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不言而喻——我为这个夜晚的冲动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那时候春天已经来临，什么芽呀，壳呀，都长出东西来，到处是一阵阵扑鼻的香气。紧接着，空中的蝴蝶和蜜蜂多起来。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的约会更加频繁了，几乎每天都要到兰妮的那幢温暖的小屋里去。我们在一起是愉快的，聊天，讲笑话，或者静静地听布谷鸟从远处的山里传来美丽的叫声。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段儿，有一天，兰妮突然提议要到河滩上看看，我犹豫着，但还是点头同意了。那时候，河滩上新植的果树也已发出了新芽，绿色的叶片在风中张开了柔嫩的翅膀。滩上的草从湿土里钻出来，探头探脑。明亮的月光照着，柔柔的风儿吹着，多美好的夜晚啊。在此后的几天里，我们俩一起度过了好几个这样的夜晚。可就在我们品尝了春天最初的新鲜，就要换另一种方式的时候，上帝却要来惩罚我们了：在一个同样美丽的夜晚我们俩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被人剥光了尊严像罪犯似地站了整整一夜。
那件事发生的极其突然，当时我们正在那儿互相爱抚，一道刺目的电光疾速地射了过来。领头的家伙是黄遵茂的内弟——我至今也搞不清他叫什么名字。我开始并没有认出是他，还以为是镇派出所的人。黄的内弟先是冷笑，用手电筒在我们身上照来照去，唰唰的光芒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的脸。他身后有四个年轻力壮的泼皮无赖，其中一个手里牵着一条呜呜叫的狼狗，正随时待命把它像箭一样地射到我们的身上。黄的内弟把脸凑过来，眼睛瞪得像拖拉机上那一对凶恶的灯泡，他恶狠狠地说：
“仔细瞧瞧，你，还认识我么？”
我看了看，认出了他，说：
“认识。”
他哈哈大笑起来，说：
“你让我们哥几个冻了好几个晚上。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
他一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说：“刚才。”
他朝地上呸了一声，然后把目标转向兰妮，凑了过去：
“好哇，大夫。”
兰妮把一口唾沫吐到了他的脸上。
他拿手挡了一下，叫道：
“快捆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被押到镇派出所，关在了一间堆放麦草的黑洞洞的房子里面。我想的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原来我的所做所为尽在黄遵茂的掌握之中，何等险恶的人心。那么第二天迎接我的将是一场批判大会无疑了，不，还可能有更大的屈辱。一想到这些我禁不住伤心地抽泣起来。我那时刚刚三十岁出头儿，还从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兰妮坐在离我五米远的地方，她只是低着头，黑发把脸遮住了，她没哭，也不说一句话，只不时地用力瞟我一眼，表现出一种出奇的平静。
第二天，黄遵茂带着一伙人到派出所来了。他摇晃着光溜溜的大脑袋，怎么也难以掩饰那一脸的幸灾乐祸。他让人为我松了绑，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的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又拍，说：
“没想到啊，李光辉。做为一名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干出这样的事来，嗯，实在是令人惋惜，令人惋惜。哎呀呀睡错了炕……你知道你的错误性质吗我说李光辉？”
我冷冷地说：“不知道。”
他又笑了起来：“那我再问你一句话李光辉，你说行不行？”
我说：“问吧。”
他用手指了指兰妮，道：“她是谁？”
我冷笑一声，不想回答他的混帐问题。
他于是又问了一句：“她到底是谁，你心里清楚不清楚，嗯？”
我说：“清楚。她是兰妮，我们俩昨晚有了作风问题。你有话快说吧。”
“好，好，是条汉子。”
黄遵茂叭叭地鼓起掌来。他旁边的人尴尬地笑了笑，没有鼓掌。
黄遵茂说：“鼓掌。”
那些人就跟着鼓起了掌，噼哩叭啦响了好一阵儿。
黄遵茂摆摆手，示意大家停下来。他把手掐在了腰上，表情严肃起来，说：
“李光辉呀，你的错误严重了。兰妮是个军人家属，你破坏了军婚，是要判刑的哟。可你到现在还死不改悔。”
一听说“破坏军婚”四个字我的心咯噔响了一下，当即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什么都别说了，一切都晚了，怎么办？哭吧，没用；求求黄遵茂？也没用。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但求求总比不求强，还是求吧。想到这儿，我就对黄说：
“我该死。”
我一边说，一边朝自己的脸上打起了耳光，那响声和刚才那一阵鼓掌差不多。兰妮也软下来，她是为了我。她哭着朝黄遵茂跪了下去：
“他不是破坏军婚，”兰妮说，“我们是在我结婚前就好上了……”
