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已成的理论包括教义都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时代在前进，丰富的大千世界在变化，理论和教义也要后代的继承者作出符合社会进步的新解释，这种与时代发展不断相适应的与时俱进的理论观或宗教观是经典理论的信仰者和宗教信徒的一种福音。就回族的发展而言，《古兰经》上既然多处阐明，人类文明应互相借鉴，互相赋予，互相影响，那么，回族把中国伊斯兰教的作用发展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教义中的定规“作出符合社会进步的新解释”，并且发挥宗教的功能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对政府的领导起协助和维护作用，特别在多民族杂居地区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就是民族发展和宗教运用上的重要进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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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回汉民族关系亲密的四大共因
本节重点对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回、汉亲密的民族关系的共因进行论述分析。全文依次从回汉血缘关系的共同性，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共同性，回汉价值取向和性格的共同性，回汉两族语言使用的共同性四个方面，有理有据地证明回、汉民族从相互接触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认同的过程，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团结再走向和谐凝聚的一个生动缩影。这对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过程，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民族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的多民族关系中常把回族和汉族放在很亲密的关系的行列，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清末至民国中亚境外民族分裂分子曾提出“杀汉灭回”的口号，清代道光、同治时期，清政府平息云南民族矛盾也采用过“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的政策。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有“甘南民变”，在各族群众中流传着“回汉民族集合扎（联合），不杀回不杀汉”的一首歌谣，抗战八年的回民支队总队长马本斋去世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送的挽联上写着“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至于当今“回汉民族亲如一家”的提法和口号就更多了。为什么会在古今正反两方面，从朝廷到官员到各族群众都这样提呢？正像全国人民称地名时通常不把辽宁、吉林、黑龙江并称或单称而往往统称“东北”，而西北五省却经常单说“新疆”“青海”或“陕甘宁”，很少说西北，甚至有时把“东北”和“湖北”“陕北”这三个地理外延有极大层级差别的地名并称。就是因为历史上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位置共同性太多，甚至是遭受外来侵略的共同性也有别于关内各省。这个类比虽然不很恰当，但对理解“回汉”并称有启发。简言之，回汉民族的共同之处要比其他民族多一些。笔者在《论回族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一文中探讨了回族的发生、发展之过程，这里不赘述。概括起来，最初的回族先民之源是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均在鼎盛时期，阿拉伯、波斯、中亚商人在大唐文化的包容下与中国汉族交际、交流、交融，以至通婚定居而繁衍后代的结果。悠悠岁月，漫漫融合，回族在中华大地上经历了从风雨交加到风和日丽的700年历史，伊斯兰的客体文化移植到中华主体文化上，相互包容、适应、吸收、融会，已经达到了几近天衣无缝的程度。可人们只在感性上知道回汉亲密、相似，具体说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共性，至今学术界还很少探及。我们有责任对这一习焉不察的民族团结和谐的榜样作一阐释解析，以便为当今构建和谐稳固的民族关系提供历时共时结合的学习典型。
一、回汉血缘关系的共同性
汉族北方方言常说，为什么两个人或两群人，遇到关键时刻（比如危难当头、困难至极、病情加重时）能出奇地帮忙，那是因为他们“有骨血关系”，即血缘关系。如同父异母，同一家族等。回族和汉族之所以关系比别的民族亲密，正像宁夏回族常解释的，我们是“回爹汉妈”，“汉族是我们的上姑舅”。如前所述，回族是阿拉伯商人移植中国定居后和中国内地汉族女子结婚的后代，自然是身体上流着父亲和母亲的遗传血液。回族在身体上既像父亲又像母亲，是所谓阿拉伯和汉人的混血儿。这种无可否认的血缘关系，使回族和汉族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涉及到“国泰族安”等重大事件面前，就有了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心里默契。共同血缘关系成了回族和汉族拉紧亲密关系的坚韧纽带，也毫无疑问成了回汉亲密关系的血缘共因。正像加拿大梅第斯人之所以爱族更爱国，他们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很亲密，就是因为他们是加拿大原住民与欧洲毛皮商人通婚后逐代繁衍而形成的一个族群。
