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的死亡巡游乃是因为一件看起来颇为玄奥，又有点莫名其妙的事情。
秦王政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大秦帝国的一个使者在回咸阳的路上被人拦住，拦路者献上一块玉璧，附赠预言一句：“今年祖龙死。”使者赶回咸阳，献上玉璧，并将拦路者的预言告知始皇。始皇派人查验这块玉璧，发现竟然是八年前过长江遇风浪所沉之玉玺。那个拦路者出现得神神秘秘，这块玉璧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拦路者说的神秘预言。究竟如何趋吉避凶、化凶为吉？始皇找来卜筮令，占卜的结果是外出巡游大吉。
于是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始皇离开咸阳外出巡游，左丞相李斯跟随，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始皇的小儿子胡亥想外出游玩，请求随行，得到始皇的允许。始皇当然想不到，正是他一句毫不在意的允许改变了帝国的整个进程。十一月，始皇巡游到云梦，朝九嶷山遥望拜祭了舜帝，尔后登会稽山，祭祀大禹。又朝南海立碑刻石，歌颂秦国功业，又渡过长江，北上琅邪（今山东胶县南琅邪台西北）。第二年七月，始皇帝一行到达平原津(在今山东省平原县)。在此之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在平原津，始皇病倒了，至于始皇得的是什么病，是自然生病还是被人下毒，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有人认为始皇死于心脏病或者脑溢血，另有一种可能就是始皇死于方士所炼制的丹药。
方士炼制的金丹，其成分一般都是丹砂（炼制后可得到水银）、云母、玉、锡、铅等类的东西，使得丹药含有毒素，很多人因为服食丹药而丧命，其中包括一些皇帝，如后来的晋哀帝、唐宪宗、唐穆宗，可能还包括后来的雍正帝。秦始皇如此宠信方士，一心想要成仙得道，所以很有可能是服食丹药中毒。那些丹药的毒素积少成多，积弱成强，加上在外奔波劳碌，最终让秦始皇死在沙丘宫平台（现河北省广宗县西北）。
始皇之死，有人怀疑是赵高暗中下的毒手，可是这种推测没有依据。怀疑者只是依据赵高原来是赵国人这一点，严格来讲，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依据。要知道，当时七国争雄，人们的国家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国家破灭并不一定就会在赵高心里激发出爱国之情和灭国之恨。后世有人将赵高的所作所为演绎为赵高忍辱负重，处心积虑要灭亡秦国为赵国报仇，更是天马行空的臆想，这种假设用来写小说会是很好的题材，要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就未免太不严肃了。
虽然历史是个小姑娘，凭个人的爱好可以任意打扮，但是真正想要读历史的人还是不要随便瞎涂乱画，就让历史保留它的真实面目好了。
如果抛除他是赵国人这一点，赵高作为一个宦官所做的事情与后世的祸国奸臣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贪恋权位，专权跋扈，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赵高眼中所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地位和富贵，他是个为一己之私不惜毁灭千人、万人的道德败坏之徒，他是狗苟蝇营的社会蛀虫，却不是“胸怀大志”的“颠覆者”。
对于赵高这种祸国殃民的奸臣，没有几个人对他有好感。与这种印象有关的是一种普遍说法：赵高是个阉人。这种说法因为契合了人们对赵高的痛恨以及对阉人的蔑视、幸灾乐祸而广为流传，大多数人都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所谓三人成虎，也就把它当成史实欣然接受了。这就是大多数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
广为流传的，未必就是对的。赵高是宦官，却不是阉人。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宦官并不就是阉人。宦人是仕于宫中之人，泛指在宫中侍从于王或皇帝的近臣。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说赵高是个“宦人”，从来就没有说赵高是个阉人。认定赵高为阉人，只不过是后世的主观臆断而已。认定的依据“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也早就被专家学者驳倒。《史记》记载赵高出于隐宫，对于这个记载，已故著名史学家马非百先生认为，“隐宫”乃是“隐官”的误笔，指收容刑余者的官府手工作坊，也指收于隐官的刑余之人，与阉人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
无论如何讨厌赵高，赵高的许多优点我们还是应该正视的，如果我们只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事情，对事实视而不见或者刻意加以回避，干脆去读小说好了，原本不必来读历史。
从赵高生于隐官这种情况来看，赵高的出身不富且又不贵，连普通人家都不如。秦国尚武崇法，从军和做官是出人头地的两条最好途径，赵高走的是从政之路。经过刻苦学习，赵高长大后精通法律和书法，身体强健，孔武有力。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秦王听说赵高“彊力，通於狱法”（“■力”即“强力”），于是任命赵高为中车府令。
能做皇帝的中车府令，驾车技术和武功自然了得。中车府令隶属三公九卿中的太仆，太仆“掌舆马”，负责帝国的车马交通事宜。中车府令虽然官秩不算高，但是因为牵涉到皇帝的出行安全，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赵高的地位已然非同小可。
