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皮瓦克的研究里，她的庶民背景，解构主义背景，女性主义背景和后殖民主义背景是互相交错，互为影响的。张京媛教授在提到斯皮瓦克时曾经这样说她是一位冲击力很强的批评家， 人们提到她时往往要用一连串的“主义”来形容她， 称她是结构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 第三世界批评家；王岳川则认为斯皮瓦克并非是将自己局限于某学科狭窄领域的专家， 她的研究打破专业界限， 是一位跨多学科、多流派的思想型学者。这些互相交织的背景影响着她的各种思想，让她的研究横跨古今、自成一家，但是同时也让她的理论晦涩难懂，尤其是其翻译思想。
首先，在斯皮瓦克看来，翻译是政治的。德里达论述翻译时除了谈论意义建构外还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即翻译具有政治任务和伦理任务。在德里达看来，翻译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翻译的可能性往往取决于其所存在的语境，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语境总是被强加了某种同质性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总是被赋予了某种爱憎分明的态度，并要排除一些东西同时加进一些东西。翻译之所以是伦理的，是因为他认为任何语境都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必定留有空隙，必定有他者或他性介入进来，并且由于语境在翻译活动中向它所及范围之外的另一个语境开放，便产生相互的责任及履行责任的问题。在与翻译有涉的这两个问题上，斯皮瓦克深受其影响是确定无疑的。斯皮瓦克是德里达的著作《论文学学》英文版本的主要翻译者，她为此书写了长达八十页的“译者前言”。随后，斯皮瓦克又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翻译的论作，其中《翻译的政治》（Politics of Translation），奠定了她在文化翻译领域的重要地位。在《翻译的政治》中，斯皮瓦克首先认同了英国社会学家米谢勒·巴雷（Mich le Barrett）的观点，即翻译的政治本身是当前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上，斯皮瓦克还主要受到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同时，德里达并没有提出由于强势文化和弱视文化的差异，译文会倾向与西方国家或者宗主国，他只是单纯的将语境考虑了进去，论及的范围很小。斯皮瓦克超越了德里达的“文本中心”的局限，把德里达的这一观点上升到了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对权威话语的影响和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成就了斯皮瓦克德。在此书中，斯皮瓦克挑战了传统中的翻译定义，提出了独特的翻译主张。同时，她又是一位女性主义的杰出代表和深入研究者，所以她的翻译主张中无一不渗透着女性主义的思想，并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中坚人物。德里达视作为政治任务和伦理任务的翻译是翻译中的两个重要问题。斯皮瓦克所讨论的翻译在这样一种政治性及实践性的宏观背景上，也具有文化翻译的特质。但是，翻译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政治任务呢？
传统的翻译重视“忠实与对等”，不去考虑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其实在语言中，尤其是翻译中蕴含着权力的不平等。20世纪50、60年代诞生的“文化研究”纠正了人们以往的看法，以荷兰学者杰姆斯·霍尔姆斯，比利时裔学者安德列·勒菲费尔，以色列学者吉登·图里、伊汉一佐哈，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式奥·赫曼斯等一致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译者主观裁决的过程，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涉及到传统意义上的文字转换过程。翻译研究只有通过对译入语文化和文学系统及译文本身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准确掌握译者在进行主观裁决时的种种考虑、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译本在译入语文化文学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的作用等等。这一切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印度学者特贾斯维莉·妮南贾娜、加拿大学者谢莉·西蒙等人手中得以深层次的讨论。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了翻译语言本身，而且还把翻译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文化因素，例如性别、暴力、文化等问题考虑在内对翻译进行综合解读，“翻译的政治”也引起流行起来。
政治是什么？根据百度上的解释，政治是指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但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 政治随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程而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政治体制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具体指与国家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来自于古代希腊，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者围城，有保卫之意。保卫的含义就涉及到权力和范围，因此，政治与权力自古到今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在中西文化中都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翻译的政治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主观因素包括译者的地位、译者的能力、译者的性别、译者的身份、权力集团的操纵策略与组织；影响翻译政治的客观因素则包含媒体、出版者、期刊在内的赞助人制度，作为成果的译作以及译者对原作施加的暴力、挪用等方面。它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圣经·旧约》。1971年法国的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出版了《话语的秩序》一书被称为是翻译的政治方面划时代的一本著作，福柯是法国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此书使我们能进入那个充满纷纭与不确定的存在于语言中的“痕迹之网”。我们因此面对着主体的非整合状态，从而面对着话语与翻译的政治。紧接着玛丽娅·妮塔·多伦与玛丽莲·伽迪斯.罗斯二位女士于1981年合作发表的《翻译的经济与政治》一文特别考察了翻译出版市场的政治。美国学者马丁·杰伊在论文集《永久的放逐》中设置“翻译的政治：西格弗里特·克拉考尔与本雅明论布伯一罗森茨威格的圣经译本”专章。进入90年代，翻译政治的讨论迈向成熟阶段。比利时裔美国学者勒菲费尔于1992年提出了“改写”式翻译为政治一权力服务的观点。1993年，印度裔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局外的教学机器》一书里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政治”命题，并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考察。她从福柯所批驳的不可靠的起点入手来讨论语言翻译的政治性，主要涉及在两种文化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的翻译显现或隐现的权力关系。
