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我不愿意给那个老头儿传送点什么消息。关于我母亲，我们在大陆的一切，我姐姐、哥哥还有我弟弟，有什么必要告诉他？他又有什么必要知道它？听我妈说，她已经去了信，他也回了信，说他已经又成家并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均已成人。他信中说他正在安享晚年，闲暇时去跳跳舞，前几年精力充诚最沛时还去世界各地旅游。他说他40年代回台湾后，作了几年生意，又搞过远洋航运，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同于是便养老在家了……妈现在只跟我说这些，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们取得联系的事情。每次她对我讲完这些事都要嘱咐我“别跟他们说”，她“不愿他们知道”。他们，那是指我姐姐和哥哥。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这有什么保密的？他们早晚也得知道，您告诉他们，跟他们商量商量怎么接待他。他肯定会来北京看您。”我妈仍坚持不愿告诉他们，只是说用不着这么早告诉他们。我相信如果我没从同事那儿知道这消息，她也会对我守口如瓶。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隐约感到，她不太愿意让我们和她一起分享团圆的乐趣。或许她还对他抱有浓厚的期望，期望他能给她带来晚年的好运气。这种好运她要第一个得到。
虽然我无所谓，但我想到我姐姐在过去几年，总短不了和我说说通过什么关系在台湾找找赖正哉的场景。父亲回台湾时她已经记事。所以她常常谈起他抱着逗她玩的情景。她在我们几个孩子中是老大。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现在在一家乐器厂当美术设计师。已经离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最近她女儿说她现在信奉佛教，每天念经不止。我觉得这事实在不该瞒着她。于是我打电话把赖正哉的家庭电话和详细住址都告诉了她。她在电话那头显得挺激动，一再追问我更详细的情况，我怎么说得清？只是好在电话里叫她抽空回家一趟。我相信妈一见她面就会把一切都告诉她。
我那些天一定有些反常。我觉得自己总处于兴奋之中。对人对事都变得宽容起来。尤其在大街上或大杂院里遇见骂街打架的，总会微笑着摇摇头然后自言自语几句“何必呢，为这么点小事”之类的话，然后离去。有一天，本来我己经躺下了，偏偏就是无法人睡。而且脑筋清楚得出奇。我似乎躺着构思一篇什么小说，但总深人不下去。一种异样的心境很奇怪地控制着我。突然一阵冲动，我翻身下床，匆匆穿上衣服，径自走到大街上。深夜的长安街已是行人寥寥。洒水车喷洒着扇面一般的水流缓缓地驶过。偶尔有一两对情侣依傍着走在灯光暗淡的树丛下面。夜晚的空气在凉润中沁着间或飘来的花香。在西单路口，我往北拐时，突然那座新开的国际电话亭强烈地吸引了我。是呀，我干嘛不给他打个电话！这念头一出现，我立刻控制不住地手痒痒起来。我知道台湾人大都是夜猫子。所以我毫无顾忌地拿起电话就拨他的号码。那号码早在见它第一面时就已经刻在脑海中了。
听着那电话的接通信号音，我感受到一种异常陌生、却又异常亲切的心情。我有点紧张。那瞬间我希望没人接，或者如果有人接也会告诉我说“打错了”要不就是“没这个人”。我甚至拿不准那个台湾老头是回不是记得他遗在大陆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我看他给母亲的信中，没有提到我。海峡那头有人接电话了！那是一个嗓音挺好的女人在问：“喂喂，您找那位？”我猜这是他在台湾的那个太太。我告诉她我在北京，要找赖龙江先生。她立刻非常客气起来，叫我稍等，还告诉我，他耳朵不太好。片刻之后，一个语音低沉、和缓的老男人的声音响起来。“我就是赖龙江。你是北京吗？”我赶快说我是老三。他似乎有点不信，再三问了我，突然恍然地大声说：“噢——你是铁生呵！”这个反问使我感到欣慰。我们在电话里聊了聊家常，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一切都好。我问他什么时候来北京，他说要等到到九月。因为他患血压高。要等降压后才能动身。
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和生身之父远隔重洋通话。
那次通话的一切我当然只能记住一个大概，但有一点我却永远无法忘记我们通话的全过程里，我始终没叫他一声“爸爸”。
生活着，就会承受很多压力。事业的压力。经济状况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家庭与爱情的压力。野心和欲望的压力。还有种种来自自身、来自社会和传统压力……你感到沉重，但是你挺过来了。可是有时候，在一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你却能耿耿于怀、终日郁郁寡欢，或者会突然狂躁地爆跳如雷，以至闹得无法收拾。人在无足轻重的小事面前，往往会有失去控制的时候。
就是说，人有难以承受之轻。
张口叫那个台湾人“爸爸”，在那段时问里是我难以承受之轻。
我不知道怎么张口叫出这两个字，尤其当着一个活人的面张口叫。反正从小到大我从没这么叫过任何人。它在我的语汇里始终是间接的，介绍性的，或者是讥讽性的。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工头吵架，绝无仅有地用了它一次。
