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操乏味的形式主义很快又被新的形式所补充：“红海洋”、大跳“忠字舞”……尤其后来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武斗，更是血腥到极点。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攻击，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各自私设牢房，关押对立派别的同学，出现了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有一天我去了一间审讯室，看到一个被关押的男同学正在受审。只要回答得不合审讯者的心意，立即就上刑。耳光、鞭打、坐老虎凳、泼凉水……应有尽有。我目睹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学，用一根里面插着5＃铅丝的皮鞭猛抽那位受审者。每抽一下，那男生就会惨痛地呼叫着抱着脑袋，从审讯室的这头滚到那头。我看得心惊胆颤，那女同学却乐此不疲。男同学却一个也不动手。从此我知道，有些女人确实是比男人更凶残。
清华大学的武斗已经从长茅发展到荷枪实弹。各自以搂为据点，或者打伏击，或者隔窗对射。经常听到互相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开追悼会的哀乐声和愤怒的声讨咒骂声。有时候还能听到被俘的人揭发自己那一派领导是怎样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录音。从那高音喇叭里传出的这类声音，充满了在地狱里饱受摧残，以至极度衰竭、恐惧的味道。
有一天，清华的科学馆燃烧起来。据说，是“团派”纵火焚烧的。消防队前来救火，却被全副武装的“团派”阻在校外。大火烧了好长时间。最后终于因为“414”派彻离出来而告结束…那一切简直比“春秋无义战”更无意义。每天的这套东西实在让我厌倦透了。
我决心早日离开学校。
学校没意思。家里也没意思。我特别希望早点工作。
但是工作是不可能的。到处都停工闹革命。虽然诌象报上一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但那正是因为社会上“抓革命，不生产。”所以工厂根本不要人。只有门头沟的煤矿要人。但必须是根红苗壮的“红五类”才能去。东北兵团、青海的军马场，云南兵团，都来学校招收知识青年。但都对家庭条件要求挺高。
每次我都报名，每次都被刷下来。我知道，这都是那个台湾人在作怪。
内蒙古兵团又来要人了。给全校师生作报告，把那儿吹得天花乱坠。报告完毕后，我们议论说：“他怎么能这么吹牛？要是这么好，中国不早进人共产主义了？”当时，几乎所有来北京招收知识青年的外省市的人员，都是把自己那地方吹得特别好。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乎地方的好坏。一穷二白——尤其是农村，吹什么？
多穷的地方我也想去。只要换个环境，换个活法，也许新的机会在等待你。
那是夏末。有一天我回家，妈用商讨的口吻对我说：
“你帮我写份检查。单位让我交待和他的问题。”她皱着眉头，厌恶地一挥手。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谁。我很不高兴。说：
“这事您应当自己写。我知道什么？您写，我看看能不能过关。”
我知道她肯定认为我是“极左”，所以她不让姐姐和哥哥来帮她写。她却不知道我弄这些东西也是捏着鼻子灌药，硬着头皮搞。
过了一会儿，她写完了。我粗粗一看，觉得写得太浮皮潦草，便说：
“您应当’上纲上线’触及灵魂深处，怎么别人就不嫁他…“这下我妈可急了：
“废话！我凭什么‘上纲上线’！我实事求是！瞧让你办点事，哼！”
自然，我虽仍然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心里却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点。我什么也没说，独自走到街上。
我沿着长安街便道上的白杨树荫闲散地走。我不知道明天能给我带来什么。但是我渴望换一种方法活。
况且我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奔赴了东北或内蒙。他们的一切在我心中勾画出一副充满激情的浪漫场景。我说我有好多朋友，那应当说是沾了“大串联”的光。我知道我在本校已经是大伤元气的败退下来的小卒。我既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便只能在校外寻求发展。于是我在外校认识了很多活跃份子。当然，最初的接触，始终是以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为依托的。那会儿的话题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应当干什么？我们经常整天整夜地自以为非常精明地讨论这些国家大事。正是在这种傻了傻气的狂热中，我多少寻回了一点作为人的自信。过去那种几乎被摧残殆尽的尊严似乎有了些许恢复。但是一回到家，一回到学校，一种莫明其妙的压抑就会控制我。所以我产生了一种狂热的要脱离学校、脱离家庭的冲动。
于是我开始了接二连三的出走，首先我和另一个同学结伴“扒车”去了东北。在哈尔滨我们分手后，我独自一人辗转来到黑龙江的虎林县。那儿的850，853农场都有我在“大串联”中认识的哥们儿。我一门心思地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在每一个兵团领导面前，我都表示了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我还在农场里不计报酬地苦干了将近一个月，但是终于没能感动“上帝”。