黄遵茂听了，不耐烦地摆摆手：
“别来这套，你起来。”
停顿片刻，又说：
“兰妮你听着，你结婚前和他好我不管，我只管你结婚后是不是和他好。你那时候和他好我们也很清楚，可我们为什么不管？那是因为管了也是白管，你们不听，我们拿你们也没办法。兰妮你听着，你要是不和军人结婚这件事我也不会管；你要是和军人结婚不和李光辉好我也不会管；可你偏偏和军人结了婚又偏偏和李光辉好上了，这件事我就得管一管了。”
打那天起，我和兰妮被关了禁闭，兰妮关在隔壁。她经常趁没人的时候把墙砸得咚咚作响，想和我说句话。我不理她，烦了就把耳朵用手堵住。我在心里恨死她了，当然更恨自己。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写检查，一遍又一遍，翻来覆去的就写那件事儿，写得很细，不能有一点儿遗漏，包括两人在一起时的对话。我隐约听说我们的事已经报到市里，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后来听说乔刚也从部队上回来了。事情越闹越大，我的心越来越冷。终于有一天不想活了，就模仿我爹的样子把腰带挂在了窗子上面，可不等我把头伸进去就被人发现了，于是他们就把我的腰带拿走了；第二次我准备吃下一根筷子，这一次虽然没被人发现，是我自己把筷子吐了出来。我忍受不了那个痛苦。筷子一到嗓子眼我就哇哇地吐了，吐出的全是黄水。我一连死了两次都没死成，结果还被没收了腰带，只好整天提着裤子活下去了。那两个看守还不停地和我开玩笑，说：
“老李，你提着裤子多费事儿，你干脆别提着了，你光着吧。”
我看了看他们，不解其意，还以为是为我好。
一个说：“我们想看看犯了错误的****和没犯错误的****是不是一样。”
另一个凑过来：“是不是个头大那么一点儿？”
我知道他们原来不是为我好了，就没有理睬他们。
不久，市委组织部来人了，向我宣读了《关于李光辉问题的处理决定》，在一系列“道德败坏，情节严重”的严厉措词之后，结果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即日起遣送回原籍四川B县某乡某村。
我还以为自己要被判刑呢，却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结果，我怎么有脸去见我爹和村里的人啊？当时就哭了，朝那个面孔严肃的人苦苦哀求：
“你们给我判刑吧，我愿意去坐牢。”
那人一愣，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他大概是胶东人，每句话里都带有一个“伙计”，他说：
“你就别无理取闹了伙计，人家男方没起诉你算便宜了你，你还在这儿沾光不觉呢伙计。你以为坐牢那么好受伙计？”
我眨眨眼，不吱声了。想坐牢可能真得不太好受。
那人又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如果没有他们就准备打道回府了。我想了想，提出要见见部长徐成功，这是最后一线希望了。那人思忖半天，嘴里啧啧着，最后说：
“我看免了吧，伙计，这种事天王老子也不能救你的。不瞒你说，你的处理决定是徐部长亲自签发的；昨天你们部开了个批判会，是徐部长亲自主持的，伙计呀。”他说，还使劲拍了我的肩膀。我觉得肩膀狠狠地疼了一下。
我不死心，仍坚持要见徐成功。
他就白了我一眼，无可奈何了：
“我把话都说尽了，你看着办吧伙计。咱走。”说完，扭头走了。
那一天，我独自一人收拾着行李，我知道我就要告别马坡了，一想到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地方让我落了个可耻的下场，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一个简单的行李包打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后来二蛋进来了，悄悄地往我的包里塞了一斤点心，小声说：走吧，车等着哩。我点点头，就和他一道出了门，我看到那辆旧吉普车在门卫旁边停着，拉开门就往里面钻，门锁着，怎么也拉不开，二蛋过来了，仍是小声地说：
“今天二蛋不能用那辆车送你了，今天二蛋只能用别的车送你。镇长，你就委屈一下吧。”
我说二蛋你别再叫我镇长，我已经不是镇长了。
二蛋说我知道你已经不是镇长了，可我一时改不过口来。
说着，二蛋指了指停在一边的那辆手扶拖拉机，眼泪汪汪地：
“镇长，在三天前，二蛋就又开上它了。”
我又说二蛋千万别再叫我镇长，你一叫我镇长我就难受。
二蛋点点头，说吉普车已经让给黄遵茂的内弟开了，他这次“捉奸”有功，吉普车理应让他来开，我也说不出别的来。二蛋说：
“可他连个驾驶执照都没有。”
上了拖拉机，二蛋又说：
“把你送到市里我还得赶回来，回来参加黄镇长的宴会，不去不行哩。”
二蛋说黄遵茂要调走了，调淄水区当区委副书记去了。
我一听，就什么都明白了。
就这样，我去马坡时坐的那辆手扶拖拉机，离开马坡还是坐那辆手扶拖拉机。
到了市里，天已经黑了。我赶快让二蛋回去，二蛋哭了，说镇长，这一别可能咱这辈子就再也见不了面了。我说你怎么还叫我镇长？我比你还小一岁，叫我兄弟吧。他就哭着叫了我一声兄弟，我也流泪了，叫了他一声大哥，我说大哥，无论今后是死是活，我李光辉会记着你这个患难之交，你、你回吧。然后转过身，径直朝徐成功家方向走。来到徐成功的家门口，敲了半天门才有人出来。我一看，是保姆小娜，她把门拉开了一道缝，认出了我。我叫了声：
