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就这么回到她身边去拿生活费？！我觉得我是个有骨气的人。你不能批判了人家，把这儿搅了个乱七八糟，要彻底背叛家庭，反过来又要人家抚养你。这太尴尬了。让我觉得脸没处摆。可没有生活费怎么办？班上哪个同学会支持你哪怕是十天半个月的伙食费？那会儿别说中学生，就是大厂长也没什么多余的钱。红卫兵领导核心会动员全校革命师生“救援”你吗？更不可能。我们学校已经在前几天有个“狗息子”劲头十足地向红卫兵领导汇报自己已经彻底决裂了，请红卫兵领导给予帮助。红卫兵领导于是发动了一场题为“如何彻底背叛家庭”的讨论。其中专门讨论了决裂后的经济来源问题。结论是：一分也不能少要！加重反动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它永远在超负荷中挣扎。这一方面是对他在历史上曾剥削民脂民膏的惩罚，另一方面，又是使它不能有经济能力从事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哪怕是买张大字报纸的钱呢！也让他无力购买。
所以你看，我此刻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腆着脸走近我的造反对象。
于是我往里屋走去。虽然仍然是雄纠纠气昂昂理直气壮，但在内心我咒骂自己是个卑鄙、渺小、低劣、诚易无耻的小人。
那一天我非常不开心。从来没有过的阴郁压迫着同我。回清华的一路上依旧是高涨的革命气氛。我却情绪低迷地缩在汽车的一角，拼命想回避任何人或声音。学校里，即使是周末也是革命者的节日。高音喇叭不火土夕间断地广播着毛主席的声音、“中央文革”或“两报一刊”的充满鼓动性辞句的文章。宿舍已成“狗息子”逃避家庭、逃避斗争的避难所。他们像我一样隐藏着苦涩迷茫的思绪，却露出一副热心自我改造的模样，假腥腥地沉浸在“四卷雄文”中。
我拖着疲乏的脚步来到圆明园。饥饿、颓丧，更主要的是对未来的绝望心境笼罩着我。我觉得我是那样单薄、虚弱、无人救助。
夏夜的圆明园充满了温馨。大片水域里生长的荷花正怒放着扑鼻的芬芳。但这里并不是世外桃园。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学院，还有我们学校的高音喇叭，持续不断地将义正辞严的声音遥远而又清晰地传来。
我希望早一天走向农村那个广阔天地，用劳累和汗水淹没小资产阶级多虑而又躁动不安的心灵。在产生这样的渴望同时，我又一次产生糊里糊涂的怨恨心理家庭出身、我那在台湾的老K——听着，我在为你承担历史的责难！
原先他已择定在秋高气爽的九月到大陆来看我们。可是九月到了，仍没他动身的消息。姐姐给他打了电话，知道他已迫不得已改期。因为他有病：高血压、一心脏病、气喘、肾病（叫什么前列腺肥大）……所以要来的话，必须遵从医嘱，起码要让病情稳定住才可行动。
什么时候来？让我姐姐等他在台湾那个二女儿赖静茹的电话。
虽然没有准确的日期，我们全家还是大忙开了。
首先是确定他要来的话，住在哪儿？
这真伤透了我们的脑筋。
我们住的大杂院可以说是万国贫民窟的大聚汇。土洋结合的四季服装，当然都是抵挡次的流行装或七老八十的老棉裤、散味的老羊皮袄、狗皮褥子之类的东西，不是这家凉就是那家硒。凉衣绳也是东拉一根西扯一根，比蜘蛛网还没有规律。再看那些各自随意盖起的破房子，毫无章法、犬牙交错，将原本挺大挺宽敞的院子见缝插针地堵了个水泄不通。坑坑洼洼的院子，斑驳丑陋的墙壁，这些且不说了，单那厕所，别说海外人，就连我们大杂院的一些人都受不了，上厕所就往公共厕所跑。小胡同的公共厕所又能好到哪里去？
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待不要说是从台湾来的人，就是接待随便什么朋友，我都觉得脸上无光。所以我轻易不愿在家接待朋友。如今不行了。你不可能不让那个台湾人登门。虽然我姐姐已经从她前夫那儿把他始终空着的那套两居室楼房的钥匙给拿来了，我们还是空喜欢了一场它距离我们家太远，而我妈，根本不愿意去！她说她那只猫咪就习惯住平房，整天闷在楼房里，它不干！猫咪既然不去，她当然也不会去。于是这个方案就取消了。我哥哥在我们家附近也有一间他们厂子分给他的8平方米的小平房。他已经把它收拾得整整齐齐。那个院子比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院子要整齐一点。只是厕所的差别不大。为此，他特意买了一副带盖的家用马桶，以备不时之需。但是老太太哪儿也不愿意去。”
“咱们家就这条件，嫌不好就少住几天，要不就自己掏钱住宾馆去。我是哪儿也不去。”最后大家服从了老太太的意见，连续帮助她收拾了几天屋子，终于使她那又黑暗又陈旧的房间稍微增加了点亮度。
