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帝国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难以预期的皇帝身上，帝国的文武大臣和民众，乃至国家命运都被动地捆绑在这个皇帝身上。如果这个皇帝雄才大略或者宽厚仁慈，那么帝国说不定还会出现个某某盛世、某某之治什么的。但是如果押在了一个糊涂、荒唐、暴虐的皇帝身上，那么整个帝国都会成为押宝行为的殉葬品。谁应该为这种悲剧负责呢？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辩解之词，但是每个人都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都为这场悲剧的发展推波助澜过。所以这种悲剧既是这些权力场中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悲哀。
王振是个有“抱负”的人。但是他的抱负是获取荣华富贵，而不是造福苍生。如果要对王振讲什么国家利益和忠贞大义，肯定是对牛弹琴。从王振进宫到他得势后的所作所为，我们都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王振的心里，压根就没有什么正义道德观念。他所考虑的，能够让他动心的，是权势，是出人头地，是一呼百应，是所有人见到他都毕恭毕敬。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和不敢做的。至于这样做的后果是否有违道德，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是否会导致朝纲败坏，百姓困苦，只要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要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权威，从来就没有王振关心的东西。
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是王振暗中勾结敌国瓦剌，进行走私活动。他唆使党羽、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镞数千瓮送给瓦剌，瓦剌则还赠良马作为报答。这可不是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当时瓦剌是明朝的大敌，王振这种行为属于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行为。
自从被徐达等人撵出大都后，蒙古人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着大明朝，虽然朱元璋和朱棣或派大将出征，或是亲自出征，而且差不多每次都打得蒙古人抱头鼠窜，但要将蒙古人斩草除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蒙古退出中原返回大漠后不久就分成了三大部：鞑靼部、瓦剌部和兀良哈部。正统初年，瓦剌部强盛起来，其首领脱欢统一了瓦剌和鞑靼两大部，拥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欢为可汗，自称丞相。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更是精明能干，自称太师淮王，不仅征服了北方蒙古各部，又西征哈密，控制西域要道，东破兀良哈三卫，侵扰辽东，威胁朝鲜，日渐跋扈，成为北方严重的边患。野心勃勃的也先一心想要报仇雪耻，恢复大元江山，于是烽火屡举，边衅不断。
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朝贡贸易中，大明王朝本着“花钱买名声”的策略，对前来朝贡的人员厚赍赏赐，大做赔本生意。有些国家便瞄上了这条生财之道，动不动带上点土特产什么的就来了，而且一年之中往来好几次。其中比较积极的有琉球、高丽、安南等，完全把大明王朝当成了下蛋的老母鸡，动不动就跑过来捡鸡蛋。搞得明政府不胜其烦，最后不得不宣布每个国家朝贡的时间限制和人数限制。
蒙古人也很看好这条生财之道，他们的策略是增加朝贡人数，从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后来的一两千人。这么多人，足够进行一次小规模战役了。明政府不肯当这个“冤大头”，多次劝告蒙古方面缩减朝贡人数，也先都当成耳旁风，全没当一回事。
这样下去，迟早会生出事端来。果然事端就出在正统十四年。
这一年，也先派出两千人的使团携带马匹进贡，却宣称是三千人，企图冒领朝廷的赏赐。此外，这些马匹是作为聘礼而来的。之所以出现聘礼一事，是因为先前出使瓦剌的使者有一次估计喝醉了，竟迷迷糊糊地擅自答应了也先提出的通婚请求。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次瓦剌的使者便将通婚一事提了出来。结果，不仅求婚的请求没有得到明政府的答应，连自己带来的马也被明政府来了个跳楼吐血大砍价，只给了要价的五分之一。
也先恼羞成怒。当年七月，也先发兵四路，分别进攻辽东、甘肃、大同和宣府。大同守军出战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
