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自“靖难之役”后，国内安定三十余年。此三十余年位于本世纪（十五）初期，是中国人民在明王朝统治三百年中，惟一的比较幸福的日子……宦官的灾难虽然已经萌芽，像交趾监军马骐竟逼使交趾脱离祖国，即是一个恶兆。可是马骐终于受到惩罚，社会还有一线光明。而三十年之后，宦官时代降临，连这一线光明也都消失，而终于完全黑暗。
——柏杨《中国人史纲》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清）袁枚
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巳，抑何其感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明史》
《石灰吟》
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乱世阉党
大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七日清晨，一个人坐在玉辇上被人簇拥着向奉天殿行来，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太上皇、曾经的皇帝英宗朱祁镇。众人七手八脚地将朱祁镇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在南宫中已经“修养”了七年之久的朱祁镇突然再次出现在奉天殿。在宫门外等待上朝的文武大臣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乖乖地进宫列班参拜，英宗朱祁镇就此复辟，时隔八年再次成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仇人、同时也是他的弟弟、当时的皇帝景泰帝这时正在病中，当他听到皇位被哥哥夺走时，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兄为之甚善”。
英宗朱祁镇怎么会成为太上皇？为什么在南宫“修养”了七年？是什么人将英宗再次推上皇位？他们的目的何在？满朝文武大臣为何毫不抗拒地接受了英宗？当时的皇帝景帝为何会有这么怪异的反应？这一切都要从二十二年前说起。
大明王朝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驾崩。皇太子朱祁镇继位，改明年为正统元年，是为明英宗。
这时朱祁镇只有九岁，是明代开国以来继位时年龄最小的一个皇帝。他的父亲明宣宗朱瞻基虽然做皇帝的时间不算很短（十年），但是英年早逝，享年三十八岁。朱祁镇小小年纪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同他的祖辈等人相比，朱祁镇的皇位之路算是非常轻巧了。开国皇帝朱元璋造反起家，小时穷苦，孤身一人打下天下，辛劳自不必说。建文帝就惨得很了，还没登基就得考虑自己的亲人（那些外地藩王）会不会来抢自己的皇位，以及什么时候来抢这个问题。而后跟叔叔朱棣打了整整四年，落了个生死不明的下场。永乐帝朱棣的皇位是从自己侄子的手里夺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不但在生前，而且在死后都背着篡位者的名声。朱祁镇的祖父仁宗朱高炽身体残疾，屡次被自家兄弟朱高煦构陷，多次遭朱棣怀疑，差点被废。朱祁镇的父亲宣宗朱瞻基差点成了再版的建文帝，叔叔朱高煦曾设计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登基的路上等着他，替他回北京登基，他的皇位也是来之不易。朱祁镇得天独厚，他是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刚生下四个月就被封为皇太子，这个皇帝做得轻巧至极。
留给他这个太平天子的，是富裕安定的大明帝国。经过十一年的“仁宣之治”，大明帝国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百姓乐业，仓廪丰足。
留给他的还有五位顾命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胡。前三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杨”。著名的“仁宣之治”就是在仁宗、宣宗二帝和杨士奇、杨荣、杨溥三臣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张辅是靖难之役的名将张玉的儿子，曾率军平定安南（今越南），战功赫赫。
胡曾替朱棣天南海北到处寻找建文帝，也是元老重臣，能力颇为出众。
除了这五位顾命大臣之外，明宣宗还给朱祁镇留了一座靠山，他就是朱祁镇的奶奶——张太皇太后。这是宣宗苦心积虑安排的第二道保险。当她做仁宗的皇后的时候，“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当她做宣宗的皇太后的时候，“军国大事，多禀听裁决”。宣宗驾崩前，特地在遗诏上写明朝廷大事要禀明皇太后。宣宗驾崩后，宫中谣言纷纷，说是要奉迎外地藩王为帝，张皇太后召集群臣，指着朱祁镇说：“这就是新的皇帝。”谣言于是止息。所以，张太皇太后不仅是朱祁镇的保险，而且是朱祁镇的靠山。
为了大明江山，宣宗已经考虑得够详细的了。他的苦心尤其体现在他选择张太皇太后辅政这件事情上，他选择的五位大臣虽然都是栋梁之材，但是朱祁镇终归是手握最高权力的皇帝，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名分有别，这五个人并不一定能约束得了朱祁镇。所以他又选择了张皇太后（当时张氏还是皇太后）扶助朱祁镇，在这样的双重保险下，朱祁镇即使什么都不干，也能稳稳当当地做个明君。
当然，明宣宗命张皇太后扶助朱祁镇，这其中也有防备五位顾命大臣专权跋扈，防止皇权旁落的用意。