“小娜。”
她愣了愣，表情尴尬，显然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哐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又敲门，小娜又把门拉开一道缝，说：
“你走，部长不在家。”
我说：“部长在家，我听到他咳嗽了。你行行好，开开门吧。我和部长说几句告别的话。”
小娜关上门，回屋禀报去了。过了一会儿，小娜回来了，仍是把门拉开一道缝：
“部长不舒服，睡下了，你有话明天到办公室去说。”
我说：“小娜，我明天一早就回四川了，你行行好……”
——突然，我觉得脑袋紧张地嗡了一下，意识开始混乱起来，它不听使唤了，就说开了胡话：
“小娜，你给部长说说，让我见见他……你们俩的事我永远也不会乱讲。”
“你说什么？”小娜吃惊地问。
“你们俩的事儿我知道……上次我来，我全听到了，小娜……”
我说：“你忘了那还是个大白天，你们在屋里当然不会想到我和二蛋就在屋外头，我们是在偷听。我们不对，我现在向你作个检讨。可我听见部长咳嗽还听见你哼哼，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你年纪不大记性却怪差。”
“那一天我还带了些鲤鱼来……”
小娜呆愣片刻，突然喊了声“娘呀！”，捂着脸回屋去了。
我听到徐成功在里面嗷地尖叫了一声，好像是破口大骂。
我一下子清醒了，心想这下更糟糕了，我是不该说这些。我也不明白当时怎会一时糊涂说出了这些。我这张臭嘴啊。
果然，过了一会儿，小娜又折回身来，一开门就骂上了：
“李光辉，你自己干了不要脸的事还来陷害好人？你滚。”她问：“你滚不滚？”
我说：“不。”
她说：“那好，你真不滚，就等着公安的人来抓你滚。”
小娜朝地上吐了一口，紧接着用力关上了门。
“臭流氓。”她骂着。
后来我就跪在了地上，嘴里不停地念叨：
“部长开门吧，我是李光辉。”
“开门吧部长，我是李光辉。”
院子里却再也没动静了，他们熄了灯。四周顿时一片黑暗，一股春天的冷风吹了过来。我知道没什么结果了，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膝盖生疼。就这样，最后的梦破灭了，我明天就要回四川了，就要回去当农民了，这是我的命。
后来，我回四川不久就听说徐成功被定为****中的“三种人”而撤消了一切职务，他从此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死时刚刚五十岁多一点儿。那个黄遵茂越活越滋润，听说他已经弃政从商，办起了十好几家公司，成了腰缠几亿的大老板。
兰妮的事儿，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一般来讲，人们对女人还是很同情的，出了那档子事儿以后，组织上找她谈话，意思是让她今后和乔刚好好过日子，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已得到应有的惩罚，事情就算过去了，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要因此背思想包袱。乔刚也不怪她，并向她做了保证。兰妮真倔啊，口头上喏喏地应着，心里却另有打算。就这样，时隔不久，她就与乔刚办理了离婚手续，医院迫于上边的压力，只好将她除名了。医院里人对她算是不错，同情她的出身和遭遇，就还让她在那儿干些扫地和倒垃圾一类的杂活儿，工资也由原来的四十五元变为二十二元；说是待风声平息一些后再恢复她原来的工作。怎么说呢，她的技术和服务态度是出了名的好，医院不想让她就此毁掉了自己。可偏偏在这时候她却有了身孕了，她开始瞒着大家，反应厉害时就到厕所里偷偷吐一吐，居然瞒过了众人的耳目。可这事瞒过一月瞒不过二月，瞒过二月瞒不过三月四月，瞒过三月四月还能瞒过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她的身子越来越笨重，手持条帚沙啦沙啦地扫着地上肮脏的弃物。她怀孕的秘密终于被人发现了，一天，药房里一个嘴角上长着个大痦子的快嘴婆从厕所里出来，奇怪地打量了她半天，说：
“兰妮，让我瞧瞧，你怎么……穿这么多？”
当时是夏末，天还很热，她却穿着两件肥大的衣服，腰带死死勒着腹部。兰妮一下子脸红了，支吾着说不出话。那快嘴婆顿时明白了，小声地啊呀了一声就回屋去了。不一会儿，医院里几乎所有的窗子里都探出了人头，人们小声议论着，把钢针一样的目光投射到她的身上。兰妮感到了自己像当众扒光了衣服一样的难受，扔掉手中的条帚，含着眼泪跑回了家中。当天晚上，院领导派了两名女人来到兰妮的房间证实了这件事情——这下好了，先是又一次轰动整个马坡镇，接着是领导谈话，动员她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兰妮是经过事的人了，态度坚决地拒绝了院里的决定。在那几天，她住的那个一向冷清的小屋子各种人物络绎不绝，名义上是来劝她或安慰她，实际上却是想来看个究竟，以满足心里的好奇。兰妮出于无奈，最后向医院提出了辞职。
