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成田机场，有一男一女来迎接我们。男的是日本人，女的我就说不准了。她温柔文静，谦恭有礼，如想象中日本古典的女子：她会说汉语，虽然不很流利，发音竟带着浙江的风味。我们一起走出候机厅，有人低声告诉我，这位女士是中国人，只不过到日本时间长了，举止方面，自然产生变化。但我还是有些惊讶的。
我们坐上客车，前往东京市区。在车上，我们开始亲切地交谈。女士娘家果然是浙江杭州，已经许多年没有回去了。她和她先生，因为生活的逼迫，因为种种的远虑近忧，在家里也只说日语，汉语就渐渐变得生涩。她的儿子三岁时，随别人回国探望外婆，汉语便只会说一句“三岁了”。曾经有一次，她跟母亲通电话，说着说着，有一个意思，她想不出汉语怎样表达，脱口就说了一句日语。她笑着对我们说：“我妈妈怎么听得懂呢？”
她始终微笑着，然而其中的淡如茶香的哀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日子像飞一样，总是忙得头昏脑胀，因此很少想到家乡。但每年一到了中秋节，心里就要难过。一家人坐在窗前看月亮，指着月中的影像，跟儿子说，那里是孤山，那里是苏堤，那里一片白花花的，是外婆家门前的西湖……
我们在东京住了几天，要去川崎和横滨，有一个颀长清秀的青年做向导。这个青年是北京人，曾在德国留学，到日本才一年多，但日语已经讲得很好了。我们在川崎午餐，饭店的老板娘赞扬他：“你的汉语说得真是不错啊！”他说老板娘把他当作日本人了，言下十分得意。
到了横滨，青年在路上打听中华街的方向，叫住了一个穿学生制服的少女。他一身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握着一柄蓝伞，高挑的身材，俯首作倾听状；少女白衣黑裙，人站得笔直，仰起绯红的脸，不住地说着。少女说完便匆匆走了，青年突然忧郁地说：“我为什么要向她问路？这个女孩，长得和我表妹，好像一模一样……”
中华街几乎都是食品，价格跟外面的市价相比，同样令人咋舌，听说店主多为台湾人。青年看到大肉包子，在摊位前徘徊，留恋地对我说：“我真想买一个吃，但你们这么多人，不好意思。”我知道他是北京人，爱吃这种包子，就劝他买，我们虽然人多，但都不太爱吃包子。他微笑着，摇了摇头，说：“实在不好意思，忍一忍就行了。”他说着往前走去。
我深受感动，他毕竟还是一个华夏青年，虽经欧风美雨，但真情显露，依然质朴纯真。这种包子，价格是很贵的，我犹豫了一下，买了一只，赶上去塞给他。他不肯接受，后来又要给钱，我就说：“只当我从国内带来的礼物吧！”他站在街尾的中华牌楼下，低着头慢慢把包子吃了。
我们住在东京都的新小岩，一幢洁净雅致的公寓。主人也是中国人，好大一条山东汉子，却姓花。我跟他开玩笑，说：“老花，你为什么姓花呢？”
老花夫妻刚到日本的时候，在住房的屋顶上，插了一面中国国旗。有一天晚上刮起大风，把旗子刮掉了。老花冒着危险，爬上屋顶去找，妻子在下面浑身发抖地抬头望着。旗子终于找到了，又重新插牢，两个人回进屋里，对视了一会儿，突然都哭了。
我还认识了一个华侨，他早年在日本上大学，随后就留下了。我和他闲谈，说到祖国的话题，他感慨万千，认为思念祖国，是一种奇特的情绪，是藏得很深、又长得很高的一棵令人难过的树。他连从未去过的拉萨、喀什、甚至南沙群岛，都觉得亲热。那年唐山大地震，他大哭一场，哭过后安慰自己：你哭过了，菩萨也知道了，就这样吧。我回国前，想起这位老人，打了个电话跟他珍重道别。
在日本短短半个月，我仔细地记下这些事情，证明我同样怀上了几许故国情思。回到国内，回到亲人身边，我就感到心中有几只风筝消失了。现在我整理笔记，又依稀见到，它们在遥远的云端，在月光下静静地飘浮着。
1999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