由于回汉这种通婚带来的血缘遗传关系，表现在其他方面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亲密表现和主体认同。阿拉伯商人当年是大唐帝国汉人的“乘龙快婿”，他们在中国定居又能找到称心如意的汉族女子为妻。他们从落户中国之日起就把中国看成是他们的家了，这是他们的后代——回族之所以那样把爱回、汉民族和爱中华祖国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深层原因。就像女婿一旦到丈人家定居，定会为丈人家保家挣钱而奋斗终身一样，至于他们的孩子就更把自己的姥姥、姥爷看得比在另一个地方的爷爷、奶奶还重要了。由于回汉这种血缘关系，回族人对中国的认同有时是不知不觉进入骨子里的。笔者2006年5月在宁夏回族最集中的地方同心县城调查中，几个回族干部和笔者，还有西北二民院（今北方民族大学）的马少娟老师（回族）一起聊天，县工商联副主席（回族）和大家不经意地说：“拱北是有功德的人的墓，就跟我们的岳飞墓一样。”
他作为地道的回族，却不知不觉用了“我们”一词和岳飞认同，说明回族干部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入大中华了。这种现象别的民族干部也可能说过，但不像回族干部这样普遍，只能说明回族人认同汉族，甚至把自己也当作了汉族，这是对自己母亲汉族的正宗地位的肯定以及对父系融入中华社会中的一种潜在认同。另一名乡镇领导又说：“我们孔子文化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这是回族把自己认同为中华汉儒文化的又一种证明，这种话至少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中是难以说出来的，足见回汉和亲后血缘关系的延续性和遗传性。这种血缘关系作为生理学概念一代一代潜在地遗传下来，作为心理学概念就是通婚后代对父母的认可尤其是对生存在母亲所在的居地的强烈认同。要知道，中国人事部和人口政策规定，出生儿女是随母亲的户口落户的。所以回族对汉儒文化的心理向心力，对中华核心价值理念的心理凝聚力是有其深层的血缘关系作为生理支撑的。至于回汉通婚越来越多的现象，也与历史上的血缘和亲密切相关。伊斯兰教规中讲异族通婚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的。正因为这样，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商人才得以在远在东方的中国娶汉族女子为妻。
可以说宋末元初回族的形成，正是这种异族异地异国通婚血缘相融的结果，所以近现代回汉通婚一直没有中断过。当代中国，随着汉文化大量向少数民族的普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频繁接触，各少数民族都有和汉族通婚的现象。但回汉通婚之所以比例有所增加，是因为，一方面进东部大城市的散居回族无法严格按照清真饮食用餐，另一方面，在西部回族聚居区的汉族为尊重回族清真饮食习惯，后来变成了自己也喜欢清真饮食。比如宁夏同心县县城汉族一家猪肉小卖部和餐馆都不设。在饮食上有了迁就后，回汉就再没有生活习惯的障碍来影响他们通婚后的生活了。信仰伊斯兰教做礼拜之事，至今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已无法按规定一日做数次礼拜，他们只能奉行点到为止、心诚则灵的原则，这样，与之结婚的汉族配偶既然与之有了爱情，也自然会支持回族配偶这样做的。结婚过日子主要是价值取向和性格爱好的志同道合，而这方面回汉民族正是血缘相通，心里相通，性格相同。笔者初步调查证实，回汉结婚后离婚率比其他异族通婚的离婚率要低得多，也是这种血缘相通的根本原因所致。
二、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共同性
同仇敌忾，风雨同舟，在同呼吸、共命运中生死与共，无论是哪个民族都会珍惜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更何况是具有血缘共同性的回汉民族了！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回族后，回汉团结奋战共同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又使回汉民族在血缘相通的基因上增加了心心相印、荣辱与共的气节相通。关于回汉同仇敌忾反侵略、反压迫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仅举几例。
（一）回汉共同反压迫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在南方起兵反元朝统治时，回族就与汉族一道拿起了反抗压迫的武器。朱元璋的四大爱将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都是回族人。沐英等大将为大明攻下了元朝贵族控制下的云南。云南回族马和28岁就随明燕王朱棣与元蒙残余势力英勇作战，“靖难之役”后，燕王因马和英勇机智出入战阵，屡立战功，封他为内宫监太监，官四品。因“马不能登殿”，故皇帝赐马和以“郑”姓，改名为郑和，时年仅32岁。大明入主朝廷后，郑和屡被重用，最终成了比麦哲伦、哥伦布还早的世界航海家。