哎呀，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兰妮为什么非要生下小亮不可呢？她当时的处境那么不好，生下这个孩子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可她就是这么个人，认准了的事情谁也休想改变。她后来跟镇上的那个独身裁缝王衣婆在一起搭伙过起了日子，她人聪明，很快就学会了裁衣服了。王衣婆年纪六十多了，据说是个死去的土匪头子的小老婆，我在马坡时对她有些印象：人极木纳，矮小，不爱说话；白白的脸上有几块明显的老人斑，那双总是操着剪刀的手却格外灵活；看起来人还慈善。据说兰妮跟这位饱经风霜的不幸老人处的不错。人啊，说不定谁和谁就会有了缘分，兰妮做梦也不会想到，她这辈子会和王衣婆生活在一起，并且认她做了干娘。
王衣婆打一开始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看了，她自己也没想到老了还会突然冒出个闺女来，这真是前世修来的造化。再说兰妮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避难之所，没了工作，镇上的人再也不像过去似的高看她一眼，再也没有人一口一个“大夫大夫”的叫她了，有啥法子呀？人就是这么势利。如今，兰妮成了裁缝，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了，她头上的神秘的光环没有了，镇上的一些流氓无赖就敢来纠缠她了，他们不是煞有介事地到裁缝铺赖着不走就是在半夜里来敲她们的窗户，用变了腔调的嗓子说一些下流的话。这些都多亏了王衣婆，她先软后硬，用了各种方法才把让那些人断了念头。有一次那些流氓又来了，王衣婆在照例破口大骂了一阵子后，把心一横，忽地就拉开了门，对兰妮说：
“快点儿，枪，把那杆枪给我。”
“崩了****的我去偿命。”她说。
这一大胆的举动让那些家伙们吓了一跳，在片刻功夫竟麻雀般逃之夭夭了。
他们都知道王衣婆当年的身份，心想说不定这老太婆真有杆枪藏着用来防身。他们不懂历史，不知道从土改一直到****，这些年来王衣婆究竟遭遇了什么。别说枪，就是连个子弹壳都没有啊。
她们胜利了，王衣婆说：
“哪里有枪哩！哈，只一把条帚疙瘩。”
生孩子时，兰妮没有去医院，她想医院都是熟人，知道她要生这个私孩子了，还不把产房围个水泄不通？其实这担心有些多余。因为她的事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人们的思维很快被镇上另外的新鲜事儿占据了。马坡虽小，却时常爆出新闻的，不是东家的羊生了怪胎，就是西家的妹子跟人跑了。但兰妮似乎已受不起更多的惊吓，她现在连门也不出了，整天价挺着个大肚子在屋里晃来晃去。心里打定主意，她就与王衣婆透露了这个意思。她问王衣婆：
“干娘，您会不会接生啊？”
王衣婆眨眨昏花的老眼，有些为难，说不会。做为女人，她自己都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儿，哪还敢给人接生。
兰妮咬咬牙：
“这样吧干娘，我给您说着，您就给我接吧。”
王婆仍是面露难色，她是怕出了事担当不起哩。兰妮就说：
“干娘，生男生女都是您老的外孙，我都不怕您怕什么？”
其实她哪里会不怕，她见过女人生孩子时呲牙咧嘴的痛苦样儿。她之所以这样说，一是为王衣婆壮胆，二是为自己壮胆。好说歹说，总算做通了王衣婆的工作。
随着产期的临近，天越来越冷。这娘儿俩也在悄悄地做着各种准备：把窗户上的纸换了新的，糊严，不让呜呜叫的北风吹进屋来；到河滩拾了大堆干柴，把炕烧得热热的；把一些碎布料拼凑起来，缝制成各种尿布。
在那一个时期，她们俩的日子极其难熬，整日里提心吊胆，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会争吵起来，吵完了闹完了就又言归于好。王衣婆每日里都烧香磕头祈求菩萨保佑。两人心里都明白，她们是怕过不了即将面临的这个关口，心里焦急。
生小亮时是在一个雪天，出人意料的是过程极其顺利，用王衣婆的话说就是：这孩子，坐着滑梯来的呀。
望着小亮那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王衣婆高兴了：
“嗨，早知这样，咋不多怀上一个？”
“多懂事的孩子，我喀嚓一剪子就把他剪下来了。”
又好奇地摸了一下兰妮的腹部：
“嗯，平了。这下该舒坦了。”
兰妮笑一笑，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早已在心底洋溢。
她喃喃地自语着：“李，李子树的李；小，大小的小，亮，明亮的亮……”
她说：“李小亮，我的儿子呀。”
日子一年年过去，小亮一晃就长到八岁了。在那一年，他上了镇上的小学。小亮打小聪明又乖巧，他有一双像女孩子一样漂亮的大眼睛，头发黑黑的，小脸白里透红，人人见了都喜欢他。他学习格外的好，几乎门门功课都是百分。这样，到了第二学年，老师把一个名叫大头的孩子的班长职务撤下来，让他当了班长。据说大头太调皮了，还爱摸女生的小辫儿。
小亮可是个听话的孩子呵，老师让他怎样他就怎样。刚当上班长那天，老师还给他做了示范，教他怎样当好一个班长。
老师说：“李小亮，去擦黑板。”
他就马上去擦黑板，他个子矮啊，擦着擦着就够不着了，就踩着凳子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老师说：“李小亮，去给老师打壶开水。”
他立即放下黑板擦，提起水壶就到锅炉房去。
老师又叫住了他：
“李小亮，等一等，再到我屋里拿一盒粉笔来，在右边抽屉里。”
打来了开水，拿来了粉笔，老师说：
“李小亮，点一点人数。”
清点完了人数，老师才满意了，说：
“李小亮，到你的座位上去吧。”
