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我完全相信这种宣传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来说，你只有“认识家庭”，才能走向真正的人生，革命的人生。否则你便是没有灵魂的人，一具行尸走肉。于是我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投入这种只有如此才能“挤”进革命队伍的行动。革命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了。一个青年如果没有这个志向，那么他有热血吗？（后来我在“史无前例”中广为阅读时，看到美国的一个共产党领袖拉法格这么说一个人20岁不加人共产党是没热血，而40岁不退党是没良心。）我开始带着狂热的激情写“思想汇报”。功课以及一切学生应当为主的学业，我全置之脑后。要知道，政治是灵魂。要是你连灵魂都没有了，功课又对你有什么用呢？我的功课一个劲地往下滑。我心里真是焦急得够呛。但没办法，我的首要问题是认识家庭的问题。
我非常可笑地在思想汇报里将我所知的一切都填塞进去了。除了家庭那些在我看来是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以外，我还挖空心思地编排进去了很多杂七麻八的零碎，甚至将我妈爱描眉、爱擦雪花膏（那会儿没有如今这祥品种繁多的化妆品）、每天都要擦一遍皮鞋都写进去了。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我写道我妈在3年困难时期曾经养了几只母鸡，每当她听到母鸡下蛋后的“嘎嘎嗒、嘎嘎嗒”的叫声，都会旋风一般地冲进鸡窝，抓起尚有余热的鸡蛋便对着镜子往脸上有皱纹的地方抹，说这样可以熨平脸上的纹理……我必须承认我写这些是很痛苦的事儿。要不怎么叫“自觉革命”呢。“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决非仅仅是华夏民族所独有，它是全人类的财产。我从那会儿便体会到冲破这种心态实在是很需要革命的勇气的。你必须下手从心窝里往外没完没了地掏呀掏的。这是没头的事儿。因为你要革命，自觉革命，那你就要像同雷锋讲的那样“狠斗私心一闪念”。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像所有投入这一行列的人一样，我希冀我暴露的这些能表示我已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希冀受到肯定，说我已经在自觉革命的途程中迈开了可喜的步伐。但事实上，在这支队伍里，表扬的话语犹如春季的甘霖一样吝音。这个意见后来被反映到老师那里，结果大家被召集到一起，专题讨论“认识家庭和自觉革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迅速被澄清了：认识家庭的目的怎么能急于受到表扬呢？自觉革命的目的也太不明确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你一定要经受得了种种考验，包括种种误解。你只需始终如一地行动，让事实说话就可以了。而且你也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思想改造是永无止境的，而且总会出现反复”。讨论会非常圆满地以人人“放下包袱，开边机器”而结束。我们又一次认清了认识家庭的目的。这使我们这些人对任何问题都很容易“解开”思想疙瘩。坚持你的观点，闹不好就会被说成“自觉革命有距离”这样语义不焉的话。那么你的一切努力就要从头开始了。人人都怕这一招，于是人人学会了夹着尾巴作人。
记得那是凛冽严冬的一个早晨，响彻整个校园的高音喇叭摧命般吼叫起来。早锻炼的时刻到了。整个宿舍楼里一片军事化的紧张行动声响，鹤子翻身般地下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穿衣着袜，然后狂风一般冲向楼道、冲下楼梯、冲向操场。叮叮当当的宿舍门撞击声和脚步声再夹杂着尖锐的口号声，闹得你每当此时都会精神高度紧张，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哪一国抛了原子弹了。就是在讲究一切行动军事化的这个早晨，我们宿舍里的一个同学跳下床后的第一个动作是去开窗子换宿舍里的醒凝空气。谁知他刚让新鲜空气进来还没容有别的动作，突然便挨了一个大耳勺子。原来他开窗时，正有一同学在往脸上擦凡士林一类的护肤用品。他开窗时那个同学还没将凡士林抹到脸上。这件事引起我们宿舍的同学极大的愤慨。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仅仅是开了一下窗户的同学？然后引发全班辩论此事。这事儿可以说太简单了，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是非观念就能做出判断。偏偏麻烦在被打的同学出身不好，而打人的同学出身很好。可以想见这种辩论的结果是什么。在所有的同学都谴责打人的同学时，突然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论调，说我们班正掀起“阶级报复”的逆流。于是辩论嘎然而止。此事以不了了之宣告结束。从此再没人提起。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不再为此多饶舌。因为我已经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尚且没有评判这件事的资格—你和家庭划清界限了吗？