朱祁镇接收的遗产实在是太丰厚了。凡事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祁镇自然也是如此，明宣宗留给朱祁镇的还有一位名叫王振的阉人。
就是这个阉人王振差点颠覆了大明江山，如果他不是最后死于战乱中，估计免不了会有蒙古间谍的嫌疑。王振能酿成滔天巨祸，首先应归咎于宣宗于宣统四年设立内书堂一事。这一年，宣宗调用饱学之士，开始教习宦官读书写字，就读人数多达四五百人。这是一件影响极其深远的事情，大明王朝直到1644年灭亡都受到这一事件的阴影笼罩。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废掉丞相，帝国大事小情事必躬亲，虽然每天都像是在服苦役，但朱元璋宁可受苦受罪也不假手于人，一边累得腰酸背痛，一边享受做皇帝生杀予夺的乐趣。到宣宗朱瞻基时，朱瞻基受不了朱元璋那般没日没夜地体力劳动，于是找了两帮人帮他干活，这两帮人就是内阁和太监。内阁负责票拟，太监负责批红（太监是明代宦官的最高职位，以下有少监、监丞等职位，到后来太监才成为所有宦官的尊称），自己则保留最终决定权。票拟，又称条拟，就是内阁大臣将内阁对大臣奏章的意见拟好，写在小纸条上，然后贴在奏章上送入宫中交由皇帝最后裁决。批红是指太监根据内阁大臣票拟的意见，用朱笔加以批示，所以称为批红。皇帝坐镇中间，保留最终决定大权。这个如意算盘打得相当不错。
费正清先生在《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朱元璋自以为得计的“蠢举”：“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属僚斩了首……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内廷）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他特殊事物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人。”
因为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来执行。朱元璋那一套能够行得通，前提条件是他精力超强，甘愿以苦为乐，并且乐此不疲。朱瞻基的算盘要打得响，前提条件是他不放弃最后的决断大权，不做甩手掌柜。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不满足，制度被破坏是可以预见的。最终决定权是皇帝的最后手段，如果这个权力也放弃了，那么皇帝也就被彻底架空了。而能够获取这个最高权力的必然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宦官。
朱元璋时期，对宦官防范甚严，并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专门铸造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以示儆戒。如果哪个宦官想体验一下弄权的感觉，朱元璋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而且十有八九会让这位宦官不得好死。朱棣虽然重用宦官，但同时对他们的防范也很严密，所以直到宣宗之前，宦官一直都是比较规矩的，不敢越职擅权。宣宗不仅打破了朱元璋“宦官不许识字读书”的祖训，设立了内书堂，而且亲近宠信宦官，司礼监太监金英和范弘受到的荣宠远在一般大臣之上，竟然收到了大臣们都很难得到的免死诏。
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宦官专权的种子就这样在宣德年间种下了，然后很快发芽、开花。诚如孟森先生所言：“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皆系于阉人之贤否。”恐怕朱元璋也不会想到，仅仅到了明英宗时就出现了明朝第一个权倾朝野的太监——王振。
2.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一场横祸，之所以称为横祸，是因为这场祸事，几十万士兵和几百名官员的牺牲，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张太皇太后死后，“三杨”凋零，根本就压制不住受英宗宠信的王振。
王振小人得势，权倾朝野，作威作福，残害朝臣。最后，不知天高地厚的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挟持着英宗去迎击蒙古铁骑，终于酿成了土木之变的滔天大祸。制度与人的双重作用导致了这场险些葬送大明王朝的横祸。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因为他有点文化，入宫后就被宣宗派来服侍太子朱祁镇。
王振为人狡黠，善于阿谀奉迎，英宗从小就由他侍奉起居，对他言听计从，甚是亲近，竟然不呼姓名，称这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的王振为“先生”。能把太子哄得团团转，想不发达都不行，英宗继位后仅八个月，王振就被提拔为司礼监太监。
不过，王振现在的职权虽然重要，却还不敢为所欲为，因为在皇帝上头还有一尊大佛，当时张太皇太后还健在，王振还不敢兴风作浪。张太皇太后要杀王振，估计不比捏死一只蚂蚁困难。所以王振虽然时不时地搞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样，大事是绝对不敢做的。
王振虽然目前还处于熊市，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他有一个张太皇太后和五位辅政大臣都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的年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六个人，尤其是“挡路巨石”——张太皇太后肯定是活不过自己的。也就是说，双重保险是有时间限制的。人会老会死，只要不在张太皇太后死前犯事，只要不出意外，王振在这场寿命比赛中铁定赢。张太皇太后的死日就是王振的出头之日。