小亮坐到自己座位上以后，老师就出门去了。老师出门整了整衣领后又折回来，表情严肃多了，站在讲台上拿眼盯着小亮看，说：
“李小亮，下面你该干什么了？”
小亮呼地一下站起身：“老师好！”
老师说：“坐下。”
老师说：“你忘了喊‘起立’了李小亮，你再喊一声‘起立’我听听，声音要宏亮。”
小亮就又喊了一声“起立”，喊得太高了些，惹得同学忍不住笑起来。老师吼道：
“笑什么笑？李小亮，谁敢在课堂上笑你就记下来。听见没有？”
小亮说：“听见了。”
老师说：“嗯，这就是班长，班长就是以身作则，当好一个领头雁和排头兵。李小亮，听见了没有？”
小亮又急忙站起身：
“听见了，老师。”
老师这才满意地露出了笑容：
“好，坐下。上课。”
那天，小亮放了学，一进家门就鸟儿样喳喳地叫起来：
“妈妈，我当班长啦。”
“姥姥，我当班长啦。”
最先听到小亮叫的是王衣婆，她挪动着衰老的步子迎了出来，在院子里就把小亮抱住了：
“亮亮，你说什么？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让姥姥听。”
小亮是跑着回家的，累得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姥姥，我、我当班长啦。”
接着就不无炫耀地：
“姥姥，我们班总共四十二人，比二班还多出二人，可一个班就只有一个班长。姥姥，那一个班长不是别人他就是我啊。”
王衣婆的耳朵已越来越不好使了，听了好几遍才听清楚。知道小亮当了班长，激动得眼睛放出了光芒，朝屋内大声地叫起来：
“兰妮啊，咱亮亮当班长啦，咱亮亮当班长啦。”
“兰妮，你快出来，咱亮亮当班长啦，他说班长一个班就只有一个，他不是别人是咱亮亮啊。”
小亮在一旁补充：
“还有一个副班长，还有一个学习委员，还有一个劳动委员，还有一个宣传委员和卫生委员，可他们都是给我打下手。”
王衣婆听清了，哭起来：
“兰妮你听听，他们班还有一个副班长，还有一个学习委员，还有一个劳动委员还有一个宣传委员和卫生委员，可都是给咱亮亮打下手。”
王衣婆强调指出：
“兰妮，打下手你懂不懂，就是先前你给我打下手，现在我给你打下手一样啊。”
“兰妮，你说咱小亮这么小就当上了班长——长大了还不很快就能当上镇长、区长、省长？到那时候……”
王衣婆愈发伤心起来了：
“到那时候你们可要想着到坟上给我烧纸。”
兰妮放下手中的活计出来了，道：
“嚷什么嚷什么，这是哪到哪啊。干娘，你这么宠着亮亮，还不把他宠坏了呀？嗯，快让他去做作业。”
又转过脸对小亮吼：
“当了个班长你就烧包了，你以为班长那么好当？我告诉你说亮亮，班长比省长还难当。”
事实证明兰妮说的话有一定道理，班长果然不那么好当。由于小亮听了老师的话，便很认真地负起责来，以大头为首的一帮调皮生就专门与小亮作对。当然，老师在的时候他们个个表现的像猫一样老实，老师一走就嘻嘻哈哈地又打又闹，根本无视小亮这个班长的存在。小亮气不过，先是警告，见没什么效果，就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交给了老师。老师一看气坏了，立马就让那一帮捣蛋鬼在课堂上站着，站一堂课不行又继续站第二堂课，站得个个眼泪汪汪。这些人认错了，课堂上从此安静了，可他们把小亮也记下了。终于，在学校里放寒假的当天，他们抓住这个机会报复了小亮。他们把小亮堵在回家的路上，一阵拳打脚踢，把小亮狠狠揍了一顿。小亮趴在雪地上，鼻子流出了血，头上起了大大的包。可他一声不吭，也不还手，就情着他们打他。他们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三个人打他一个还打不哭他，于是大头就又从路边的沟里折来了荆条，每人发了一根儿在手，然后一声令下，三根荆条像三条毒蛇吐着蛇信，一齐扑向了小亮的身体。可怜的小亮开始在地上打起滚来，却愣是咬紧牙关没哭出声。他们累了，呼哧呼哧地喘粗气，这时候小亮的棉袄都开了花，露出了白白的棉絮。大头见小亮真的不怕揍，忽生一计，骂道：
“野种。”
小亮愣了愣，竖起了耳朵。
“喂，你不叫李小亮你叫李野种。”他们说。
这下触到小亮的疼处了，回骂道：
“我是李小亮，你们才是李野种。”
大头他们见他很在乎这句话，禁不住哈哈地笑了，说：
“李小亮，全镇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个野种啊？你妈跟人家胡弄才生下了你，要不然我们都有爸爸你怎么没爸爸哩！”
小亮把脸一沉，不说话了。
大头说：“你不信？那就回去问问你妈去吧。”
“你妈不是人是狐狸精。你妈的奶好大。”
说完，大头朝他们递了个眼色，唱着一首著名的老歌走了。歌词是篡改过的：“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是野种——是野种——我们要坚决我们要坚决——打倒他——打倒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
小亮从地上爬起来，钻心的疼痛让他咧了咧嘴。他不敢直接回家去，就把身上的尘土拍打干净，然后到镇子东头的一个荷塘里去洗脸。池塘里的水已经结冰了，他找到一个冰窟隆边蹲下身，用手除去上面的一层薄冰，水黑黑的，他的脸却红红的。经风一吹，血已经在脸上凝结了，干巴巴的糊在脸上好难受。他用小手掬起一捧冰凉的水，慢慢地凑上去一些，再凑上去一些，鼻子里立即有了浓郁的血腥味儿。惨淡的夕阳照着小亮洗干净了脸上的血，远处光秃秃的白杨树林里发出了乌鸦的鸣叫。小亮到树林里转了一圈儿，后来肚子咕咕地响起来，他才觉得该回家吃晚饭了。