校长和我们班主任在我心目中有非同一般的权威。他们说的话是评判我们行为的道德准绳。他们的权威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是我们党在基层的化身，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毫无疑问，他们是权威。在诠释他们教授的学生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他们当然地具有无上的权威。年幼的学子们没人怀疑这一点。
按照惯例，每年秋收的季节我们全校师生都要到农村去“支农”。那是一段很开心的日子。能和村里的狗交朋友，还能嗅到大自然的新鲜气息。无论割麦子还是收水稻、刨花生或到果园去摘苹果、打核桃，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从初中起我就很喜欢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了。
这一次去支农我更有些迫不及待。
1964年，从大学到中学已经一波紧似一波地展开“贯彻阶级路线”的教育。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已经有些高考分数达到大学录取标准的应届毕业生，却因为家庭出身而被高等学院拒之门外。凡因此而不满好同学，都会受到相应的制裁。高我们一年级的一个叫XX的同学就被抓走判了刑。这些消息闹得出身不好的同学很紧张。他们（当然包括我）加紧自觉革命，有同学提出口号“认识家庭，落实行动。”这一下不要紧，很多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赛着拔高地批判家庭。不少同学甚至揭露父母的各种各样的“反动”言行。他们像警犬一样在家里嗅来嗅去，更象找缝下蛆的苍蝇一样在家里无孔不人。这一切当然是可以办到的。一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早已被我党的革命历史证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看看他们都搜索出什么祥的“反动”证据吧：一个同学翻出了父亲的日一记，看到其中有这么一段：“内战连绵，妻小无以为炊，无奈翻箱倒柜，变卖皮大衣一件。”然后便大加批判什么恶毒攻击“解放战争”吧，“对人民政权不满”吧……有的同学已经提出要彻底背叛家庭，和家庭断绝一切往来，当然也包括经济往来。这一招马上被校领导制止了。那似乎是一次紧急大会，会上，校领导说：
“……有同学以为和家庭彻底断绝一切来往就可以完成背叛家庭的任务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家庭影响是溶于血液之中的。清除它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你终身的任务。是一辈子的事儿。脱胎换骨的确十分痛苦的。它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待你依靠组织将它进行到底。任何想早日完成这一任务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问，这位校领导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教诲立即产生了作用。否则，一大批同学会立即跟进。如果那样我们学校就会成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收容所了。且不说学将支出的大笔开销，单只这消息传到校外，也一定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声讨“你们花钱保护谁？！”
我没法再拔高了。我们家没人谈论时局，讨论政治。家庭的过去谁都知道与目前形势“满拧”，因而干脆免谈。我无法更深人地将我的“认识”推向新的高度，也就是说我无法在自觉革命的途程上迈向新的台阶。我的入团介绍人已经在听完我的思想汇报时非常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了：“你的识认很肤浅，还有点虚伪。这不行，你应当……”
是在晚自习的课堂上，在他的位子旁我听他这么说的，我当时非常震惊，同时感到非常委屈，难以控制的情绪突然爆发，我没别的选择，只能狂噪地离开座位冲出教室。那一晚我在圆明园里徘徊许久。我感到一切都很严重：你在脱胎换骨可组织根本不相信你。那么你就把你一生的光阴投人到这种徒劳的“自觉革命”中去吗？难道人的价值真的就在这里吗？很晚我回宿舍时，我那位介绍人来找我，继续批评我说：“你突然跑出去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们好找！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可以说出你的理由嘛！”我客气地对他说，我在按照他的思路思考：我怎么才能不虚伪地提高我自觉革命的水平。他依然满脸不悦地说“那你也要依靠组织呀。”我没犯傻跟他说真话。如果我真把我的活思想讲给他，我相信我只能只能落人更惨的地步。
我苦苦琢磨我如此不被信任的原因何在。却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个头绪。我只能选择唯一的一条路：一如既往地自觉革命，继续深人地认识家庭。这种毫无希望的灵魂撕杀真是一种残酷的游戏。忍受着他人的误解和永远的不信任，我想起我第一次将我写就的洗脑报告交给我的那位班主任时她那种毫无表情的眼神。没有支持，没有同情，更没有惊讶。她只是冷眼看着我，仿佛我是她捕蝇器里又一只死不足惜的苍蝇。