除此之外，根据始皇的命令，赵高还作了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的老师，教授胡亥律法。做父亲的通常都会对自己的小儿子特别宠溺，始皇也是如此。这样说是有证据的，从后来胡亥屠戮手足的情形来看，始皇的其他儿子中不乏聪慧且有孝心者，而胡亥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智力水平远远不如他的兄长们。始皇的丧命之旅中，这么多优秀的儿子都不带，偏偏带了胡亥一人就是证明。爱屋及乌，始皇自然也会对赵高另眼相看。
我们印象中的赵高是一个心狠手辣、祸国殃民的奸臣形象，这当然没有冤枉他，他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很值得人们关注，赵高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他从小或者说从踏入官场那天起就是这样的品质吗？关于赵高的史料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明确的答案，从仅有的资料来看，很有可能是赵高犯法这件事改变了赵高的政治观念和人生观念。就在赵高担任中车府令的时候，他有一次犯了重罪，始皇命蒙毅审理。蒙毅不敢徇私枉法，依律判决赵高死罪，革除宦籍（也就是入宫的资格）。到底赵高犯了什么罪，他是蓄意违法还是无意触犯，《史记》里没有记载。
大秦帝国推崇“轻罪重罚”，我们也无法从蒙毅依法判决赵高死罪这一点来推断赵高的罪行十分严重。不管怎样，依照秦律，赵高犯的是死罪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连律法都判赵高死罪了，谁还能救他呢？没错，就是秦始皇。始皇念及赵高做事勤勉，赦免了赵高，并恢复了赵高的官爵。在大秦帝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没有谁能超越法律，除了皇帝之外。这是法家的政治主张之一。法家追求“以法治国”，同时主张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原因很简单，法家的“法”同儒家的“德”强调的都是尊君和强国，“法”与“德”仅仅是治国手段方式的差异，在遵君方面并没有多大分歧。君权至上的观念以后一直传承下来，并不断得到强化。君主成为掌控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名实相符，无人能够撼动，君主的意志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皇帝即是地上的神。
因为皇帝的金口玉言，赵高不仅逃脱了死罪，而且官复原职，虚惊一场。这种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生死悬于一线的深刻体验不可能不给赵高留下深刻体验。法律重要吗？当然重要。
法律是最重要的吗？当然不是，皇帝的意志明显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论多么严重的事情，即使这件事情触犯了法律，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要符合皇帝的意志或者得到皇帝的庇护，法律就无足轻重，根本不值一提。这应该是赵高从这件事情中获得的最深刻的体验。
始皇一代枭雄，想来不屑对赵高玩弄那种“欲纵故擒”、恩威并施的手段。放过赵高，极有可能是始皇一时心动，偶尔为之，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对赵高就不同了，赵高从此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彻底沦为才干卓越而品德低劣的人。以他的才能，一旦生出别样心思，为害之烈，可想而知。
犯罪事件平息后，赵高沦为见风使舵、毫无政治原则的小人。凭他的才干，赵高会在明君英主的监督下，做出一番大事业，说不定还会成为一代名臣。若在昏君手下，他会与昏君同流合污，会把平庸君主改造、诱惑为昏君，还会把昏君改造、诱惑为暴君。如鱼得水之间，他会绞尽脑汁并奋不顾身地追逐利益，哪怕天怒人怨也在所不惜。赵高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胡亥要求跟随始皇外出巡游是否出于赵高的撺掇，这是否是赵高最早的一步棋，我们同样无法断定。按照我们的分析，如果没有胡亥的伴随，沙丘之变就永远只是个构想。如果胡亥当初的请求是出于赵高的授意，那么赵高的心计就很可怕了，堪称搞阴谋诡计的大师。
始皇生病是在平原津，后来病情日益严重。始皇自知可能不起，便写下了遗诏，命扶苏在自己死后赶赴咸阳，处理自己的丧事。这是一件已经盖过玉玺、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书，所差者就是还没有发出去。之所以没有发出去，肯定不是赵高而是始皇自己的意思。这份遗诏的内容是命公子扶苏回咸阳处理始皇的丧事，自然不能在始皇没死之前就发了出去，如果诏书发出去而始皇最后未死，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秦始皇自然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说到底，这还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
秦始皇终于还是没能长生不老，死在了沙丘。按照始皇的意思，此时赵高应该命人迅速将诏书送给远在北方的扶苏，自己一行人则护送始皇的尸体同时赶回咸阳会合扶苏，而后扶苏登基。虽然遗诏中始皇并没有直接宣布立扶苏为继承人，但是始皇将处理自己身后事的重任交给扶苏操办，实际是变相宣布了扶苏的继承人身份，有李斯和赵高压阵，加上蒙氏家族的支持，扶苏继位毫无悬念。不过，前提条件是李斯和赵高支持扶苏继位，扶苏能够收到那份至关重要的遗诏，否则继位便无从谈起。