回到家，先钻进里屋把开花的棉袄悄悄换了，王衣婆问他什么他也不回答，默默地吃完了两块红薯，早早地躺床上睡觉去了。半夜里，他被伤口疼醒了，悄悄地爬起来写了这样一则日记：
今天，我挨揍了。大头他们打了我，现在身上都是伤。他们骂我是野种，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反正我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说爸爸去当兵打仗去了，可他为什么老不回来呢？
爸爸，你快点儿回来吧，一枪崩了大头他们。
不久，这则日记被兰妮发现了，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儿。小亮一天天长大，他开始追究起自己的身世来了。老这样瞒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孩子真犟，有点像兰妮，挨了揍也不肯说。兰妮悄悄地对王衣婆说明原委，两个人嘁嘁嚓嚓地小声商量着对策，愁得连饭都吃不下了。就这样过了几天，终于作出如下决定：一、由王衣婆到大头等孩子家去一趟，与他们的家长见个面，让他们堵住自己孩子的嘴；以后他们做衣服一律免费；二、给市里写封信打听一下李光辉如今的下落，至少让他知道这世上还有个叫李小亮的儿子；三、先不告诉小亮事情的真相，孩子还小，受不了这个剌激。
她们做出这些决定后，便开始分头行动起来。兰妮给市里写信，给组织部，给宣传部，甚至给法院都写了信，说她是李光辉的一个老同学，意思只有一个：想知道他的地址。接着是焦急的等待。一个多月过去了，她没有收到任何音讯。是啊，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原来的单位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谁还知道李光辉这么个人？她不死心，就又给四川B县也写了信。
与此同时，王衣婆也挪动着一双小脚挨家挨户的串，串了这家串那家，等全部串完了王衣婆才算松了口气；但她去的时候是空着手，回来时怀里却抱了一大摞待裁的衣料。
王衣婆虽然怀抱了一大摞不收加工费的衣料，心里仍是欢喜。她一欢喜就禁不住加快了回家的步伐，打算把人家对她的各种许诺细述给兰妮听。可她实在太老了，抱着一摞衣料颤悠悠地迎风走，还没到家就被一块石头拌倒了。
王衣婆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好容易熬过了这一年的春节，王衣婆终于撑不住了。临死前，王衣婆只是流泪，一边吩咐兰妮把人家的衣料加工好。她吃力地说：
“人要……讲究个信誉。”
兰妮就大声比划着：“早做好送去了！您就放心吧。”
她听后点点头，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抚摸着小亮的头：
“亮亮，可别忘了你妈妈。她为你吃了一辈子的苦。”
兰妮和小亮忍不住哭成了泪人。小亮一边哭一边叫着：
“姥姥，姥姥你别走，别走，你走了就没人疼我了，哼哼，也没人给我的伤口上药了，哼哼哼哼……”
王衣婆打断了他的话：
“傻孩子，有你妈疼你哩……兰妮，你凑近些，我给、给你说句话。”
兰妮就把脸凑近了王衣婆的耳朵根儿，说：
“娘，俺的亲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俺听着哩。”一边咧嘴哭着。
王衣婆已经没有多少气力了，说起话来断断续续：
“兰妮，我给光辉……做了许多衣服……还有帽子，还有鞋子……在衣柜子里……”
兰妮一惊：“娘，那不是您老的寿衣吗！怎么又成了光辉……”
王衣婆勉强露出一丝笑容来，摇了摇头。
王衣婆死了，兰妮的处境更加艰难：小亮一天比一天懂事了。一天，小家伙挠着头皮来到兰妮跟前，像是有话要说。兰妮正伏在缝纫机上做衣服，见小亮过来，就头也不抬地问：
“作业做完了？”
小亮点点头。
“默写呢？”
小亮答：“也做了。”
“玩玩吧。”
小亮站着没动，嘴一撇，说：
“妈，我想姥姥了。”
说着哭了：
“妈，我、我今后再也不朝您要爸爸了……我一要爸爸，把姥姥要死了；我想了半天，就还是不要爸爸了；我再要爸爸，把您也要死了我该怎么办……”
兰妮一下子僵住了：
“亮亮，你……瞎说什么呀？”
过了一会儿，兰妮从柜子里取出了王衣婆做的那一大摞衣服，对小亮说：
“亮亮，你瞧见这些衣服了没有？这些衣服是你姥姥给你爸爸做的，你爸爸叫李光辉，他还活着……”
小亮的眼睛一亮：
“那你告诉我，他现在哪里啊？他怎么不来看我们。”
兰妮又犯了难：
“你这孩子……叫我昨说你好。嗯，你不是说不要爸爸了么？怎么又朝我要起爸爸来了。我看你好不听话。”
小亮转动着眼珠：
“是、是这样呵，妈妈——你一会儿说爸爸活着，一会儿又说他死了，那他到底活着还是死了？”
兰妮想了想，只好再编一套瞎话了：
“亮亮，”她说，“亮亮你听着，你爸爸还活着，整天在妈妈心里装着；他在很远的地方工作，人长得又高又俊，你铁像他呢！”
她说：“亮亮，你学习好了爸爸才会来看你。可你最近学习有些退步不是？爸爸就说过些日子再来看你了。”
“亮亮，妈已给爸爸写去信了——你看到的。说不定爸爸这两天就会有回信来。”
说来好怪，那一天，兰妮果然收到了一封寄自四川B县的来信。
