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文脉流长
文脉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要说家族对苏轼文学事业的影响，祖父苏序基本上没起什么作用；父亲苏洵，那影像可就大了。苏洵的文学创作理论，审美情趣，价值取向，行文风格，都对苏轼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静静的湖畔，苏洵迈着方步，悠然漫步。两岸翠柳依依，夹杂着含苞的桃花三两支。微风拂面，沁人肺腑。如镜的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清风过处，漾起淡淡的微波，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唤起人心中的惬意。苏洵左手叉腰，右手捻着长须，竟然把湖水看呆了；仿佛恍然大悟，口中念念有词：“风吹水生涣，文章之至理也！”
苏洵的“风水相遭”说，直接影响着苏轼散文创作。苏洵的最高审美标准是：“风行水上涣，天下之至文也。”也就是说，风与水相遭遇时产生的波纹，是最美的。“风行水上涣”，这是苏洵对文学创作的一种生动的比喻，比喻的栩栩如生；这是一种典雅的表述，寓意深邃；这是一种曼妙的形容，意境美轮美奂。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中的一段话就完全表明了他的观点：“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
这段文字里包含苏洵三个创作思想：
首先，文学创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风”“和“水”。水，是比喻创作的源泉和艺术修养，也就是文学素养，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风，则比喻创作的冲动、激情、灵感，是主观的东西。要进行文学创作，这两种主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缺一不可的，这是创作的基本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苏洵强调：“风行水上涣”，“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这是非常美妙的比喻，给人以无限辽阔的想象空间，让你有细细品味的悠悠余韵；比喻本身就蕴藏着难以名状的美。他说，作品是微风吹起湖面上的波纹。它既不是创作源泉的风，也不是创作灵感的水，而是风水相遇产生的波纹。也就是要求作者创作时必须做到客观的创作源泉和主观的灵感相结合，才能创作出至美的文学作品。而到了苏轼从苏洵“风水相遭”的形象中悟出了“行云流水”的文学美学思想，其基本特点就是苏轼说的:“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创建了他的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说，代表了他在文章风格上的审美理想，一系列精辟的有关论著，蕴藏着极其深厚的美学思想。‘自然说’是一种更高高度上的概括，对文学创作有更加广泛的指导意义。表明了父子俩有相同的审美情趣。而这种‘自然说’的文脉来源，正是乃父的‘风行水上涣’。饮水思源，看水也思源；当我们看到涛涛黄河、滚滚长江的时候，也常常想起三江源。同理，当我们读起苏轼豪迈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也自然会联想到其父苏洵苍古雄迈的政论文章。
再者，苏洵主张文贵自然，言之有物，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为上层楼强说愁’。认为只有成竹在胸，已经孕育胎儿临盆，在“不能不为”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苏洵的这一文学创作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轼在《江行唱和集》中说道：“我以前写文章，不是搜断孤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而是孕育成熟，成竹在胸，不能不写出来。正像山川有云雾缭绕，草木春有繁花似锦，秋天果实累累。夏日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因为充满了内在生机，你不想让他有外表的繁华都不行。拜读家父的论文，知道古代圣人写文章，有孕育良久，有成竹在胸，不能不写出来才写的。我和弟弟苏辙写过很多文章，但是，篇篇都谨遵父训，不敢写言之无物的东西。”其中“闻家君之论文”，指的就是苏洵的《仲兄字文甫说》说苏轼、苏辙兄弟俩，谨遵父旨，写文章必须要‘言之有物’，谨忌空洞无物；要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孕育成熟，胎儿临盆，不得不产；写文章也一样，已经酝酿良久，已有成竹在胸，顺其自然，不得不写，这是写出的文章，才会是好文章。
苏洵的文道观对苏轼散文创作也有深远的的影响。苏洵针对所有文章提出“事词道法”说:“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事”就是写文章所用的材料即事实，或就叫做文章素材。素材要详实，文章要言之有物。;“词”指明畅的文词;文词要明白，流畅；一定不要晦涩难懂。“法”是用来检验文章是否符合写作规律的章法、法则。“道”是指万事万物发展的自然道理，是要贯穿在整篇文章始终的。苏洵认为这四点是一切文章都应具备的共同要求。这就突破了传统的以“明道”为中心的古文理论。这是苏洵的创新，为当时的古文家们指明了创作规律和创作方向，从而大大拓宽了古文发展的道路。苏轼认同苏洵的文道观，继承并发展丰富了苏洵的观点。首先，苏轼所谓的“道’与苏洵所谓的“道”的涵义基本是一致的。在《日喻》一文中苏轼以水喻万物说:“南方有很多会潜水的人，因为他每天都临水而居。七岁左右就能趟水过河，十岁就会凫水，十五岁就能凫水、会潜水。潜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必须熟悉水性才行。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纵然是天天临水而居，但不识水性，就是到了壮年，见了船也还是害怕。”