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斯皮瓦克“他者”显身的翻译思想特色明显。斯皮瓦克不仅关注译文中的“他者”同时她还呼吁要求要让这些“他者”显身。就如何显身的问题，斯皮瓦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首先，斯皮瓦克提倡翻译是一种在爱中以及有关爱的交流和阅读。译者的任务就是要促进原文及其痕迹之间的爱，唯有在爱中以及有关爱的交流和阅读中，译者才会尽可能地贴服于原文，并使得原语文本的意义得以在不同文化的语言中重新建构。“当你离开了自己的语言世界而泡在别的语言世界里，以致你在讨论一些复杂的事情时有时宁愿用这一语言来讲，这时你便已接近能以轻灵执笔让原文那寻常不为读者所及的一面展现给读者了”。也可以说，对原文文本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否已经达到可以选择或更喜欢用它来谈心的程度，是衡量译者是否已经有充分翻译准备的一个尺度。这一点具体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体现为应对译文中的“他者”内容有充分的爱，或者说有翻译的冲动。只有这种翻译的冲动存在，才可对衍散于文本之外的修辞系统做出回应。如若不然，就会如斯皮瓦克著作中所提到的“在翻译非欧洲女性的文学时，由于译者不同和原文的修辞做出回应，又或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导致翻译的失败，译文依然成为局限于“二元对立”下的对原文的“忠实对等”的机械文本，而其中的“他者”依然隐身不得显形。那么译者如何才会有对原文的爱和翻译的冲动呢？女性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性别译者”便是对斯皮瓦克这一翻译观点的回应。 她们提倡性别的差异会造成翻译文本的差异，而女性译者因长期处于“第二性”的社会地位，其特有的语言感觉力、经验和内心情感不是男性译者所能感觉到的，尤其是对于女性作家的文本，女性译者会更加投入和引发共鸣，从而产生爱或者翻译的冲动。女性主义的这一翻译思想虽被批评过于狭隘，但却不无道理。现在很多的女性主义学家将女性译者扩展到无论男女译者，可以抛开生理性别的束缚，只要达到在承认性别差异性，并且在内心真正地接纳两性平等观念的境界就是对原文及其痕迹之间的爱和翻译的冲动，这更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其次，斯皮瓦克认为译者应当具备对原语言场地的鉴别能力。斯皮瓦克肯定了在女性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不然她们无法建立一种相通的关系，对一致性的认可却只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存在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在一致性的基础上看到差异性。如果只看到了一致性，那就会陷入了普遍主义的泥潭，其带来的弊端是认为所谈及的女性都是一个模式，并将她们的差异性忽视。其实不同文化环境中在长大的女性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经济地位等的影响，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如就翻译活动中的隐身的女性描述而言，她以印度文本为例，即使是印度的女性译者和西方国家的女性译者，她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一致性，但翻译出来的文本会差异很大。究其本质是因为原语言场地的差异。同样是出于他者地位的女性的语言和翻译活动，却会因原语场地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不应将女性所有的特征都一致化和普遍化，尤其是语言，会因其所处场地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差异。隐藏于这种差异之后的是权力差异，而权力的差异则是由于文化的强势和弱势所造成。西方强势文化的原语女性文本更加注重对宣扬其文化中强势女性形象，并认为它的标准可以放之四海皆准；而弱势文化中原语女性文本，表现或过于凸现自我，以抵抗强势，或极度谦虚，一味迎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不是天真的被女性的一致性所蒙蔽，而是看到了语言场地的差异，并具备了一定的鉴别能力，可以区别好的和不宜的，抵抗的和屈服的女性文本，然后决定翻译内容的取舍和翻译策略。这一点可归纳为就斯皮瓦克的一句原话：“从事翻译的人必须对原文的特定领域有一定的紧张感”。
第三，斯皮瓦克提倡“跨国读写”（transnational literacy），以期为美国大学中新来的移民英语教师定位，使其语言水平达到跨国政治中最小的流利程度，接近世界语的读写水平，以参加于语言边界上的政治斗争。此观点她最初在“为时代而教学”中提出，后在韦勒克图书讲座中进行呼吁并将应用范围扩大。“跨国读写”与斯皮瓦克曾提出的翻译的任务和价值保持一致，即“想要结束纯粹差异的神话，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即译者是两个完美身份之间的中介。”。它要求与原文不可简约的习惯表达达成共鸣，才能正确地感觉到原文语言的震慑力，才能克服目标语在传输过程中体现的脆弱性；只有把源语言内化，与之建立起一种亲密的语内阐释关系，才能领会那种语言的精神，在语际间实现传神的翻译。这是一种非常融洽的翻译关系的设想，但有待论证。
第四，在翻译策略方面，斯皮瓦克曾在所著的《译者序》中提倡摒弃在学校所学的翻译技巧：即用最近似的句法把最精准的同义词串起来就能得到最高分。这也就是摒弃传统的基于“重视对等”的翻译，而提倡一种对文本的爱的翻译阅读。当然斯皮瓦克并不否认对文本语言层面的熟悉程度，它们是阅读的基础。“要弄懂每一个字、词、句，还要身不由己的地、本能地、自发的被文本所慑服，被一种特殊的语境、文化、语言所慑服。在这种慑服的状态中，主体与客体、源语言与目标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瞬间消失了，于是，译者在距离自我最近的地方跨越了他者的痕迹”。这句话既肯定了语言层面的知识的重要性，同时肯定了其基础之上译者对文本的爱的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可读出衍散于文本之外的“他者”的痕迹，这些都是真正的翻译所必需的。最后，译者还需要有一定的翻译方法。就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翻译方法最常见的有三种手段：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和劫持（hijacking）。增补是让女性主义译者的观念和信仰在翻译作品中可以反映出来；加写前言和脚注是对原文的意图进行解释和描述，同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做出概要说明；劫持是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原文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的文本部分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这三种翻译手段究其本质是要让“他者”现身。