可惜那封由四川B县****部门的来信并没有给兰妮提供一个她所需要的确切地址，他们只是非常负责地按一般人民来信处理了。那封信很客气地说我们这儿很偏僻，全县下属百十多个乡镇，乡镇下边的村有几千个，找到您的同学将十分困难，且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建议您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一试。寻人启事？兰妮读着来信，舒展了一下眉头。又急切地往下读，可下面的一行字把这一线希望也打消了：若您的同学家在山区就难办了，那儿邮路不畅，报纸无法投递。又及。
下面是落款和年月日。
兰妮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兰妮终于知晓了我的下落，已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一天她的缝纫机坏了，就搭二蛋的车到市里去买部件。二蛋现在已干了个体，在市里开出租了，有了自己的一辆二手车。这些年人们各忙各的，谁也顾不了谁，兰妮很少能够见到二蛋。二蛋只偶尔回到镇子上来，从早到晚，他的生意极忙，兰妮是赶巧碰上他的。她当时正准备走一段路去赶公共汽车，一出胡同却看到一辆车停在那儿，二蛋正撅着屁股擦车。
二蛋一抬头看到了她：
“你是兰妮？干啥去？”
兰妮转过头，认出了二蛋，心里一阵欢喜：
“二蛋，你怎么在这儿。”
“刚送了个客人到镇上，擦擦车，这不碰上了你。真巧。”
二蛋还以为兰妮早已又成家了，问道：
“你男人呢？”说着往兰妮身后望了半天，后边什么也没有，夏天的树木正垂下了绿油油的叶子。一阵微风掠过，树枝在频频点头。
兰妮哭笑了一下：
“我哪里有男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二蛋惊讶地张开了嘴巴，眼睛瞪大了：
“你怎么……嗨，咋不早说？我好像听说你又结婚了呀。这真是……”
兰妮只好简单地说了一下目前的状况，二蛋听了，眼圈红了，说：
“快上车，我送你去市里。”
又说：“嗯，一定要找到老李，找到老李……”
一路上，他们什么话也没说，车呜呜地朝前开着，一忽儿快一忽儿慢。那是二蛋打开了音乐，一边回忆起往事来了，冰凉的泪水从二蛋的眼角止不住地流下来，一路没断。后来干脆开开停停，二蛋不时稳定一下情绪，怕精力不集中会出了事儿。
那一天，二蛋帮兰妮买了缝纫机的部件后，就领她到了市委组织部找了个熟人，很快就从一大堆旧档案里查到了我的原籍。在那堆材料里，有关于我的处理决定和我本人声泪俱下地写的检查，如今，很少有人再有兴趣翻一翻它了。它和另外一些过时的材料一起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七月里最闷热的一个正午，兰妮的一封信在辗转多日后终于落到了我的手上。当时我正驾着一头黑色的老水牛在稻田里劳动；成群结队的苍蝇和蚊子在我的头顶嘤嘤乱飞——我挥动着手中的牛鞭怎么也赶不走它们。这时，村长老明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打老远就笑嘻嘻地叫我。前年，老明带着一伙人采石头时被砸断了腿，他从此成了全乡有名的瘸腿村长。
“光辉！光辉！”
我一看他兴高彩烈的样子，还以为他从城里搞到了化肥，就把牛“吁吁”喝住，满腿泥浆地走出了稻田，我们在田边的一块树荫下坐了下来。四周是“知了”疲惫的鸣叫，和从池塘那边飘过来的阵阵腥气。
“化肥搞到了？”
他扬了一下手中的信封，白了我一眼：
“你****的就知道化肥，这个比化肥重要，快看看。”
信已经被他拆开来看过了，我并不介意。我听到老明跟我开起了玩笑：
“可喜可贺，你的桃花运又来了。”
说着，递给我一根烟，道：
“这下好，李家又有后了。”兰妮大概是怕我收不到这封信，所以写得很短，不到一页纸。她说她已经找了我许多年了，如果我收到了这封信，就立即回信或拍个电报给她，她和儿子李小亮天天盼着我的回音。
我哆嗦着手读着兰妮的来信，当下被信里的内容惊呆了。心想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半路杀出个儿子来。经历了这些年，我的心如一片死灰，什么都不再相信了。更何况，香菊香兰都长大了，我跟大梅的日子也适应了。我已经成了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已很少再回忆过去的事情，一回忆那些事儿，心口就隐隐作疼。这个女人害得我还不够吗，怎么十来年过去了，她不跟乔刚好好过日子，却还来变着花样折腾我哩！想到这些，我突然气不打一处来，抓起手里的信就想撕个粉碎。老明见状，慌得拦住了：
“哎哎哎，你做什么！”
我蹲下身捂着脸，冷冷地说：
“不要让她再缠着我了，……我，早死心了……”
老明束手无策了，急得团团转，他站起身来，那只瘸腿在地上画了好几个圆圈儿。最后指着我的鼻尖骂开了我：
“李光辉，你、你还是个男人不你？”
但无论老明怎样骂我，说我，开导我，我都铁定了心不再和兰妮有任何瓜葛了，老明见我态度如此坚决，也就没了招，口气软了下来，说：
“那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理？”
我头也没抬一抬：
“说我已经死了！”
“你他娘的……那，还有那个小孩子呢？”
我撇一撇嘴：“你真相信那个女人的话老明？你白当村长了。”
老明眨眨眼，不吱声了，心想这年头骗子不少，嗯，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老明这么想着，在心里同意了我的说法。