边报传来，王振坐不住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自己呢？他极力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希望用军功给自己的权势增加一颗砝码。在他看来，这么多年来，明军在对蒙古的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输过，每次蒙古人都被撵着像兔子一样漫山遍野地跑，要打败小小的也先，自然也是手到擒来。我们已经说过，像王振这种人，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他的自信狂妄来源于他的愚昧无知，如果他见过真正的战争，成千上万人刀剑相斫，性命相搏，他肯定就不会这么热情主动地要求陪英宗亲征了（其实是英宗陪他亲征），他肯定情愿安安稳稳地在北京当他的人上人，打死他都不会去亲征。
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感慨一个人小时候的经历对他日后发展的巨大影响。英宗除了王振的话，谁的话都不听。在王振的煽惑下，亲征的命令很快就发出去了。要求：两日后出发！这真是太过儿戏了。出征这种事可不像晚饭后外出散步，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想当年朱棣亲征蒙古，是慎之又慎，从兵将的调配到粮草的征集，是久经筹划，花费诸多时日，筹划妥当之后才出兵。时过境迁，英宗、王振亲征给出的准备时间竟然只有两天，这两天够干什么呢？英宗和王振大概以为这是出去打猎游玩，也先看见朝廷大军到来，就会束手就擒，非常顺从地献上自己的头颅吧？亲征消息传出，举朝震惊。吏部尚书王直率领百官伏地哀求，但英宗固执己见，抱定了先生所说的话一定要听，其他人的话只当放屁的信念，对群臣的劝告一概不理，最后实在听烦了，下令再敢前来劝谏者以煽动军心论处，斩首示众。这很有可能又是出于王振的唆使。视百官如无物，实在令人寒心。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太监金英辅佐（监视），自己和王振率五十万大军匆忙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他和王振的刺激冒险历程。陪同出征的有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靖难之役名将朱能之子）、内阁成员曹鼎与张益、兵部尚书邝野等人。这些人大多数没能从那场令人痛心的战争中活着回来。国家培养人才不易，这么多国家栋梁就这么毁在王振和明英宗这两个混蛋手里了。看到皇帝固执地要去送死，给事中鲍辉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气愤，豁出命来拦在路上质问英宗：“陛下如果想要自杀就自己一人去好了，可是你的社稷和宗庙该怎么办呢？！”
明军离京后，北出居庸关，过宣府，向大同进发。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经乏粮，饥寒交迫，死者满路。加上连日风雨，军心更加动摇。随驾的大臣多次劝明英宗回京。王振一心要建功立业，毫不理会。除了少个皇帝称号，他现在的权势和皇帝也差不了多少。公侯大臣进见王振，竟然得膝行向前，兵部尚书邝野因触怒“王皇帝”被勒令长跪于荒草之中，直到天黑才被赦免。
也先听说英宗和王振大军到来，佯退，设下口袋等着英宗和王振往里钻。八月一日，明军抵达大同。这时，原大同监军太监郭敬向王振进言，建议停止前进，就此退兵。王振从郭敬那里得知蒙古军队的厉害，又听说蒙古军队正在前边等着他呢，不由得慌了手脚，第二天就下令全军撤退，由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京。
撤退就撤退好了，王振偏偏想要皇帝到他的家乡蔚州（蔚州当时属大同府）看看，然后到他家里坐坐。后面有好几万敌人盯着，随时都有可能追上来，你说现在是去观光的时候吗？很难说清楚王振的心理，我们只能说，作为一个肢体不全的残疾人，王振残而不废和出人头地心理要比正常人强烈得多。
古人云，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大多数人都有或轻或重的虚荣心，并在心底存有对自己家庭出身、家庭环境的不满，所以每当在外发达了，就会想到风风光光地回家。除了因为想家，更多的是为了在自己的老乡面前炫耀一番，看到他们改用崇敬或畏惧的眼神看着自己，这种反差带来的内心满足感是其他方式所不具备的。即使在外面混得不怎么样，回家的时候也会冒充一把大款，哪怕因此自己以后在外面要顿顿喝凉水啃馒头也心甘情愿。王振更是如此，他的发达是由他的自残行为带来的，真正有学问、有能力的人哪里用得着走这条路呢？王振偏偏要向别人证明，谁说阉人不男人？阉人也是可以出人头地的，而且要比那些寒窗苦读的人更有出息。
可是，刚走出四十里地的时候，王振忽然想起这五十万大军人踩马踏，一定会踩坏地里的庄稼，立马变了主意，下令改道向宣府撤去，改由居庸关回京。也先在大同周围设下的圈套没派上用场，听说王振和英宗溜了，就日夜兼程紧追上来。
八月十日，英宗、王振终于赶到了宣府，这时也先也追了上来。英宗派成国公朱勇率兵四万前去拦截，结果四万人马中了也先两万人马的埋伏，竟然全军覆没。十三日，英宗逃到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这里距离军事重镇怀来仅有二十里，如果抓紧时间入城，也先的骑兵再厉害，也只能“望城兴叹”了。