斯皮瓦克的翻译理论特色主要有：
首先，斯皮瓦克关注翻译中“他者”的存在。斯皮瓦克认为翻译是一种阅读游戏，译者是“作为译者的读者”。翻译的过程是一个阅读的过程，是译者瞬间的阅读理解过程向瞬间的语言表达过程的一种转换。译者通过创作性的瞬间阅读接受了不同文化的作品，然后再通过语言的重新建构来再现作品。也就是说，“读者通过创作接受作品”，而译者则通过重新构建来再现原作。译者之所以可以对原作进行重新阅读的基础是每一种语言都有其修辞系统和逻辑系统，前者对后者会造成干扰破坏。逻辑系统即我们在传统翻译中所认为的语言本身，它们的存在使我们得以依据明确的标准把言词串联起来。如果我们只强调逻辑规范而排除修辞的干扰，那么我们的翻译就是保险的，但事实上，语言的修辞系统会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它们总是在破坏着逻辑的秩序。这表现在以翻译为目的阅读中，语言会利用自身的独特修辞系统不断地引导译者认知语言当中的增补、散播、颠覆、延异和踪迹的存在，不仅让其感受不同语言之间所能共享的意义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特性，还会让译者体会异质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种种差异性以及延异在差异系统中所留下的踪迹。而“事物的踪迹永远不能被呈现，踪迹本身也永远不能被呈现” 。这些往往在翻译中受很多因素影响最容易、有时候也是最不得不丢失的东西。因此，译者必须善于在翻译背后的不可译的东西，关注对不可能经历的想象。即要提倡翻译是最亲密的阅读行为，译者必需付出努力赢取成为亲密读者的权利，否则就不能对其特有的修辞呼唤做出回应。斯皮瓦克基于逻辑性和逻辑系统的“阅读即翻译”的思想从本质上是在强调翻译中“他者”需要得到显身的事实。修辞和逻辑之间不协调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一直以来隐身的“他者”的世界，而这一世界的现身也是真正的翻译的前提。这一见解是斯皮瓦克对于传统的翻译理论的一个颠覆性的进步。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只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翻译过程无非是在目的语语言文化中找出原语语言文化中对等的单词和短语”。但文本的语言层面只是译者需要完成的一部分而已。斯皮瓦克“阅读即翻译”不仅认同了文本的语言层面，因为要阅读，语言层面是第一关，同时它还把译者的翻译工作看是对原文创造性阅读的过程，那么，跟以前的翻译不同，阅读过程中译者必然可以读出传统翻译理论关照下所进行的翻译实践中有意或者无意读不出但却实际存在的内容，这些内容被称为“他者”。千百年来，“他者”的定义引人思考。“在最原始的社会，在最古老的神话，都可以发现二元性的表达方式—自我和他者”。他者永远居于主体的陪衬地位。“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对“他者”存在的关注也体现了斯皮瓦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特征。传统翻译中对“他者”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的本质是对“宏大叙述”的张扬。“宏大叙述”指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是一种以崇拜强壮而具有生产性的男性的文化霸权，而其他居于局部的叙述都定义为“他者”被忽视或者误读了。在此文化霸权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主体地位，女性被归类为“他者”。并被一系列强制性父权制文化等级化、本质化和固定化。“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同样，如果一个事物被比喻为女性，那么其地位必然在世俗眼中是地下的。翻译和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也被划分于分散和局部的理论而认为具有女性特征，即“他者”特征。就译文而言，今中外对其歧视皆出一辙。16世纪中叶，英国的翻译家约翰·弗洛里欧（John Florio）1603年说道：“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都‘有缺陷’， 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就译者而言，中国春秋时代将译者成为“舌人”，17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文学批评家德莱塞把译者比喻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里追肥整枝，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19世纪初的歌德亦将译者比喻为下流的职业媒人。谢丽·西蒙说道：“译者和女人在他们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历来处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由以上的言论可以看出，基于“二元对立”原则的形而上学的“忠实对等” 将翻译误导至弱势的女性地位，所有有关翻译的讨论旨在千方百计的塑造一名忠心耿耿的奴仆形象，或者强化那可怜兮兮的妻子忠实、漂亮的形象。对女性、译者和翻译的“他者”身份关注并且致力于改变这一身份一直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即识别、批判那些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概念，为此讨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这一目的表明女性、译者和翻译一直作为“他者”存在于文化之中。斯皮瓦克基于逻辑性和逻辑系统“阅读即翻译”的观点肯定了被散落于边缘或者完全被忽视的“他者”。她认为，翻译允许将修辞系统纯粹的合理性的挪用，但必须被置于适当的位置，这样会使人赏心悦目，也才是真正的翻译。但在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里，性别歧视被作为正常的秩序而接受，这便是一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把修辞系统错误和不合理的挪用，甚至是忽视，这样的文本呈现于公众面前，修辞系统必然会对逻辑性产生颠覆作用，即要求“他者”的现身。斯皮瓦克的观点是一种对于父权制度下文本的大胆而叛逆的翻译观点，却也是实现真正的翻译的前提，同时也给了后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无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