显然，苏轼之所谓“道”，己经突破了儒道的传统，而扩展到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指的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而怎样得“道”?苏轼强调生活实践对于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强调生活实践，是得道的关键。所谓“道可致而不可求”，就是通过实践来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追求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其次，苏轼主张文道并重，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并将“有道有艺”、“意尽言止”、“文以述志”作为其文道观的基本内容。他曾对渡海赴檐耳向他求教的葛立方说:“天下的事理，都散记在经、子、史著述之中，不可随便用，必须用一个东西取出来，才能为自己所用。所谓一个东西，就是‘意’了。不用钱，不能买东西；不用‘意’，不可以做事情。文章中的‘意’，就是你要说的道理。这就是写文章的要点了。”以欲使物为己用，必须用钱买取为喻，生动地阐明了意对作文的重要性。这样，就比苏洵对文道关系的论述有所拓展，有所深化。
苏洵的“自为一家”理论对苏轼散文风格的影响极为深远。苏洵散文除了纵横驰骤、雄辩滔滔的主导风格外，又有委婉曲折、叙说娓娓道来的一面。风格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苏洵的《嘉祐集》中，有很多关于文章风格的论述。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苏洵，是深知风格对于作家地位的决定作用的。他论文特别重视各家艺术风格的不同，主张文章要“自为一家”，要有独创性，反对因袭剽窃。风格的独创性，关键是一个“创”字。苏洵是喜欢独创的人，反对因袭前人，在评价历代作家作品风格时，他的见解是新颖而精辟的;在自己的实际创作中，他也真正贯彻了文贵独创的思想，无论在思想还是文章风格上，苏洵都力争做到“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这一点，苏洵对苏轼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对于文章，苏轼同苏洵一样，提倡独创，强调“成一家之言”。在《上曾丞相书》中，苏轼提出“如果不是自己独特的原创，就是所谓的圣人之言，也是不可取的”，他反对人云亦云，强调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正是苏洵“得之于心”，“自为一家”的观点的发挥。苏轼作词也自觉地在婉约词外另辟蹊径，开创了豪放词，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立异标新二月花”；使他的豪放派词作，光彩夺目，魅力无穷。苏轼不仅主张风格的独创性，更主张多种风格并进。他提倡作家应以一种风格为主，同时又吸取其他风格之长，做到多样化的统一;反对单调地拘守一种风格。因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作者不可能用单一的、一成不变的风格来表现它，必须用丰富多彩的不同风格，去表现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
苏洵“施之于今”的理论，表明他写文章的价值取向，对苏轼散文写作目的的影响也极大。苏洵主张文学应着眼“施之于今”，即写文章要对当今社会起作用，有用途。。但是，他“为文尚用”的思想既不同于政治家王安石的“文者，礼教治政云尔”，直接将文章等同于政治教化，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也不同于理学家的“作文害道”，说乱写文章，有碍于人们认识真理，从根本上否定文学的社会功用;甚至与一般古文家所讲的“文以载道”也不同，他们认为，写文章就是专门用来谈经论道的。苏洵认为文学之用是“施之于今”，他所强调的是对国家、社会、民众、人生要有有益的社会作用。苏洵在《太玄论上》中提出:“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强调文人写文章就象工匠作器具一样，器具要有用于生活；文章要有用于现实社会。苏洵不仅自己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提倡文章应为当今社会所用，而且还经常以为文尚用、“有为而作”的思想教育苏轼。苏轼在他的《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就记载了一段苏洵对他的教诲。苏洵对苏轼的教诲重点在“有为而作”上，当时苏轼年仅十岁。苏轼子承父学，深知文学之用必须‘施之于今’文章着眼于今、期于有用，表现出与父亲相同的价值取向。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为文要“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诗须要有为而作”。这一主张，苏轼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论及这样一些观点:‘要论人才，胆识第一，智慧其次；写文章，对社会的实用性第一，文采为次；写诗，别无病呻吟，要言之有物；做事要温故而知新，以俗为雅。’
总而言之，正如在康熙本《嘉裕集。序》中对苏洵做出这样的评价:“盖能驰骋于孟、刘、贾、董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兄弟”。的确，纵观苏洵的一生，虽然作品不过百篇，地位只就是个九品芝麻官，但他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和见解独到的文学理论，对苏轼，乃至对后世文坛的深远影响，都是毋庸质疑的。难怪他能跻身于唐宋八大家行列；而且，虽然儿子苏轼文名贯古今，然而却依然掩盖不了父亲苏洵在文学史上的绚丽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