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贾谊《过秦论》
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民，咥人凶。”其能视且履者幸也，而卒于凶者，益其自取邪！
——清·姚鼐
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司马迁《史记》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李斯《谏逐客书》
题李斯传韦庄
蜀魄湘魂万古悲，未悲秦相死秦时。
临刑莫恨仓中鼠，上蔡东门去自迟。
1.妄念长生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在世时曾经迷恋长生不老之术，不过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始皇的这种行为竟然深深影响了大秦帝国的发展方向，始皇死后的沙丘之变就与此密切相关。大秦帝国亡于始皇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的发展，那个地偏一隅的野蛮之地发展成了“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超级大国，最终经秦王赵政之手灭掉关东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战乱，一统天下。赵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自称“始皇帝”。
以功业和能力来讲，始皇不愧千古一帝的称号，实至名归，这是后世的嫉妒和诋毁掩盖不了的。章太炎曾在《秦政记》中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不过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存在完美的事物。一个人无论能力多么出众，品质多么优秀，都会有他做不到的事情，都会做错事，犯错误，品质上也必然存有缺陷。所谓完美，不过是幻想与自欺欺人。
始皇帝也不能例外。始皇青年俊彦，指点江山，谈笑间，仇敌灭，六国亡，这份武功举世无双，确有笑傲天下的资本和实力。待到敌手相继匍匐在自己脚下，始皇的自大专横和暴躁狂乱也达到几乎病态的程度。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巡游至长江湘山祠，恰逢大风无法渡江，始皇立时便有些不快，转头问身边的博士（这里的“博士”与我们现在的“博士”不同，那时的博士乃是秦国官名，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以备顾问）：“湘君何神？”很简单的一句问话，不过从始皇口里问出来，这句话里就有了一句潜台词，整句话的通俗表达就是“湘君何神？他（她）算老几？”始皇的权威和心态已经发展到了人挡杀人、神挡杀神的地步。当博士告诉他湘君就是舜的妻子，也是尧的女儿——娥皇和女英时，始皇大怒，调发囚徒三千人将湘山的树砍了个干净，并“赭其山”。之所以“赭其山”，并不是秦始皇一时兴起，挑了一种颜色来美化环境，而是因为秦代罪犯穿的便是赤褐色的衣服，称为“赭衣”。始皇此举是将湘神贬为罪人，加以羞辱，以展示自己的权威。果然是千古一帝的风范，好大的威风和杀气。
不过，始皇再骄狂，他也明白，自己可以将人和神都不放在眼里，可以挑战神的权威，但是有一样是自己不可能超越的，那就是“天”。天生万物，有生有灭，寿虽不同，难逃一死。
以今天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人的寿命也不过百岁左右。古人就远远不如了，古语“人生七十古来稀”，并非虚言。始皇能力再卓越，功业再突出，也总会有老的一天，也会有死的一天，待到大限到来，万事皆空。始皇虽说要将大秦帝国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不绝，但比较理想的状态，借用一句歌词来形容，那就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对始皇来讲，再活五百年还是不够的，最理想的状况是长生不老，永久统治大秦，那是何等的痛快，何等的畅意！
有需求就会有生产。始皇幻想获得不死之药，方术因而大行其道，方士空前活跃。始皇对方士们也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方士徐市（福）上书，言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居此，于是始皇遣徐市率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另一个方士卢生对秦始皇说：仙人（真人）因为始皇杂务太多，不能清心寡欲，所以不能前来相见。要想仙人降临并求得仙药，必须远离臣民，行动隐秘，然后仙药可得。秦始皇听了他的话，“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始皇诚心诚意，恭谨至极。可是这世界上哪里有令人长生不老的仙药呢，那些方士不过是骗子罢了。凡骗子行骗，必先挑动受骗者的贪念，利令智昏，而后得手。骗子固然可恶，终归是始皇心生妄念在先，然后方士才能趁虚而入。
骗子行骗，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尤其行骗的对象是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更是凶险万分，弄不好就会性命不保，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这些骗子们得了钱财之后，见好就收，躲得远远的再不露面。他们跑了也就罢了，偏偏还要损始皇两句，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骄傲自大，残忍好杀——最后归成一句话，“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意思很明显，始皇这样的人不配得到仙药。始皇闻之大怒，迁怒于在咸阳的诸生，总计坑杀四百六十余人，并传告天下以示儆戒。