那会儿我还在工厂里看宿舍的传达室兼烧开水锅炉，利用清闲的时候看书或涂鸦。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写就的。此后，随着发表的文字增多，我的活动也多起来。常因为请假的事儿和厂里发生冲突。一次，管我的那个后勤的头儿在我参加完《花城》的笔会归来后，去找他报到时，跟我发火了。他向我吼道“你想上班就上班，想走就走，你当这是你们家那么随便！’我自然要和他陪笑脸，一个劲地说自己的不是。但他就是没完没了地板着脸教训我。我遗易听着。毕竟自己是工人，要以工为主。后来他说我想得挺美，又拿稿费又拿工资，拿双份，没门儿！”同我火了。那会儿的稿费是100。字10元钱，而且并不好挣。我和他吵起来。我说，你这人论年岁，是我爸爸那辈儿的，你儿子年岁和我差不多，要是你儿子像又生夕我这样，你也这么说话吗？我骂他糊涂车子一个，“要是当官的都像你，中国就完了”。我们是在厂区大门旁吵起来的。一个看大门的竟敢当众讽刺挖苦领导！工人们喜笑颜开地围观，就是没人劝架。
那会儿已是八十年代的头几年，老是有人提“代沟”。青年们普遍充满审父意识。他们对头脑僵化而又缺乏管理能力、只会依赖权力生硬地实施某种命令的老人十分反感。有些工人在一旁起哄，闹得他十分下不来台。
就这么脱口而出过一次这两个字，得罪了领导，此后我便长期留职停薪。
或许我一生确实与这两个字无缘。否则怎么会偶一出口就惹来是非？
这两个字是我的劫数。我生活的经历正是这样告诉我的。
留职停薪，更好！我才不在乎呢。
想想插队的日子，想想“文化大革命”，再想想认识家庭的那些日子，你有你自己的天地吗？没有。那会儿你始终处在你自己对自己的监视之下，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你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你的一切都由那两个字的烙印决定了。那两个字的烙印深人了你的骨髓。现在好了，那一切都已很遥远。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一味地自我谴责、自我批批了。没有工资又有什么？多写点稿子不就行了？
或许是我插队闲散惯了。我天天坐在家里写呀写的。挺开心。
短篇、中篇、随笔，还真一个劲地发表。当然，大部分是后来被评论家们称为“伤痕文学”的那类东西。写得快，发表的也不慢。没工资，却比有工资过得还滋润。
我有个亲戚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他在那儿有套空房子，我于是借来住下，一天到晚在那个幽静的地方笔耕不已。
这儿离我倾心的圆明园仅有一墙之隔。同样，它又与我中学母校近在咫尺。回到这里，我就感到自已又回到了中学时代。
有一天黄昏，在狂风暴雨过后，我跑到圆明园废墟上，朝着西方瑰丽、雄浑而又壮阔的晚霞拖长声音狂吼。然后，在苍茫的暮色里，我听到自己的回声。
我知道，我没被大自然吞蚀。
在学校，留给你印象最深刻的东西，实际是功课以外的内容。
越接近“文化大革命”，“脱胎换骨”的口号就越喊得响。校领导对贯彻阶级路线倾注了巨大的政治热情。个别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明显地感到压力——考上大学的希望不在于学习成绩，而在你的政治表现。如果你没有特别突出的政治表现，那么出身将是他唯一的高考入场卷。那上面没有座位号，只有两个字：作废。
班上对“认识家庭”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终于有人提出了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说，遗传基因是无法改造的。60年代，生物工程作为新兴的科学也才刚刚问世。否则，一定会有出身不好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去作更换遗传基因的手术。
那一切弄得出身不好的人无所适从。他们被叫做“狗息子”。并且毫无例外地成为“走资派”的社会基础。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大风暴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我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不可能去“造反”，也不可能去保谁。你想想，你有个台湾的爹，是这么个出身，你造谁的反？！再说，那些被造反的，不始终是教导你要“脱胎换骨”“自觉革命”的导师吗？而那些造反的人，一个个又都那么“根红苗正”，人家觉悟多高！立场多稳！你比得了吗。你比不了！你就乖乖地看着吧。
于是我独自一个人东瞧西看，上午去清华，下午去北大，要不就去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革命派和保守派撕杀得如火如茶。无论青年学生还是专家教授，都已经将应当应份的那份差事扔到九霄云外，天天睁着火眼金睛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各大专院校的高音喇叭发挥了最高的效率。在大字报二区，人们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激动的喘息、酸腐的汗臭、竞相攀比的革命辞藻、白日的火辣辣的太阳和夜晚那高强度的聚光灯……一切都打破了以往的秩序。连外国人也卷近来了。一次我看见那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李敦白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演讲，不禁对他用娴熟的华语演讲以及非凡的鼓动才华佩服得不得了。同时我也预感他迟早会遭灭顶之灾。