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这样的境界，使我在“红八月”的那些日子里，曾自觉自己的革命嗅觉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曾和几个出身和我一样不怎么样的同学一起窝在宿舍里研究小说《欧阳海之歌》封面上有否反动标语，在回力鞋底的纹路上找到国民党的党徽，逐字逐句地推敲校长、老师的讲课笔记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成份……自然，我也不可能在认识家庭上止步不前——那是个星期六，我回宿舍时看到二楼正对着楼梯的曾是医务室的门大敞着，里面散乱地堆放着那些“自觉革命”的同学从家中抄来的“封资修”物品――我校红卫兵除重点抄家外，更动员广大“自觉革命”的同学自行抄家。尚未散尽的樟脑味表明它们来自陈年箱底。我瞥了几眼锦缎戏装、绣花小脚鞋以及高跟鞋、玻璃丝袜什么的，接着就发现那些要命的东西：我从家中抄拣出来的相册被摊在桌上，照片七零八落地散在桌上、地下……我顿时觉得全身在燃烧。至今我也没捕捉到那一瞬间我涌起的复杂感情都有些什么成份。是被扒光了遭羞辱的感觉？是自以为崇高的自我牺牲行为却被漠视而产生的愤慨？或是惭愧—自己从家中抄来的东西与那些续罗绸缎及金银器皿相比是何等寒酸！……总之，我说不清。但经过20余年的沉淀，我知道当时那种复杂的感情中，惭愧自己从家中抄捡的东西过于简陋、寒酸占了很大的比重。当然，遭羞辱后萌生的恼怒也有，但很快就被“狠斗私心一闪念”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原则所击败既然你要背叛家庭，还怕在革命同学面前展览家史吗？！应当在更大的范围展览它才对！既然别的同学可以从家中抄来那么多古玩玉器，你为什么不行？！
然而我知道我不行。事实上，自从我们家的老K回台湾以后，我们家的日子便日见艰难靠变卖家产度日。最初卖厚产，后来就是什么红木家具啦、外公的古旧珍版书籍啦、明清或更早的朝代的文房四宝以及字画啦……这当然在那时也卖不了多少钱，刚解放，新的价值观正在确立，很少有人把它视为有价值的收藏。我妈在1950年以后才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工资才长到60余元人民币。可以想象一个妇女拉扯几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度日是何等艰辛。家中稍稍值点钱的东西早已变卖殆尽。记得当初我考人清华附中时，我妈对着录取通知亦喜亦优，说：“上了高中就要上大学呀！”我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没作声。继而她叹二口气说：“上吧，供你。咱们甘家也该出个上大学的。”
所以你看，在这种家境下，能指望我搜出什么呢？
下午，我读罢两课时的《毛泽东选集》——那是你必须认真对待的“天天读”，否则，你就会引火烧身。被武装好了的我，满怀着革命的锐气，走出校园。
我暗自打定主意，非在家里翻出点什么！凭着我的革命嗅觉，我不信我什么也翻不出来！那个封建遗老（就是我外公）在清末当过巡府一类的官儿，又曾管掌烟酒专卖的大权，怎么可能除了那么几栋房子就没有别的传家宝？！再说我那个台湾老K，既然在日本人手下干过，日本人在中国大搞烧杀抢掠，他就没在这个过程中敛点什么价值连城的国宝！？
我就差鬼迷心窍地认为我们家有藏着成吨金条的地窖了。
返回远在西城的家中路上，我体会到空前浓郁的革命气氛：汽车内有中学生率众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大街小巷无处不闪现身穿褪色绿军装的红卫兵身影；戴着高帽子游街的黑邦怪声怪调地唱着“黑邦间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在砸路标的红卫兵引来无数围观的人，道路阻塞了，从汽车车窗里探出无数个革命的脑袋，和革命的群众一起为砸路牌而欢呼……我们那个大杂院也在沸腾。一位在洗澡堂子里当搓澡工的女人因出身“红五类”而“铁肩担道义”，“挨门挨互地警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有两个尚未上小学的姐弟俩被她戳着鼻子训斥道：“你们狗爹狗妈在东北劳改，你们不把户口迁到那儿的狗窝去，赖在革命心脏干嘛？要留着根准备反攻倒算？！没门儿！现勒令……”那姐弟俩吓得缩瑟在一起，后来真的迁往东北至今未归。隔着我们几个门的袁大爷，因所谓的反革命罪突然遭到公安局的逮捕，当他老伴为他送衣物时，他竟已经被送往山西劳改农场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太太控制不住地坐在地上号淘大哭……更令我震惊的是，我外婆以70高龄被红卫兵小将押往离我们很近的一条胡同，那边有个院里住了一个姓林的地主婆。她丈夫虽然早被镇压却显然没给她什么教训，仍然穿红戴绿擦胭脂抹粉还常搓麻将牌。我外婆曾和她一起模过几把。这事被她的邻居揭发检举。这样，凡和她有过往来、牵联的人无一漏网。那群老太太被集中在她的家中，被勒令一边揭发她的反动言行，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这位60余岁的地主婆被轮番鞭打——关键是让他惟一的独生子毒打。她儿子我那会儿经常见到。他似乎比我大一两岁，生得又高又大，被他妈养得很是不错。他在那种场合下惟一的选择大概只有高举皮带痛抽他生身母亲。后来邻居们说他抽得非常狠。红卫兵小将在一边，他们在看着他站在谁的阶级立场上。所以那时候，灭绝人性是他惟一的选择。林太太在当天晚上死去。她遭毒打后口渴难熬，要喝水，他儿子当时不知道这样会引起“肺炸”。据说，那碗解渴的水就这样为她送了终。