“性别”一词，在传统的观念中，似乎没有任何的感情和阶级的色彩。古往今来，男性和女性各自遵守着自己的性别定位。社会、主外、阳刚、主动、理性等修饰词被用来描述男性；而家庭、主内、阴柔、被动、感性等词被判给了女性。虽然有些学者和进步女性已经意识到了“性别”一词背后隐藏的不平等。但是，真正对性别问题深刻思考并上升到理论层次已是20世纪后期的事情。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M. 米德在其所著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探讨了三个部落奇特的性别现象：阿拉佩什部落中的男性和女人的行为就像我们社会中的女人的行为；蒙杜古玛部落中的男人和女人的行为就像现在人们想象中的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但在德昌布利部落，男人的行为就像我们社会中的妇女一样—敏感、爱美、羞怯，而女人则像我们社会中的男性一样—勇敢、独立。这一实例充分说明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性别的某一部分只是一种指能符号，在不同的文化、社会中，乃至在不同的场合中，这一符号会发生变化，具有不同的指向。换句话讲，“性别” 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天生的生理差异，一般较为稳定；社会性别则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是随着文化和历史的变化不断变换的不稳定的差异体系。上文提到的三个部落的男性和女性三种不同的表现就是社会性别在不同的文化中的表现。
随着“性别研究”一词出现，很多学者对“性别研究” 评价甚高，我国著名批评家戴锦华女士认为：“性别研究更重视的是性别角色、性别的文化规定以及社会是如何被强制性的划分为两性的全体，以及对两性的不同的文化规定、权力秩序来确定社会秩序，来运行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运行种种同时关于阶级和种族的秩序”，还有人称之为“女性主义的新方向”。此后，女性主义者开始使用“性别研究”来处理在社会结构和意识中存在的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很快研究者发现，性别差异贯穿于每一种文化的变化，每一种文化对男性及女性的行为和角色都有影响；反之，性别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的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传统的“性别概念”因深受父权制文化的影响，父权制文化是一种霸权文化，它将男女两性从身份、地位到品格、气质等进行等级制的刻板定位，并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社会文化塑造使之等级化、本质化和固定化，目的是强化父权制对女性的统治，因其恐惧父权制的统治本质得到暴露，所以该文化强调的只是两性的生理性别，忽视了它们变化中的社会性别，回避深刻的性别研究，更谈不上对性别差异的问题进行研究。
但是，随着女性反抗压迫、争取平等权力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澎湃发胀，对社会中的两性的性别研究愈加深刻，性别差异变成为其斗争的一支有力的武器。语言向来是女性主义者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战场。而翻译则是沟通语言文化的桥梁。因此探讨翻译中的性别差异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虽然女性意识到性别差异的问题，并且利用文字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表述自己的世界的事实从很早就有所记录。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关注性别差异的“性别研究”才与翻译研究真正的正式联姻，进入系统的理论层次，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首先于70年代初期兴起于北美的加拿大，如今已经影响至全球。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洛丽·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 、路易斯·冯·费拉德（Louise von Flotow） 、苏姗妮·德·洛特比涅尔-哈沃特 （Susanne de Lotbinire-Harwood） 、 苏姗娜·吉尔·列文（Suzane Jill Levine） 、戈达尔德 （Barbara Godard）和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她们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基于性别差异的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翻译的性别定位为女性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考察翻译的性别首先从性别形成的原因开始。通用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的性别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塑造而成。男性也是如此。那么，长期以来，翻译被定义为“女性”，也并非天生，也是后天塑造而成，其后天的因素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时代以来盛行于西方的古老的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哲学传统，指的是人们在对世界、存在、物质和意识等哲学范畴进行研究的时候，总是预设一个永恒在场的终极范畴，它被看作是支配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终极力量。这种基于“二元对立”原则的形而上学体现在翻译活动中，人们认为既然确定的意义永恒存在，译者就是去把握这个确定的意义，他只要把这个意义用目的语的语言转换出来时，译者的任务就完成了。这种对确定意义的笃信造成的结果就是翻译以对原文的“忠实对等”为标准，进而翻译的性别被定义为女性，这体现在译文和译者被定义为女性。
翻译被称为女性，究其根本原因，“二元对立”原则也罢，形而上学的“忠实对等”也罢，隐藏于之后的是“性别差异”和“权力差异”的问题。如同美国学者洛里·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所言：“一个宣称是属于美学范畴的问题，却以性、家庭和国家的字眼表现出来，而始终争议的就是权力……我想说的是翻译之所以被如此过度的符码化，受到了如此过度的规控，乃是因为它有抹去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差异之势，而这种差异对权力的对立是必不可少的”。随着轰轰烈烈的女性意识的苏醒和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开始关注翻译的性别问题，并且分析翻译中译文和译者与原文及作者之间的性别差异问题，最终找到了造成翻译被定义为女性的原因，即权力差异问题，而权力差异则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差异的反映，女性文化同男性文化比起来就是弱势文化，东方文化一度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弱势文化，这体现在翻译中，就表现为译文和文本被定义为女性，以衬托男性文化和原文及作者的强势地位，而东方文化则被“妖魔化”来衬托西方文化的高人一等和优越。翻译被定义为女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更有利于女性去研究翻译和利用翻译改变自身的命运。
翻译被定义为女性，究其本质是因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差异的反映的权力差异问题所造成。但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出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实力、意识形态及性别的觉醒状况等各种复杂的因素不断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位置可能会发生变化，或者两者差距减少，或者平等，或者位置互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