张太皇太后一直活到正统七年。这七年中，王振一直不敢过于放肆。即便这样，张太皇太后还要时不时地敲打他几下。王振只能忍耐，夹着尾巴做人，这是王振最明智的选择。
祸根是可以潜伏很久的。谁也不会想到整个大明王朝差点坏在这个阉人手里，这其中包括明宣宗和张太皇太后。也先能够这么容易地取得土木之变的胜利，王振“居功至伟”。英宗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了。王振终于熬出了头，可以大声呼吸了。历史从此进入了“王振时代”。
倚仗明英宗的宠信，王振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压制群臣，专横跋扈，“生杀予夺，任己爱憎”。明代宦官专权的局面从此开始形成。
王振当权，意气风发，俨然皇帝老大他老二，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所忤恨，辄加罪谪。”侍讲刘球上书陈述朝政得失，其中有对王振的讽刺语句，王振立时将其逮捕，又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将其肢解。御史李铎见王振不跪，被贬到铁岭卫喝风吃土当兵去了。锦衣卫王永不满王振的作为，匿名揭发王振的罪行，结果东窗事发，王永被凌迟处死。
王振大权在握，群臣争相阿附，连公侯勋贵外戚见到王振也要称之为“翁父”。王振收受贿赂，结党营私，一时间气焰熏天，不可一世。外地官员进京朝觐，都得去拜见王振，见面礼至少黄金百两。凡不顺从者，动辄下狱。当时还只是兵部右侍郎的于谦也因不肯阿附王振，遭王振嫉恨，被下到狱中。若不是于谦名气大，山西、河南的官民纷纷上书鸣冤，连藩王也出来为于谦说话，于谦早就死在狱中了，当然就更不会有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了。连朱元璋立的那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铁牌也被王振偷偷搬走销毁了，没有人敢提出抗议。
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固然英宗是在王振的照看下长大的，王振对少年朱祁镇的影响无比巨大。但是，随着朱祁镇的年龄增长，他分辨是非的能力应该有所提高，结果他对王振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土木之变前如此，土木之变中也是如此，被擒受辱后还是如此，夺门复辟后仍是如此，一直到死，英宗都不愿相信王振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这两个人，一个奸诈阴险，一个浅薄固执，王振的大权是明英宗授予的，他肆意妄为，迫害忠良，排除异己，种种不法行为都是在朱祁镇的眼皮子底下做出的。朱祁镇像个傀儡一样乖乖地陪王振亲征（王振的确是亲征的主角），而后被俘，这一切都是朱祁镇咎由自取。正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在明显的政治恶化过程中，这些大臣的反应和作为是什么？他们为这场悲剧的进展起了哪些作用？我们看到大批官僚丧失气节和立场，拍马溜须，阿谀谄媚，种种行为让人作呕，很难相信这就是饱读圣贤书、一直以道德标榜的圣人门生。工部郎中王佑长得很帅，而且没有胡子，这在当时可是很少见的。他凭着谄媚王振得以升为工部右侍郎。有一次王振问他：“王侍郎你怎么没长胡子呢？”王佑厚颜无耻地回答说：“父亲大人您没长，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敢长呢？”无耻到这种地步，王佑也算登峰造极了。
虽然，也有些人奋起反抗，但下场都很悲惨（除于谦一人外）。他们是否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们是满怀憧憬地进行了反击，还是自知这是一条不归路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除了以死抗争外，他们为什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三杨”如此权势威望，在张太皇太后尚在的情况下，为何也不去与王振斗争，眼看王振坐大，致有日后之祸？有一日，王振明目张胆地对杨士奇和杨荣说：“公等为朝廷操劳多年，如今年纪也都大了，应该感到很累了吧。”
让“三杨”让权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杨士奇和杨荣宦海沉浮多年，如何会不明白？杨士奇凛然回答：“我等精忠为国，死而后已。”杨荣却回答：“我们这些人已经老朽，确实应该选择一些年轻人进内阁了。”王振大喜。事后杨士奇对杨荣的软弱退让很是不满。杨荣解释道：“王振讨厌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久了。如果哪天突然从宫中传出让某某人进入内阁的旨意，那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选入几个德才兼备者，大家同心协力，那么事情还有可为的机会。”杨士奇听了后也就同意了。五位顾命大臣乃是国家之栋梁，希望之所在，竟也如此畏首畏尾，出此下策，最终还是没能遏制住王振。
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王振专权为害只是明代第一次宦官专权，此后的宦官专权还有多次，而且都不逊于王振。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在整个明朝都没有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