为了表示划清界限，那群老太太们也要呐喊助威。我外婆魂飞魄散地目睹了这一场面，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筛糠不至地悄悄换洗衣裤：她被吓得排泄失禁！并且，她一直就患有的摇头症从此就更加严重起来。即使在睡眠中，她的下巴颊也会不能自己地左右摇摆不停。
这类事情犹如蜂群追逐着将毒刺刺进我盲目的思绪，使我越发头脑膨胀。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当然，按惯例只能从“红宝书”里找答案。很快我理清了头绪革命就是和一切旧世界彻底决裂。新的道德准则是阶级斗争的准则——亲不亲，阶级分；必须六亲不认才算清算了孔老二的封建伦理道德。这便是无产阶级进攻的、闪光的道德，它比所有其他的阶级的道德来得更严格、更艰险，但也更坚定、更火爆、更丰富！
我决定了行动步骤：彻底翻一翻箱子底儿，争取找到金银手饰之类货真价实的玩艺儿。当时家中除了外婆惊魂未定地躺在床上外，母亲、哥哥尚未下班归来。姐姐也未从学校回来。几个樟木箱子里竟然真的除了秋、冬装外并无其他。我好生失望。我用手指弹了弹箱子，希望发现夹层。然而一切努力均未达到理想的结果。我独自坐在破沙发里蕴气。后来他们陆续回来了，各自都是满腹心事，家中气氛十分冷淡。我相信我们谁都不太好过。我妈厂里一定不会放过她。我哥哥的厂里也不会放过他。我姐姐可能会好一点，他们工艺美术学校里的成份肯定更复杂，搞艺术的嘛，早就被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统治17年了！所以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才从艺术界开始！于是她在那儿肯定不会显眼。
家中笼罩着台湾那个人聚散无常的魂魄。这个家因此家不像家，店不像店。虽然是炎热的8月，但我却如置身于肮脏的天然冰窖。母亲归来后，照例是先还上绣花软底托鞋，擦皮鞋，刷牙，洗脸，然后便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梳妆。确实，她近来在这方面更认真了。看着她一边梳头一边择发，我知道，她这样认真的大概原因何在—从春天开始，我家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干巴瘦、面目清瘦、着西服革履、手执文明棍的老者。我对他从来都是横眉冷对或压根就不予理睬。但他从来都以老知识分子那种宽容、理解的一笑而置之。这种阅尽人间沧桑的睿智从他的微笑和眼神中居高临下地流露出来，让我心中暗恨不已。我觉得他没资格如此。单从他那身服饰来看，他对时代是多么缺乏认识呵！
此刻，我知道，母亲又到了与他会面的时候了。星期六，他们每周六都见面。坐在家里聊一会儿，他放开老人特有的那种公鸭嗓尖锐而又断续地笑上一阵，便到外面去下馆子。他大概是个老鳄夫。而我母亲，也已独身20余年。我猜，他们大概想再成个家。说实话，按照我当时的观念，我真觉得这是资产阶级腐朽到极点的享乐观在行将就木的老朽身上作祟。如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居然仍然有人还醉心于饮食男女之事，真令人咄咄叫怪！
就在我妈要和镜子中的自己暂别时，那么巧，院子里突然传来严厉的呼叫声：“站住！不许动！”
“说，你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
接着就是一阵呼号：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我一个箭步窜到院里。事情发生在大杂院第二个院子往我们小院拐进来的道口处。一大群穿褪色国防绿的红卫兵将那个“反动派”围在中间。我透过人的缝隙看到，遭围困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西服革履的老鲜夫！
他仍是那身略呈肉色的西装、黑领带、白裤子、三接头褐色皮鞋，所不同的是那根黑亮的文明棍不象过去那样在他手中神气地悠荡，而是随着老人的手臂筛糠般地颤抖。他睁大惊恐的眼睛，拼命想保持学者的风度，甚至再流露出宽容的微笑。但显然有什么巨大的威慑力阻止他依照自己的思路行事。即使再愚钝，他也一定能依靠本能感觉到，哪怕他只是稍稍流露出些许被革命小将不能理解的言行，小将们手中的宽板腰带将会在他身上龙飞凤舞一番。他只能慑懦着，颤抖着，作出一副可怜而无害的样子。果然不出我所料：是他那身自鸣得意的行头使他众目睽睽，不但吸引了普通民众，也吸引了革命小将。他自己引火烧身了！不过他也够命大的，走了这么一路，到我们这儿才被堵截！足见我们这条胡同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气氛。他们批判他的服装，进而批判他的灵魂。说他竟敢穿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服装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面前臭美！真是美的没边了！他们往他脸上吐唾沫；扯下领带在地上踩，然后又套上他的细脖子，说这是牵狗绳；他们把他的西装后摆撕开一道大缝，又把他的白衬衫撕开，让他露出瘦骨嶙峋的后脊梁……羞辱够了之后他们审问道：