令始皇动怒的当然不是徐市、卢生等人耗费的资财，而是徐市、卢生等人欺骗了他，更说他不配得到仙药，使他的成仙美梦破灭，这才是他暴怒的真正原因。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始皇热切盼望得到仙药，也许是为了像传说的仙人一样，能够“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去过一种潇洒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始皇的身份：他是政治人物，是大秦帝国的皇帝，是统领天下万民的最高统治者。能够打动这些政治人物的，不是潇洒自在、无忧无虑，而是权力，是统治他人、让所有人都匍匐在自己脚下、生杀予夺、任意所为的权力。权力犹如毒品，接触时间越长，“权力瘾”也就会越大，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权力就是始皇这一类人的生命，为权力而奋斗，为权力而夜不能寐，体验权力带来的快感和刺激，这就是政治人物的生活。
皇帝是个相当辛苦的职业，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相当于现在30千克）的竹简文书，处理不完便不休息。朱元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的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1160件，里面讲述的事情总计3291件。这样算起来，朱元璋每天需要处理411件事情。我们假设朱元璋的办公效率是每两分钟处理一件（这种效率已经相当惊人），那么他每天要花十四个小时才能处理完。不要忘了，当时内阁还没有设立，没有人帮朱元璋分担重任。除了处理奏章，朱元璋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处理，光是每天上朝就有三次。这样粗略统计一下，我们就不能不佩服朱元璋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耐力，能够三十年如一日，一直这么兢兢业业，除了佩服，简直令人望而生畏。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政务辛劳而为皇帝抱不平或者觉得皇帝可怜，就此断定他们肯定不堪重负，内心苦不堪言，急欲摆脱这份“苦役”。如果有人出于好心去跟秦始皇或者朱元璋讲：“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估计这个人立马被推出去砍头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假如可以成仙，可以长生不老，确定继承人也就多此一举了。始皇到死也没有明确指定太子，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
虽然那些方士们言之凿凿，说得煞有介事，始皇也是满怀渴望，但是成仙之事到底能不能成为现实，谁心里也没有底。始皇在成仙的阳光和失败的阴影间来回穿梭，忽而欣喜欲狂，忽而如坠冰窖，在这种煎熬中，他变得越来越凶残暴戾。为人臣者自然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久而久之，再没有人敢冒身家性命危险提议立太子，去触他的霉头。
当大臣面对手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而又无制度保障时，能保护自己、能为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便是顺从这位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意志，在顺从中获取利益。对此我们应该表示一定的理解。单个人的力量终究无法对抗整个社会，制度上的缺陷也不能依靠官员的个人道德来加以弥补，更不应指望所有官员抛家舍命去坚持什么原则。
秦王赵政九年（公元前238年），这时赵政还没有统一六国，历史上有名的嫪毐谋反案发生了。嫪毐原是吕不韦送入后宫“伺候”太后的替身（阉人身份自然是掩人耳目），入宫后深得太后欢心，还和太后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又被封为长信侯。都到了这份上了，嫪毐还不满足，梦想能过把皇帝瘾，于是开始了蛇吞象的谋划。赵政很快平息了嫪毐的叛乱，将嫪毐车裂处死，夷灭三族，然后将太后迁往萯阳宫软禁起来。平心而论，赵政在处置太后这件事上做得并不过分，但这种处置还是遭到了大臣们的非议。这种非议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定赵政的做法属于不孝之举，要求赵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维护他们心目中的伦理道德。赵政早就料到自己的做法会遭到反对，定会有大臣前来劝谏，于是提前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支，积之阙下！”但是这么严厉的命令依然没有吓住那些劝谏者，先后有二十七个人前来劝谏，结果都被杀了，尸体就摆放在庭院中给后面劝谏的人看。直到第二十八个人茅焦出现，这件事情才得以圆满解决。茅焦使出连哄带骗的把戏，高帽子一顶接着一顶，这才打动赵政，将太后接回了咸阳，复好如初。因为这一件事，二十七位有勇气的大臣死掉了，赵政丝毫不觉得可惜、心疼或者愧疚。茅焦见赵政时，赵政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若不见夫积阙下者邪？”如果不是茅焦说得天花乱坠，他就会成为第二十八位，尔后赵政还会接着杀多少还难说得很。对赵政来讲，人命根本不值钱，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在这种情况下，最适合生存的无疑是那些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那些圆滑的、无原则的人，那些抛开道德观念、一切以主上意见为最高标准的人。对此我们不应过度指责。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就会有与这种制度环境相适应的事物。不改变制度环境，寄希望于道德和个人自律，只能是舍本求末，最后必然劳而无功。