一天，我“赖”着不走的那个连的指导员来劝我离去：
“你如果在月底之前走，我们这儿负责给买火车票。否则，一切自理。你，还有很多用这种方法来的人，我们一个也不收。原因很简单：你们这些人，出身太复杂。我们这儿离苏修很近，所以政审必须严。”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只有拍屁股走人。
没多久，我又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一起奔赴内蒙古锡林格勒盟的东乌旗。在离外蒙100多公里的一个叫新庙的小镇，有我们学校的同学。我们决心去投靠他们。但这次行动仍然以惨痛的失败宣告结束。我们这几个同学的出身都不怎么样。当地革命委会同样怕我们叛逃。即使写血书表决心也无济于事。内蒙古无一尽的大草原写下了我们无尽的悲哀。坐在勒勒车里，听着那悠长悠长的车轴吱扭声，谁都整天整天地没话可说。
那时已经是1968年底，山西太谷县来我们学校召收插队学生了。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通知下来以后，我松了口气我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了一名插队青年。
在山西插队的第六个年头，一同去太谷的插队同学都作鸟兽散：返城的返城，当了“工农兵大学生”的进了大学，当工人的当工人。连郑光召都进了介休煤矿。唯独我，没地方收容。我并不怕在农村干一辈子，当时的现实是：只有最糟糕的人才被“剩”在农村。我最糟糕吗？在村里，我既是知识青年领导小组的成员，又是生产队的保管员、民兵班的副班长……虽说我们村就9户人家吧，但这些现在看来可笑的头衔，不管怎么说也表明我“再教育”接受得还不错。
但是只剩下你一人。这可是个事实。
记得一次山西灵石石料厂来我县招工。我们村摊上一个名额。贫下中农说：
“要把我们信得过的知识青年送给工人阶级。”
于是我被推荐了。我知道我过不了政审这关。况且我知道，若被选中了，不过是去拉平板车拉石灰石而己。我不想去。但我们村的书记老穆非动员我去。到体检那天，贫下中农还专门为我派一辆马车拉我下山。不少人还“送君送到大路旁”，好像我走定了。只有我心中七上八下，我知道，我那台湾爹又来磨励我的意志了。
一切都没出我的意料：因家庭出身，或称“海外关系”，我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我鼓足勇气找到招工的人想问个究竟，人家却白了我一眼，操着灵石腔说：
“招工名单上没有你。没有你。”
没生活在身边，却总生活在我的现实中。而且总是在关健的时刻不期而至。触摸不到人却总感到这种特殊的父爱。他在大陆转了一圈，撤下几颗风流种子，就甩手走了。留下了一个以手触摸不到却可以用刻骨铭心的方式感觉到的空间。
如今，他突然冒出来了！要来了！
面对这个造就了你生命的人，这个让你在茫然艰辛的人生之旅中，永远无法依傍或停泊喘息的伟岩，你要叫他“爸爸，’！真的，我真张不开口。可是你必须叫他。因为他就是你爸爸。一切都己经成为过去。己经成为历史的烟尘。你像所有的人一样，只不过有一段历史的小小伤口而已。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实验的疆场上，个人的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更何况张口便能道出的世界上用得最普通、通俗的两个字，何难之有？要是你注意一下各国语言就会发现，尽管语系不同，但妈妈、爸爸发音，却极端近似。你必须从各种形式的审父意识中暂时地解脱出来。该尊重必须尊重。人伦天理，这是人一生摆脱不开的生存状态。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不叫他爹都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为此，我还真独自到荒野踯躅了一番。没什么，你分析得很对。无数人不一想到要叫他爸爸我就涌上一股别提多别扭了的感觉。
都像饮食起居一样叫这两个字吗？你随着呼吸就可以轻易地吐出这两个字。你呀你！面对着荒野我又对自己说，这没什么难的……然而不行。一到要张口，我便像哑巴一样打住了。最后我对自己愤怒了你怎么有那么大的闲心把时间浪费在这么两个字上？！说吧，你想不想认他？不不，毕竟是40多年没张过这个口……最后我对着一棵老树，用高高低低的声音，像背诵台词、寻找感觉的演员一般，念了几遍这两个字儿。
我妈似乎没说错，自从那个台湾老头和我们联系上的事儿一告诉哥哥，消息就远远地超出了我们家的范围。妈每天要接待不少前来“恭喜”的人。她那猫眯一见生人就跑，因此闹得她不胜其烦。她们单位、街道负责“统战”工作的领导，也纷纷前来关照，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妈妈说没什么困难，她感谢领导的关心，一切困难她自己都能克服。
1992年10月3日，海峡两岸两个家庭“统一”了。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心里说，放心，我会叫他的。这不过是区区小事。比起你经历的一切，要好应付不知多少倍！
我端着摄相机给团聚的家人摄相。离得颇远。他和他在台湾的二女儿被我们家人团团围住。镜头里，我看见他正在向妈问着什么，妈则伸手指了指我。于是我们互相笑着点了点头。摄毕我走过去，笑着用刚刚学来的闽南语说“爸，欢迎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