忠皇帝，勤做事，善沟通，一步一步地，一脉相承地续写着悲喜交加而又自强不息的心灵之道。
这种心灵之道在现当代回族人中表现得更加感人。例如，回族女作家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以细腻的笔触探测人的心灵，写回族珠宝商人三代家族的命运，60年间的兴衰，写他们在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心灵百味。书中说：“幅员辽阔的中国，是汉人长期生存繁衍的地方，回回不可能像土生土长的民族一样拥有整块的、大片的土地，他们不断地被派遣、被迁徙，甚至被征讨、被杀戮，为了生计，他们流落四方……他们始终是少数，这少数人艰难地、顽强地、小心翼翼地活着，信奉着自己的主。”“他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来自九天之上，来自九泉之下，来自天地之间，其实只来自他的心里。”回回民族自护其族的心态是长期困顿受压的生存状况使然的。这一心理也反映了回族人保持民族团聚，巩固民族内部团结，壮大民族力量的愿望。
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把回族的心灵之道描写得如壮歌一样神奇。他把宁夏南部西海固山区里沙沟人的回族的心灵之谜底揭示给世人，他说：“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哲合忍耶为着一份心灵的纯净，居然敢在200年时光里牺牲至少50万人。”“他们几十万人，都因为正在坚持一种精神，才可能活得震撼人心。”这些多斯达尼（即回族的群众）就是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
无论是北京大都市的回族，还是宁夏西海固山沟的回族，他们都有一种重感情、重记忆、重心灵美之体认，重心理内涵之拓大的精神追求。千百年来，回族不但克服了世居民族不可思议的生存之苦，更克服了世人难以承受的受歧视受压抑的心灵之苦，但他们在苦难、坚韧的双重逆境的不屈奋斗中反而把这种心火燃烧得更加旺盛。心灵沐风栉雨后更加清纯洁净。回族在千百年来的发展史上，在大民族的夹缝中，在“几度春风，几度秋雨”的心路历程中，在为伊斯兰教信仰尽心、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尽力中，由最初的自卑感到自尊感，再到后来的自觉感，直至今天的自豪感。他们把心灵之道拓展得越来越宽。是这种修炼耐烦、耐苦、耐炎凉的存心养性的心法内功，使回族人不仅增强了与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的适应力、沟通力、亲和力，而且也在本民族内部加固了心理长城的凝聚力。
三、回族忍辱负重，自尊自强的坚实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