想想吧，你一个老外，在中国玩政治，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投身风口浪尖上耍花抢，最终你会捞到什么？！果然，不久就被当做“大特务”身陷图圈。我还在清华里看见一个挺漂亮的女同学因穿了一条瘦腿裤而被一群男女造反派围住，将裤退撕烂……有一天我回到学校，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大操场中间围满同学。没有扩音器，只有声嘶力竭的喊叫遥远而又清晰地传来。我连忙忐忑地走过去，原来，我校红卫兵已经将我校“反革命黑邦”一举揪出！看着那些我一贯仰视的校长和我们班主任、政治教师和那么一大群校领导，狼狈到极点地被围在中间，任那些他们过去的门生们戮戮点点，甚至被吐口水、戈江夕遭脚踢，另有一些“受蒙蔽”的师生在痛哭流涕地揭发“黑邦”的反党罪行。昨日还是神气等等的党的基层组织，转瞬间就被革命小将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
我心惊肉跳地站在最后面看着。仍然不懂这一切的意义。
接下来的一切更加让人触目惊心。那些出身不好而又拼命“保皇”的同学，隔三差五就被勒令到大操场上去受训，女同学被剪了头发，男同学挨揍，已成家常便饭。最令他们感到受侮辱的是让他们在大操场上挖野草。每个人身边都围着好多同学看，谁挖得不好就会招致拳打脚踢。那些低年级的小同学还会独出心裁地抓起一把土或者捉到一条虫子什么的放到“劳改”的同学的脑袋上或者脖子里。即使这时，他们也不能有半点不驯服的表示。否则，更大的苦头就会接踵而来。
最糟糕的是他们已经丧失了热爱毛主席的权力。他们被勒令不许戴毛主席纪念章。我的一个同学郑光召（后来也成为作家）为此痛不欲生。他可以忍受无"数次在操场上、在教室里的痛打，却无法忍受不许他戴毛主席像章。他偷偷弄来一枚纪念章，戴上，就被我校红卫兵揪去。多次以后，他终于将它别在左胸上。他希望它别在肉里，别在心上，就永远不会有人将它揪走了。但是肉不是衣服，它排斥那根金属别针。很快，化浓了。他就上碘酒，希望它能结成老茧，以使那儿有一个像过去女人戴耳环那样的随便出人金属别针的窟窿眼。但他的这个理想没能成为现实。据他说，那个像章终于和疤一起掉下来时，他像个娘们儿似的痛哭了一场。但更倒霉的事还在无穷尽地等着他。社会上进入“红八月”，“破四旧”开始了。在崇文区的一个什么人将前来抄家的红卫兵砍死了。（最巧的是，8年后我从山西转回北京工作的工厂的办公楼，就是那个挑起北京“红八月”血腥杀戒的房产主杀伤女红卫兵的所在）。“阶级敌人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了！”“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呼声狂猛地刮起。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在大操场上对革命师生进行了短暂的动员后，让回班讨论。谁想，各班都在各自的教室里展开了群众性的刑讯。郑光召和其他两三个同学被打倒在地，然后由几个身强体健的男同学抢圆了带有大铜头的军用皮带猛抽了一个多小时。每抽一下，围观的同学都二要齐声喝彩：“好！”
没有人发现我偷偷溜出教室。溜进圆明园。我庆幸我太不起眼了。我没能“保皇”，完全是我始终没能引起老师注意，没培养我作表率、典型什么的。否则，我一定会像郑光召那样去死保校领导。那么我也会像他一样，被打得肾受伤，至今落下病根。
“夹着尾巴作人”，谦卑渺小地活着，我象一条虫子似的避开了“文革”初期的锋芒。我知道，我的阶级出身决定了我只能如此。
像95％的中国大众一样，我们善良而无害。可偏偏正因为如此，我们纵容了恶的传播。后来我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那一切赖谁？黑格尔说：有什么人民就有什么领袖。
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中学生，我可以说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一切共产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都已经被划在“封资修”或“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范畴内了，我们只学习无产阶级政治，学习“反修防修”，培养自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尽管我知道自己受出身的局限不可能有什么可资乐观的前景，但我偷偷地执拙地为自己划定了革命目标：不求自己像黄山松那样令人景仰，但我要求自己能作一棵贫脊土壤上的小草。我默默地为革命奉献就可以了。
我在那个充满狂热的“红海洋”的日子里，悄悄地虔诚。我相信那会儿像张志新那样的人绝对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包括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坏份子的人，都真诚地进行自我批判。即使那些不服的人，在“我们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的哲学面前，也不得不检讨自己在客观上给革命带来的损失。
我不想大出风头。我根本不可能大出风头。但我也不想当一个逍遥派，一个不关心政治、没有灵魂的糊涂虫。无论如何我当时认定这一点对于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只有一刻不停地进行脱胎换骨的自觉革命，才是正道。只有这样我才能被革命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