“说，你住在哪屋？”
显然，这是要在批判过后去抄他的资产阶级财产。
“我……我……我不住这儿……”
他睁着泪眼昏花的老眼分辩道。
“住别处！那你跑到这儿来干嘛！？说，找谁扇阴风点鬼火？！”
老人扬起头，迟疑地在人群中搜索。全院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姐姐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我看见她也站在人群中。我妈、哥哥也在。我妈神色焦虑地站在二别人家的一扇窗户旁边。那老头迟疑着、拖延着。所有的人都屏声敛气等待他的揭发。事实上，也许他们都知道他来找谁。不过碍于情面不愿当面点破罢了。不过我注意到，那个在浴池工作的“红五类”没在。这使这场戏减色不少。
半晌，那老头嘟囊着说：
“我不是来找谁。我、我有我，还是回家……我、只当我，走错门了……”他的声音多少恢复了常态。并且，他当真开始往院门口走去。然而革命小将不达目的岂能甘休？他们揪住“牵狗绳”往回一拉，老人便跟跄着退回来。他艰难地咳着，脸憋得通红。
“说，找谁！”
“找、找、……我找……咳咳咳……”
早在红卫兵追问他来此找谁时，我便已经感到我内心的革命冲动有如火热的岩浆般一股股地在脑海中膨胀。这时，我终于难以自持了。我突然大声喊“他找她！那是我妈。他们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分子。你们看她穿的那双绣花拖鞋！”
我觉得我这个宣布使所有的人都骇然。顷刻间人们把目光都投向我。当人们再去注意那双绣花拖鞋时，我妈脸色惨白地慑懦着“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接下去，我记得我联系她的出身，批判了她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些话都是不加思索信口说出的革命辞句。奇怪的是至今我除了能记起当时的场景以及若干细节，我想不起更具体的话。我记得我当时确实口若悬河，一点磕巴都没打。现在看来，完全是那些“思想汇报”和“认识家庭”的汇报起了“应运而出”的作用。
幸亏那些红卫兵年龄尚小。大约那是他们第一次亲身经历一个儿子批判一个母亲的场面。这大约也属于他们一笔意外的收获。他们忘了继续纠缠那老头，也没当场想起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譬如抄家什么的。总之事情没有再往下发展下去。或许天色将晚，小将们肚子咕咕叫了，那个带头的红卫兵在我发言之后匆匆做了简短的发言，接着便鸣金收兵了。
顺便说一句，那老者从此也消声匿迹。
我回到屋里时仍保持着气昂昂的斗志，准备迎击来自母亲、姐姐、哥哥任何一方的责难。居然人人对我客客气气，说话和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那根敏感的神经。说真的，这倒使我感到别扭。我越呆在家中越感到不是滋味。我想马上走，回到清华附中。独自在圆明园或宿舍里大约会好得多。但在走之前，我有两件事必须完成——一个是我妈结婚时买的那个米黄色的梳妆台，它上面的那张大圆镜子，纯属资产阶级的臭美镜，必须作为“四旧”予以砸碎；另一个是，我每月15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回一家取生活费的日子。如今，我必须与家庭彻底决裂，决不伸手要那十几元钱。可回学校的伙食费怎么办？晦，想它干嘛！革命嘛，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永往直前吧！
我原准备摘下那面大圆镜子后将它拿到街上的垃圾站去将它砸碎。但在拧螺丝时，我母亲已经明白了一切。她走过来帮我扶着它说：
“对，摘下来吧。不过呢，你最好让我自己砸碎它。这是我当初结婚时，你外公送我的。这是他唯一留到今天的家具。”
我听她那意思，是要亲手砸以示与旧家庭或说是她的血统决裂。但我仍以高度的革命晶体性反问道：“要是我下次回来看见它怎么办？”
“你砸呀！”她干脆地说。
我按照她的吩咐，把它立在墙根。她用一块陈旧的线毯将它蒙起来。并且再次表示，她缓口气儿就去砸碎它。
说实话，我那会儿已经感觉到她实际上是不会砸碎它的。但我真的也不想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我开始收拾书包，并且翻箱倒拒地寻找换洗衣裤。并且竭力要作出一副离家出走永不回还的样子。没人走过来和我搭喳说点什么。我觉得在这里每多握一分钟都是一种成份复杂的煎熬。就要离开家门前，突然传来我妈在里屋用和缓的语调叫我的声音：
“你没生活费了吧？来，拿了再走。”
那声音和平日里我们说话的声音没一点异样，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那是我完全接受得了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