清朝时期回汉民族团结奋力反抗清朝地方贪官污吏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而又可歌可泣。
今天定居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境内的东干人（这是前苏联对他们的不礼貌的称呼），就是清朝时为反对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而在陕甘宁举行回民起义后为逃避清朝残酷镇压，而被迫流落迁徙到中亚的回族起义军及其眷属。回民起义的首领白彦虎在中亚临终前曾给后代留下遗言说：“希望你们将来有一天能回到祖国，到西安城墙上捧一把土亲一亲，就算还了我的夙愿了！”回族这种客死他乡仍心念汉地西安故土，这种爱国、爱族（包括爱汉族）的感情，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直到今天，2006年9月在宁夏举行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大会期间，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伊玛佐夫院士（中亚东干人）来宁参会，还当面和笔者说，“东干”的说法是前苏联人给我们起的，我们还是叫“中亚回族”。几百年过去了，他作为清朝当年陕甘宁回民起义而移居国外的中亚回族的后代，仍然对祖国西北、对陕甘宁的回族和汉族怀有深厚的感情，会议期间中国西北的回族、汉族教授与穆罕默德·伊玛佐夫教授、拉希德·优素波夫教授等一起餐叙，回忆一百多年前那段反对清朝地方贪官污吏的血与火的斗争时，还怀有着回汉间的战友情谊。
的确，有清一代回汉民族共同反抗压迫的事迹太多太多。例如，公元1856—1873年，云南回族配合其他兄弟民族，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杜文秀就是云南保山的回族人，他反对清朝官吏的民族压迫，提倡“回汉夷平等”，受到了回汉等民族的衷心爱戴。同治六年（1867年），杜文秀准备的20万大军进攻昆明。在大理发表的《誓师文》中表明“此次出师……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主要。”在《兴师檄文》中又公告天下：“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杜文秀积极推行回汉各族人民团结的政策。在实践中，他恪守不渝。他曾有“凡为官者，必先爱民”的名言，曾挥泪斩爱将，以维护回汉民族团结，在云南各族人民中间传为佳话。
孙中山先生在1937年出版的《突崛》月刊上发表的《孙总理对于回教之民族之遗训》中曾说：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称于世。这说明回族和汉族在共同反压迫的斗争中相濡以沫，相爱相知，回族的先忍后起，与汉族的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相似（下文详谈）。两个民族在反压迫的斗争中成为了具有坚忍不拔、坚强不屈性格的民族。
需要澄清的误解是，清朝的回民起义矛头指向的并不是朝廷，而是地方的贪官污吏，“所谓回乱或反清起义，实际上反的是践踏宗教信仰的贪官污吏，而不是朝廷，回族人从来没有‘坐一朝’的想法，所谓‘争教不争国’之说由此而起。”“连清代不堪忍受清朝贪官污吏压迫而起义的回民领袖马化龙也只是把矛头指向欺压百姓的地方贪官污吏，而绝无仇视广大汉族民众与贤明官吏的倾向。”是那些贪官污吏不仅不管广大回汉下层民众饥寒交迫的物质生活，而且对回族的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任意践踏，对回族的不满置若罔闻。回族人可以忍受物质上的贫困，无法忍受精神上的侮辱，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时贪官污吏惹了乱子，又谎报军情给朝廷说回族要造反夺权，要推翻大清国，所以才导致了朝廷动兵。历史到了21世纪的今天，应该澄清历史真相。其实，满族和回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勤劳勇敢而又善良、诚挚的一员，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是不存在隔阂或矛盾的。
（二）回汉共同反侵略
回汉民族不仅在历史上共同反压迫，而且更在共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下写下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例如，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处州总兵郑国鸿，驻平壤总兵左宝贵都是回族，他们带领以汉族为主的精兵强将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为了保卫祖国，不畏强权，不怕为国捐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出生在山东费县的回族左宝贵（1831—1894年），不畏强敌，坚持民族气节，被李鸿章提为副都统、提督，在甲午战争的平壤保卫战中战死疆场，他的顽强抵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气节。《满清上谕》说：“回族将领左宝贵此次进援朝鲜，在平壤接仗，力疲血战，奋不顾身，已受重伤，仍在炮台上督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