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赵匡胤的“反政变”政策与大宋帝国积弱的关系了吧。有人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这套制度在赵匡胤手里运行得很好，怎么能说制度不行呢？这恰恰就是这套制度的缺陷所在，赵匡胤时期这套制度运作得很好是因为赵匡胤的超强个人能力，在他的强力控制下，这套制度才显得颇有成效。后来的皇帝们“一蟹不如一蟹”，制度的缺陷也就暴露无遗，虽然政府重金养兵，仍然是不堪一击。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就差了好多，发动了两次战争，结果全都输了，自己也是狼狈不堪，坐着驴车狂奔逃命。后来的皇帝们，更是连战争都不敢发动了，简直是连想都不敢想，窝囊至极。也就是说，这套制度能够运作良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运作制度的人。一旦这个超人不在了，这个制度也立即就面临瘫痪了。
无独有偶，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样一个绝好的例子，他设计的制度将所有的大权都握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大事小情都要由皇帝来拍板决定。那套不能将人累死也能将人累疯的制度也就朱元璋这个不怕苦不怕累的类似怪物的人才能运转正常，所以后来的明朝皇帝受不了这个苦，不得已设立了内阁，后来又设立了秉笔太监来协助自己，朱元璋的制度也就破产了。赵匡胤的做法说穿了其实一点也不稀奇。赵匡胤自己也是自士卒一步步积功升迁至殿前都点检，深明带兵诀窍，当他设置这样一套繁复无比的制度时，他何尝不知道这样会影响作战效率，当外敌入侵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队只会一败涂地，不过他还是做了取舍，强意为之，用牺牲效率来换取社会稳定，甘冒弱将羸兵、外敌入侵的危险来维持现状，这是典型的守财奴心理。作战效率并不高的军队主要用于镇压国内“暴民”而不是用于对外，至于外敌入侵，就只好在心里烧高香，祈求老天保佑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输了就求和，用金钱换取和平（北宋就是这种情况），实在不行就屈膝称臣，割地赔款，只要帝位能保住就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南宋就是这种情况）。开国皇帝赵匡胤制定的祖宗之法，一举奠定宋朝三百多年积弱的状况。虽有经济之繁荣，朝廷财政仍不堪冗兵之重负，而后靖康之变，南宋偏安一隅，种种事端，均可溯及赵匡胤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心态和矫枉过正的措施。
当然，南宋初期也不具备收复故土的条件，岳飞虽然一路北上，看似收复国土有望，实则已经孤军深入，强弩之末，若不撤退，只能是全军覆灭的结局，所以高宗召回岳飞是正确的，而后以金钱换和平也是无奈之举。关键是无奈之后应该做的是把求和看作是战略退却，而后积蓄力量，整军练武，伺机再战，而不是把求和当成借口，从此龟缩在那可怜的半壁江山，打死也不敢伸头。北宋自澶渊之盟后是再也不敢提战争和收复故土，君臣们一头扎进诗词书画，一派文化繁荣、歌舞升平景象，只是他们不知道，文化再辉煌灿烂，没有坚强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终究是脆弱不堪的瓷器，美则美矣，用它来抵挡骑兵马刀，却是一碰即碎。南宋继承了祖宗之法，所以也有了与北宋类似的结局。
后世多称赞赵匡胤雄才大略，至有论者认为赵匡胤堪比唐太宗，甚或超出，言谈间流露出来的钦佩景仰，仿佛非五体投地不能表达。余者不论，单是上述一条，不知赵匡胤哪里有雄才大略的影子，何处可以让人钦佩敬仰得五体投地？南宋初年，高宗赵构再次实行重文抑武，恢复了北宋的传统，直至南宋灭亡。所以说，宋太祖设定的重文抑武政策影响了北宋南宋三百多年，直到今天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政策的影响。
《宋史纪事本末》作者明代人陈邦瞻就曾经对此作出精彩的评价，他评价道：“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
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已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正，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以不可谓非其遗孽矣。”可谓一语中的。
“杯酒释兵权”历来为人称道，人人都夸赞赵匡胤忠厚，不仅保留了手下功臣的性命，而且在他们交出兵权后保证了他们一生的荣华富贵。这当然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不过对那些功臣武将来说，他们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中以鲜血和生命拼搏来的功名富贵就可以这样被剥夺了么？这样算是公平么？为什么他们的劳动果实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保护？当然这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在当时的君主专制制度下，从来就没有公正可言，赵匡胤做得不够公平，相比其他君主，尤其是后来的大明帝国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算是万分仁慈的了。所以，石守信等人在得到赵匡胤的保有富贵终身的保证后，全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大赞皇帝恩德，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下，有理由相信，这种感动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南宋赵构的抑武政策就不这么充满人情味了。大家都知道岳飞是因为主战并主张迎还钦宗而被杀的，但是这并不是岳飞被杀的真正深层原因，真正深层原因是岳飞作为一员武将权势过重，引起了高宗的忧虑，高宗于是以放弃收复失地为代价除掉了岳飞，以恢复重文抑武的格局。