翻开中国史书，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对象值得我们去研究，那就是太子。太子是皇帝的接班人，很多时候太子都是很风光的。这点固然不假，例如皇帝出征的时候，太子可以代替皇帝处理政务，过过皇帝瘾。不过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太子可以为所欲为，皇帝老大他老二，那便错了。皇帝辛苦，很多时候太子比皇帝还要辛苦。这一点，想必那些有过做二把手经验的读者马上就能心领神会。做得不好固然不对，做得好却也不对。做得不好，皇帝会觉得这个接班人没有能力，不配做接班人。做得好，皇帝又会担心大权旁落，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担心太子会提前主动接班。要让皇帝觉得太子既有能力，又不会构成威胁，做得恰到好处，这个“度”的把握真是能愁死人。
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太宗赵光义立襄王元侃为太子，改名赵恒。消息传出，京城百姓十分满意，凡是见过赵恒的人都忍不住发出赞叹：“真社稷之主也！”太宗闻知，心里不快，曰：“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寇准明白宋太宗的心理，同样用连哄带骗这一套跟他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宋太宗听得受用，转怒为喜，这件事才就此揭过。
另有一个朱棣的例子。朱棣的皇位经九死一生以武力夺来，来路不正，所以他对皇权十分敏感，时刻担心会有人借鉴自己的成功经验。加上太子朱高炽的“好兄弟”朱高燧、朱高煦在旁挑拨离间，朱棣瞅着朱高炽越来越不顺眼。当时蒙古骑兵还很活跃，在朱棣外出“教训”蒙古骑兵的时候，便由朱高炽留守北京处理政务。这份实习工作凶险万分，弄不好就会满盘皆输，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朱高炽处处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太子，朱棣还是挑到了朱高炽迎驾误时的小错处，将太子东宫的侍从官员统统下狱，以示惩戒。正当朱高炽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明史上有名的“三杨”中的杨士奇（另两位是杨荣和杨溥）说了一句“太子孝敬如初。凡有稽迟，皆臣等罪”，将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朱棣这才回心转意，不再继续追究。
让我们再回到公子扶苏这里。从平时的迹象以及始皇帝的遗诏来看，扶苏是秦始皇心目中的太子确定无疑。按照宗法制，始皇的十五个儿子中，扶苏身为嫡长子，乃是继承皇位的首选，而且扶苏为人仁孝，口碑也很好。但是扶苏所处的尴尬地位决定了他在继承人问题上也做不了什么，不仅不能催促始皇早日将自己立为太子，相反他得想方设法低调低调再低调。归根到底，皇位是皇帝的私有之物，皇帝可以将它传与任何一个儿子。宗法制是惯例，而不是法律，如果秦始皇硬要这样做，没有人能制止他。扶苏的优点和优势再多，也不具备决定性。
真正的决定权在皇帝手里，皇帝不传位于他，他的这些优势、优点就等于零，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始皇帝的“恩赐”。这让人想起了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一句台词：“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这句话虽然是电影虚构，却是始皇心态最好的注脚。
继承人问题关系帝国安危，牵扯到百姓、皇帝、百官和太子四方。百姓一方身份卑微，没有发言权；始皇另有打算，不肯立太子；百官投其所好，趋吉避凶，不敢建议立太子；有资格做太子的扶苏身份尴尬，只能无奈地等待天上掉馅饼。继承人问题就此搁浅。继承人不明而产生的祸患也一直伴随着大秦帝国，直到沙丘之变发生。
选择继承人的关键主要在于始皇。如果他早日确定继承人，就不会有日后沙丘之变的发生。
扶苏虽然性格懦弱，总比胡亥要强，对待百姓也会宽厚很多，赵高也会收起他的觊觎之心，李斯也会全心全意配合扶苏治理国家，整个大秦帝国传承下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秦亡的根源不仅在于始皇帝的重徭苛法，也在于他没有早日确定继承人。大秦帝国成于始皇，败于始皇，这样的指责并没有冤枉他。
历史总是朝着混乱的方向走去，似乎害怕宇宙内的熵值不够大……
2.见利起异
很快，继承人空缺问题所隐藏的祸患就成为现实。秦王政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始皇第五次外出巡游，不料中途死在沙丘，临终留下遗诏，传位于公子扶苏。本来严密的政治制度因为始皇的猝死产生了巨大的漏洞，巨利现而异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