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海彪的长篇小说《死是容易的》，最初发表在《收获》杂志上，1991年作家出版社把它编入了《当代小说文库》，作为“当代作家的长篇力作”推出；我那年路过杭州，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发现已是第三次印刷了。最近，我和上海的一位朋友通电话，我们说到了海彪。因为十年前，我就是在这位朋友的生日家宴上，跟海彪相识的。
那时我已读过海彪的小说，能与他相识，我感到荣幸。并且，我又愉快地得知，海彪当时的住处，原来就在我老家弄堂的对面。那天的聚会持续直到半夜，我们就没回家，海彪躺在沙发上，我睡地铺。我知道他身体不好，起来看过他，他醒着，眼睛睁得很大。
海彪自幼患上一种人间罕见的顽疾，巨大的痛苦带着死亡的阴影，经常潮水般向他扑来。他活下来并且长大成人，确是不容易的；他还能写出这么一部出色的自叙体小说，又确是了不起的。那部小说通篇都写了“死”，文字却轻松幽默，但也正如尼采所说：“每一个字都深深地切身地从生活中体会出来，许多话甚至是用血写成的。”海彪的书中有一段话最使我感动，他写道：“有人说，长人参的土地寸草不生。土地也未必能长出人参果，但必须耐得住……”我默念着，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于生活的坚韧和顽强。
第二天晚上，我穿过马路去拜访海彪。这是一间昏暗逼仄的小屋，西面墙下放了一张单人床，床头一张方桌，上面堆满了书籍和稿纸。海彪在床上躺着，他说刚从医院回来，前一天太劳累，关节又出血了。我关心地问：“现在不痛了吧？”
“还痛！”
“这怎么办？”
“放声大哭！”海彪一边说，一边却放声大笑起来。
那天屋里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士，脸上红扑扑的。她端水让海彪吃药，非常亲切；而海彪跟她说话，声音也特别温柔。他们是一对情侣。海彪要她拿出一本《收获》，说上面有他那篇小说，要送给我。我赶紧谢绝，说我已有了。其实我并没有，我知道这些杂志，大多是他自己花钱买来的，而他的经济不会很宽裕，想让他送给亲朋挚友，我和他毕竟还是初识。我们接着聊天，海彪轻松地说：
“史铁生、陈村身体都不好，他们知道病魔缠身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三人都找到了它的弱点；这真是医学不行文学行……”
他说到这里，调皮地看了看他的女友，他的意思是：除了文学，还有爱情！我们三人都笑了。我坐了大约半个小时，便跟他握手告别。他要女友把门打开，我走到马路对面，回头看见，他在床上朝我挥手。我这次是礼节性的拜访，从此我们就没再联系。
我后来又两次见到海彪，却都在电视上。一次是上海台播放的新闻，《死是容易的》荣获“巴金文学奖”的颁奖盛况；另一次是东方台播出的介绍海彪的专题片。在专题片中，我看到海彪终于搬进了新居，明亮的阳光照进宽敞的屋子，海彪和他的妻子，脸上都充满了喜气。我心里真为他们高兴。
我珍藏的那本小说，至今仍是崭新的；封面的图案，依然让人觉得别致动人。辽阔曙天映出几只朴素的手，它们在接近，并且开始接触了；这是强烈的人类之爱，也是永恒的生命之美。书内还印了海彪的照片，他抱膝端坐，带着微笑，在思考人生。
1999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