我哥哥也许算最沉不住气的。他已经买了很多种中药，降血压的、救心的、治哮喘的……他甚至已经买来了送给台湾亲属的礼物。
我姐姐是我们这一家人里惟一住楼房的人。利用帮妈收拾房子的时候，她冲着妈的背影弩弩嘴说：
“其实住我那儿多好！可我不能说。一说，又好像我要独吞老头什么好处似的。我还是避避嫌吧。”
我们几个都知道妈的那种心理，所以尽量不去着惹让她犯疑心的敏感地带。他们尤其对迟迟不告诉他们关于父亲的消息感到挺别扭。
接下来，哥哥又找司机朋友，请他带忙，在必要的时候出一趟车。
一切似乎已经准备就绪。我却仍陷人难以自拔的苦恼之中：张口叫他爸爸，这是我相当沉重的十字架。
我从没张过这个口。
真的。
一场狂风暴雨涤荡了校园的教学楼，却把污泥浊水聚集在教学楼前的操场跑道上。那儿比别的地方低一些。尽管夏日的炎阳早已把到处烧烤得干燥耀眼，。这儿的积水却仍深可没膝。
不知是谁出的革命主意，将我校“黑帮”一个不落地赶到这片洼地里，让他们把这儿的积水泼撒干净。
最糟的是这条苛刻的规定：只许在原地泼水，不许直腰，不许端着水走到远处倒掉。
校长万邦儒和一群被打成“黑帮”的男女教师就这样站在浑浊的积水中，用簸箕、脸盆或水捅什么的在那儿拼命地舀水、拼命地泼。
但是“水往低处流”。这条无情的法则根本不理会渺小的人的臂力。那汪水中除了投人了他们更多的汗水，一点不见减少。他们一刻不停地干着。周围是无数曾经十分尊敬他们的学生。没人表示同情。每当一个“黑帮”分子不堪劳顿地直直腰，便会引起一阵愤怒的呼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一位红卫兵小将手执一块糊满泥巴的砖头，淌水走到那位直过腰的“黑帮”身旁，猛地将那砖头拍下去。泥巴四溅开来，引起一片欢呼。那教师就王八驮石碑一般地继续泼水。如果此砖从他脊背上掉下去，他的脊背将再次承受双倍的砖头。万校长的后背上起码被压上5块砖头。几个星期前还是那样威严、自信的这位校长，此刻却仍能在胡须拉茬的瘦黄脸上竭力保持着谦卑容忍的笑容。我暗自惊讶他那过人的毅力。
泼出去，流回来。流回来，泼出去。终于，一名女“黑帮”昏阙在污泥浊水中。围观的同学们怒吼起来：
“装死！她装死！起来！”
“甭管她！让她淹死！”
“让她呛水！”
七嘴八舌的吼叫终于统一成“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类的口号。
我们班主任，那位和蔼可亲的女教师是不是在其中，我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有天下午，她倾注了三年心血培养的我们这班学生，在她刻意栽培的得意门生的提议下，倾巢出动去抄她的家。我没去。一听我们班红卫兵领导小组的头头们布置任务时，我就立即想起每年新年联欢会上，我们班同学轮流抱着她儿子逗笑的场面。我无法想像自己怎么能到她家去翻箱倒柜。趁大家排队的时候，我溜进厕所，然后又溜进圆明园。所以我至今也不认识她的家。
我想他们干的一定十分没意思。否则，他们不可能没发现我没去。也不可能不批评我逃避斗争。可行动归来后，人人对抄班主任家三缄其口。我立即体会到，他们那沮丧的心情，决不亚于我在我们家的闹的那桩事儿。我已经经历了一次，决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从那时我就体会到“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绝妙。
没意思的事越来越多。
每天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以及诚易“三呼万岁”，也早已失去了新鲜感。我说新鲜感，是因为在过去从没有这么干过。第一次听我校红卫兵“三呼万岁”和“永远健康”时，似乎是在“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天晚上。被毛主席接见了的红小将们激动地给我们这些没能见到伟大领袖的人讲述那，“伟大”、“非凡”的一刻。他们差不多每说一句话，就会高呼一阵“四个伟大”、“两个健康”的口号。觉得新鲜，喊起来也挺刺激，于是喊得就格外燎亮。尤其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能够听听这些伟大的事儿，这历史的伟大时刻，已是福气不浅。再被允许和小将们一起高呼这么新鲜的刚发明的口号，更是激动不已。所以对这几个口号的出现有着很深刻的印像。我还记得一个又矮又胖的小姑娘尖着嗓子喊：“我见到毛主席啦！我今后再也不能有私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