1127年靖康之耻发生时，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不过是个小人物，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与韩世忠、张浚、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就在这一年，宋高宗有意让岳飞接管刘光世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这样一来，加上岳飞自己的行营后护军，岳飞统率的将是全国五分之三的兵力。结果，高宗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时任宰相的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便是应该提防武将势力过大，以免尾大不掉，祸生不测。高宗于是撤回了自己的决定。
高宗、张浚、秦桧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天下大乱自不必说，连大宋帝国也是由政变得来。痛定思痛，太祖制定的重文抑武的政策成为大宋的祖宗之法。1127年靖康之变中，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大臣三千余人被掳，皇室中惟有赵构狼狈不堪地逃得性命。高宗继位之初，他的治下不仅有贼匪作乱，更有此起彼伏的士卒叛乱，这些乱兵动不动就杀死上级，拥兵作乱，四处烧掠。建炎三年（1129年）初，赵构的护卫亲军统制苗傅和刘正彦等人发动兵变，逼迫刚刚坐上皇帝宝座，屁股都没有坐热的赵构退位。当年，金兵再次南侵，高宗只得望风而逃，辗转来到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时，他的侍卫亲兵再次哗变。同年，驻守建康（今南京）的江淮宣抚使杜充弃城逃跑，旋即降金。整个局面仿佛又回到了唐末五代，这对赵构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
靖康之变后，大宋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宋高宗倚之为长城的韩世忠、张浚、刘光世、岳飞、吴玠这些人的军队或多或少已经具有私人军队的性质，这些人的部队分别被称为“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岳家军”和“吴家军”，这在北宋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至1137年，岳飞和宋高宗的关系相当融洽。高宗对岳飞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十分热情。岳飞平素即有精忠报国的满腔热情，又感念高宗的赤诚相待（当然这只是岳飞的一厢情愿认为），激动之下，就向高宗提出了立太子一事，高宗立时不悦。继承人问题历来都是各朝各代的敏感话题，围绕着太子问题不知生出多少阴谋诡计，不知多少人因太子问题家破人亡。
有了前代的教训，再加上这个时期的混乱局面，不容高宗不生出武将专权，甚或拥兵废立皇帝的忧虑。有了这样的担心，高宗对岳飞的热情立马就降了下来。岳飞一介武夫，不明帝王心理，他在战场上可以威风八面，所向披靡，在政治上却十足的幼稚，他自认精忠报国，一心为主，不料正触了高宗的忌讳，出力不讨好。
岳飞死后，南宋恢复了重文抑武的格局，直到被蒙古人灭国。
7.烛影斧声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夜，赵匡胤突然驾崩，年仅50岁。二十一日，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即位，这就是宋太宗。赵匡胤之死如此突兀，不由得人们不去怀疑。世上流传最广的就是“烛影斧声”。六年后，曾经的宰相赵普突然提出了金匮之盟的说法，使赵光义的继位更是显得扑朔迷离。
赵匡胤之死甚为蹊跷，疑窦丛生。赵匡胤当时只有五十岁，一夜之间暴毙，这是其一。其二，赵匡胤没有留下遗诏，赵光义自述太祖以皇位相传，既无物证，也无人证。其三，赵光义以弟弟的身份继承皇位，这与沿用千年的嫡长子继承制也不符，不由得人们不生疑。因此，围绕着赵匡胤之死和赵光义的继位就生出了许多猜测和传说，众说纷纭，直到今天都没有确切的答案，遂成千古疑案。
赵匡胤之死，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烛影斧声”。“烛影斧声”出自一个和尚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一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当夜，阴霾四起，大雪突降，赵匡胤召来弟弟赵光义对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