原以为交了思想汇报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谁知蛮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开始吃不下饭，上课走神，精神委靡，夜晚则整夜整夜地失眠。学校四周的水稻田里的蛙鸣是我漫长的夏夜里唯一忠实的伴侣。听它那通宵达旦的万蛙狂噪常常令我也禁不住血脉喷张地欲狂吼乱叫他几声。但我只能沉默。任何反常的举止只能让人得出你对现实不满的结论。这在当时可让你得到任何“水平”的处理。我夹紧尾巴做人。大约也就是过了十天上下，我已自觉骨瘦如柴。最糟的是有一夜我在辗转反侧中熬到黎明起床时，发现枕头上、床单上到处都是又细又黄的头发。我立刻又惊又怕，照镜子，模脑袋，终于发现我被“鬼剃头”了！在脑袋的右上侧，一块亮晶晶的粉红色皮肤暴露在镜子里。用手模模，光滑平整如锡箔。
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支农”的日子到了。我太需要换一个环境了。高天、白云、绿油油的庄稼和待收割的黄色稻田，还没去，我却已经嗅到它那原野的粗犷的气息了。我真的已经无法忍受学校这种令我精神高度委靡、身体机能失调的环境和状态了。
像每年去支农一样，我们排着队，唱着革命歌曲，意气风发地步行到郊区的人民公社。越快到村子大家越情绪高昂。在此以前我们已经无数次的被教育过了行动一定要军事化。我们吼着燎亮的口号，迈着整齐化一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肮脏破败的穷困村庄。狗撒欢地又跑又叫，鸡则受惊地飞上低矮的草垛或墙头。站在泥泞的道路两旁的贫下中农们咧着黄板牙、舒展着遍布皱纹的黑脸笑着，拍着粗糙的大手欢迎我们。在场院的空地上，人民公社的领导或生产队的队长分别讲话欢迎我们。像小泥猴似的村童围在我们四周追追打打。
“你们来俺们这里接受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这三大革命的锻炼，俺们全体贫下中农表示热烈的欢迎！”发言人一般都是扯着嗓子吼话。仿佛不如此便不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性。接下来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他告诉我们，贫下中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提防阶级敌人破坏。尤其有些狡猾的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总想和俺们共产党争夺青年一代，他们会用送水送吃假作关心来骗取青年的信任，要不就散布人民公社怎么怎么穷、苦来影响青年人，对一些贫下中农的类似的话，大家也一定要上纲上线去认识，并且一定要汇报给党团组织。然后就是开斗争会。那些地主老财、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齐刷刷地站成一排，他们带着极为寒酸的倒霉样，穿着乞丐一般的破衣服，蔫头搭脑地站在那里听任革命群众激烈的批斗。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这些黑五类竟如朽木一般无动于衷。一些贫下中农在那个用破杉篙、脚手板拼凑起来的批斗台上哭诉自己的苦难家史，在高涨的无产阶级激情中，往往会有些阶级感情强烈的同学跳上台去揪打那一排黑五类份子。每逢此时，台上台下会吼成一片，而那些挨打的黑五类，依然如朽木一般无动于衷。
我一边表现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边心惊肉跳地透视自己的未来。我还偷眼看那些像我一样出身不好的同学。自然，他们也如我一样神情亢奋地呼口号、挥拳头，可我相信他们心惊肉跳的程度绝不亚于我。那一瞬间我想到“杀鸡吓猴”那四个字。仿佛被批斗的不是台上的“地富反坏右”，而是我……于是广阔的农村顿时失去了原有的色彩。秋天的肃杀景象带着飘零落叶的呻吟向我卷来。苦涩乏味的心境重新笼罩了我。同学们在吃晚饭时，无论吃大窝火生夕头还是喝稀粥，都是风卷残云。惟独我，连吃饭也无精打彩。每吃一口都像喝药一样难以下咽。至于干活，虽然我拼命想干出点样子，可恨自己已是力不从心。我那副病态自然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注意，纷纷问我是不是生病了，我当然表示否定。这样我被分配去干像拣麦穗那类的活儿，要不就去摘拉秧的西红柿、柿子椒什么的，整天和农村的老大妈、小娃娃们在一起，仿佛我已是完全不中用的废物。
终于有人怀疑我患了肝炎。我们那位女班主任便来通知我迅速返校，到大学校医院去检查身体。她明确地说，明天一早你就往回赶，你走不动就让两个同学送你回去。我坚持说我不愿放弃在广阔天地里锻炼的大好机会，我没病……但她告诉我，必须回去检查身体，因为我的状态在很多同学看来就像患了肝炎。他们怕我传染他们。
我独自返回空荡荡的校园。
一人独处的那几天，心情到倒好了起来。我去清华大学校医院检查身体，抽了血，叫我过几天去取结命果。余下的时间，我就去圆明园漫步。那是我百去不厌的地方。她的巨大的荒凉、凄惨的秀丽、绝望的孤独和无奈的盗立，还有永远的沉默，都让我倾倒、共鸣。她成了我无声的朋友，我唯一最贴心的恋人。我记不清自己曾多少次躺在她那散发着田野芬芳的嫩绿草坪上，听着潺潺的小溪虽然微弱却不屈地流淌，看着高远的蓝天、白云遐想……圆明园以她充满悲壮的浑厚色彩，将一些在当时我也说不清的什么内容悄悄灌注到我的血液中。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全校支农的师生返校了，我的验血化验也有了结果——正常。而最关键的是我的一切也进人正常——我相信自己能像圆明园那样平静地承受历史的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