每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都有可能改变事物的整个发展进程。始皇的失误便在于将传位遗诏交付给他自认为最忠诚可靠的两个人——赵高和李斯，他实在高估了赵高和李斯对他的忠诚度，低估了权力的诱惑力。
人的所作所为，取决于所处的环境，取决于受到的诱惑大小，取决于从选择中收获的收益多少。利益面前，人的道德和自制往往不堪一击。始皇去世后，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巨大的舞弊空间，潜在的利益诱惑使得赵高、胡亥和李斯做出了始皇梦想不到的选择。
如果能够截留诏书，如果能够操纵帝国继承人的产生，如果能够将留给扶苏的皇帝宝座抢过来，那该是多么大的利益啊。面对如此诱惑，不动心是很困难的。所以不要将沙丘之变的责任全部推到赵高、胡亥和李斯头上，始皇同样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赵高、胡亥和李斯是沙丘之变的策划者和实行者，但政变能够顺利地完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始皇留下了巨大的舞弊空间。赵高是沙丘之变的始作俑者，进行这样一场政变当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赵高并非亡命之徒，如果没有一定把握，赵高不会铤而走险。他的资本除了他是始皇的亲信，曾是胡亥的老师，以及他二十多年的资历和人脉关系外，还有两样十分重要的资本，那就是玉玺和虎符。
在外巡游，安全问题和局势控制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八年前，同样是在巡游的路上，始皇遭遇过一次暗杀，暗杀的幕后策划者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良，使用的暗杀工具是一把重达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可以想像这把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会有怎样的威力。可能是因为铁锤实在太重，又不能过分靠近目标以免暴露，还因为目标是个移动靶，所以这次行动失手了，大铁锤击中的是始皇的副车，始皇幸免于难。
局势的控制问题也可以归入到安全问题中，外出巡游而首都生变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不仅要保证对中央政府的控制，还要通过中央政府进而保证对全国的控制。控制手段中最重要的就是上面说的玉玺和虎符。
玉玺的作用就不用说了。这个很容易理解，试想一下，如果政府的公告上没有政府的印章，你会相信它是真的吗？如果你的学位证上没有钢印，别人会相信你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吗？不经玉玺，诏书就形同废纸。
虎符同样是个厉害事物。虎符是君主授予臣属兵权、调动军队的凭证，也称“兵符”。虎符被分成两半，左边一半归统兵之将，右边一半由国君掌管，两半合拢才能征调一支军队。公元前258年，秦军挟长平之战余威，进围赵国邯郸，而后就发生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精彩故事，这件事在战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广为流传。当初信陵君意欲救赵，苦无良策，幸得侯生献计窃取魏王虎符，这才得以指挥八万魏军往救赵国。当然其中多亏了屠夫朱亥以铁锤锤杀魏军大将晋鄙，但这并不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信陵君取得了兵符。如果没有兵符，不要说锤杀一个晋鄙，就是锤杀十个晋鄙，信陵君也指挥不动那八万大军。
始皇将玉玺和兵符都交与赵高保管，可见始皇对赵高的信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赵高就可以随便使用玉玺和虎符。说到底，玉玺和虎符都是死物，君主将权力灌输在里面后，它们才显得重要，自始至终，它们都处在君主的控制之下，体现的是君主的意志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意志。除一种情况外，玉玺和虎符掌管者敢利用玉玺和兵符谋取个人私利，那他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种情况就是沙丘之变时的情况。始皇生前对玉玺和兵符的监控已经不复存在，在外界不知始皇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赵高、胡亥和李斯三人借始皇的名义发布的伪诏便具有了真实诏书的效力，重逾泰山。能够制约赵高的只有赵高的内心道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始皇这次就看走了眼，他想不到赵高会辜负自己多年来的栽培，会和自己的小儿子狼狈为奸，也没有想到丞相李斯会经受不住诱惑参与其中。
这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始皇健在的时候，他可以实现对玉玺和虎符的完全控制，当他撒手西去时，对玉玺和虎符的惟一监控不复存在。过分相信赵高对自己的忠诚，没有预料到赵高会在自己身后作乱，没有安排预防措施，这就是始皇的过错。说到底，这也是君主集权制的弊端，大权悉归君主，不容他人置喙，有今日之祸，亦非偶然。
所谓富贵险中求，总会有人为了富贵动脑筋的，赵高更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始皇死的时候，赵高的地位从没有如此重要过，始皇的遗诏、玉玺和兵符都保存在他的手中。为了防止出现动乱，李斯、赵高和胡亥严格封锁消息，知道始皇去世真相的人不过五六个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