偏偏王振又跳出来反对。因为他发现自己还有一千多车财物落在了后面（推测一下，这么多财物应该是路上各地官员孝敬的），于是全部人马在土木堡扎营等候。兵部尚书邝野见形势危急，两次奏请英宗迅速入关，留重兵殿后，但奏章都被王振压下不报。邝野拼命闯进行殿，要当面启奏。王振派人拦住，破口大骂：“你一个读书人懂什么军事？再胡说八道当心你的脑袋！”邝野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乃是为了国家和百姓，不必拿死来吓唬我！”王振愈加恼怒，喝令武士把他赶了出去。
最后的希望被王振粉碎了。
土木堡只是块荒地而已，没有水源，士兵挖地两丈还见不到水，而距土木堡以南十五里的河流又被瓦剌军占领。明军人马已有两天没喝到水，饥渴难忍，军心更加浮动。
十五日，也先派使者假意讲和，并指挥军队佯装撤退。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立即传令移营就水。明军将士接到命令，争先恐后地跳出壕堑，向河边飞奔。也先立即出动精锐骑兵，从四面八方冲杀而来，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丧失了斗志，抛枪曳甲，四散奔逃。
蒙古骑兵的机动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虎入羊群，肆意砍杀，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明军的尸体。
明英宗率亲军突围不成，下马盘膝面南而坐，被瓦剌军士俘虏。王振也结束了他卑鄙可耻的一生。一说他死于乱军之中，一说他死于护卫将军樊忠之手。这两种死法都是不得好死，出于对坏人的痛恨心理，后一种说法更令人解气。
这一仗，明军士兵死伤数十万，随驾的数百名官员战死。“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也先大获全胜，押着战利品和英宗凯旋北还。从此，英宗就在蒙古人那里“做客”，史书上称为“英宗北狩”。手下的几十万将士和几百名官员都战死了，自己却毫发无损地活了下来。明明作了俘虏，偏偏要说成是“北狩”，真是好笑。
3.兄弟闾墙
也先当然不会见好就收，他的目标是一鼓作气地拿下北京。大明帝国首次面临着生死考验。
有赖朱祁钰和于谦领导有方，诸将士用命，大明帝国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大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是，从得知英宗被俘这一天开始，围绕着皇位的斗争就从没有停止过。历经劫难的朱祁镇好不容易回到了故土，却接着以太上皇的尊贵身份被软禁于南宫达六年之久。在权力欲望的支配下，朱祁钰、朱祁镇二人兄弟反目，亲情荡然无存。
八月十七日，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震动，群臣在朝堂上痛哭流涕。所有的精锐都损失在土木堡了，北京只剩下不满十万的老弱士卒，拿什么来抵达蒙古大军的攻击？面对咄咄逼人的瓦剌军队，郕王朱祁钰召集群臣商议战守大计时，朝廷中出现了对立的两种意见。以翰林侍讲徐珵为首的一些官僚，主张迁都南京。徐珵装模作样地大声说：“从星象和历法来推算，天命已变，只有南迁才能免去这场灾难。”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一批官员则主张坚守北京。于谦听到徐珵鬼话连篇，非常气愤，站出来厉声呵斥：“主张南迁的人，应该统统推出去斩首。北京乃是天下根本，如果迁都，大势去矣。你们难道没看到宋朝南迁的结局吗？”平心而论，主张南迁的人并非全是因为贪生怕死。因为当时的情形确实非常危急，皇帝被人俘虏了，朝廷几十万精锐大军和几百名朝廷官员都命丧土木堡，大明帝国经此一役，元气大伤。也先挟得胜之势，一鼓作气，直冲北京，确实难以抵御。迁都可以避开也先的锋芒，以图再起，至少可以保住明帝国的半壁江山。但仓促之间南迁，风险也不小，能安全撤到南京的恐怕就只有百官和后宫等人了，黄河一带也将全部丧失，沦为蒙古人的牧场和猎场。至于黄河地区的民众，将不得不任其自生自灭。如果以赌博来打比方的话，徐珵的处理意见实际上是放弃了赌博，以主动认输来保住一小部分赌本。而于谦等人则是舍命一搏，不是输就是赢，根本没有输赢之外的第三种可能。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抵抗并不就意味着正确，迁都也不等同于错误。但是在讨论中，于谦表现得非常强势，原本正常的讨论被他上纲上线搞成了“批斗会”，恐吓、威胁要将持不同意见的同僚处死。虽然于谦的意见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手段和方式是绝对错误的。
不以瑕掩瑜，却也不能以瑜掩瑕。北京保卫战后，于谦的这种作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是于谦之死的一大根源。
不可否认，很多人确实是想南迁，但是看到徐珵不光被于谦训斥，还被太监金英威吓以杀头，最后被人轰了出去，谁也不敢再说话，立马见风使舵成为了主战派。坚守北京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