就这样，不几天，一封盖有村委会公章证明“李光辉同志因患胃癌已于半年前死亡”的公涵，寄回了马坡镇。
兰妮来信的事儿，除我和老明外没任何人知道。我以为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这么结束了，就又过起了先前的日子。
我每天早早地起床，先扛起锄头去伺弄自家的那块苞谷地，通红的太阳照着远处的山峦也照着我脸上晶亮的汗珠。在阵阵柔风中，我听着苞谷叭叭拔节的声音，让清凉的露水把我的裤子打得精湿；伺弄完了苞谷就又拔满满一篮子青草带回家喂羊，小羊咩咩地叫着，它吃青草的样子令我心里好生欢喜——有时候，它还会伸出软软的舌头舔我粗糙的手背。这些都能给我带来惬意、安宁和快乐。
可这样的日子却在某一天突然中止，我的生活里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今年的初秋时节，兰妮带着小亮，从遥远的马坡到四川来了。
那一天清早我就有感觉了，心一阵阵的发慌，头一阵子晕眩，刚一起床就嗷嗷地吐了。我问大梅：
“还有没有鸡蛋？”
大梅正躺在床上打着哈欠，她的头发都快脱光了；黑瘦的脸上抽动了一下，眼角上还粘留着一块大大的眼屎。她知道我可能是又馋嘴了。这些年来，我一馋嘴首先想到的就是鸡蛋，我认为鸡蛋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大梅就笑了，嘟嚷着说怎么，你又馋嘴了？男人都馋嘴，哪像我们女人，你看我就不馋嘴。我说大梅你有完没完？我哪里是馋嘴了，我是觉得肚子空了，想冲个蛋花喝喝。大梅说：那还是馋嘴了，还不好意思承认。我说行了行了，我馋嘴了，快去冲蛋花。大梅却突然想起鸡蛋在三天前都被她提到乡里的集上买了，鸡蛋钱给香兰交了学费。
“哎呀，可能没了，我去看看。”
大梅说着，就光着瘦瘦的身子到床下的米缸里摸了又摸，呲着黄牙笑起来：
“你真有口福。还有一个。”
还纳闷：“怎么又冒出了一个？”
大梅用这仅有的一个鸡蛋给我冲了满满一碗蛋花，汤多蛋少；喝下去，肚子咕碌碌叫一阵儿，觉得好受多了，就拿一把雪亮的镰刀去田里割苞谷去了。我割了整整一天苞谷，累了就吸袋纸烟。在整个过程中，心里一直乱乱的，割破了两个手指。黄昏时分，我看到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慌慌张张地从路边驶了过来，骑自行车的是老明的儿子二伢，后面坐着老明。老明跳下自行车，对二伢说：
“快回去照应一下喽！别忘先封锁消息喽。说出去小心我砸断你的狗腿子。”
二伢应了一声，就跳上自行车跑掉了。老明一瘸一拐地跑过来，一边嚷着：
“光辉啊光辉，大事不好了呀，你那个相好带着一个孩子从山东来了，正在我家哭哩！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割苞谷，你好么自私自利。”
我一听头嗡地一下大起来，差点儿没晕过去。老明如此这般地对我述说一番，仍忘不了开我的玩笑：
“啊呀她生的好俊。那男娃铁像你，我敢打保票是你的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一下子六神无主了：这可咋好，这可咋好。我近乎哀求地说：
“老明，先别开玩笑了，快帮我想想法子吧。这可咋好。”
老明说：“见见面。事情过去好多年了，不会有人说什么的。嗯，她娘俩大老远的来了，你能说不见？除非你良心让狗吃了！”
老明一边说一边又在地上画起了圈儿：
“嗯，娘儿俩好可怜人。嗯，那个小孩怪讨人喜，见了我‘大大、大大’叫个不停。”
我抱着头想了半天，最后态度坚决地吐了一句话：
“去它奶奶，不见。”我就是这么个东西。
老明当胸给了我一拳头。
听起来好像我这人有多么虚伪，但我是打心眼儿里不想再见到她——我不想继续过去的错误了，想安安稳稳地过完下半辈子。人啊，就这么回事儿，凑合着活下去就行了。什么情呀，爱呀，全它妈假的。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可兰妮不那么想。她收到那封信以后哭昏了，从此大病了一场。后来她的病好了却什么也做不下去了，脑子里布满了我们两人在一起时的各种画面。她没想到盼星星盼月亮最后盼来这么个结果，这还真不如永远没有结果的好。兰妮默默地过了些日子，就决定带着小亮到四川来一趟了，一是让小亮知道自己确实有我这么个爸爸，如今，他的爸爸害病死了，以后就再也别缠着她要爸爸了；二来要到我的坟上哭诉一番，说说她这些年来都吃了哪些苦处，从此彻底埋葬这段情缘。她取出了多年的积蓄，又找二蛋借了些钱，就到四川来了。听说有些地方治安不太好，歹徒在车上抢劫的事儿不少，也不知道他们娘儿俩是怎么过来的。从山东到四川B县太远呵，要坐十几天火车，途经济南、泰安、济宁、郑州、焦枝、襄樊、襄渝等地，大大小小百十个站，然后才能到达B县，到达B县后还要坐一天的长途汽车，坐完了长途汽车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这才能到我们的村子。我就在这么个地方活着，在深深的大山的褶皱，在塌陷的大盆地，我像一只耗子在洞里蠕动着，这是我的命。
兰妮到来的消息哪能封锁得住。村里人从东头放个屁能打到西头去，更别说来了个这么漂亮的外地女人了。她和小亮在老明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在村里传遍了，这件事立刻轰动了整个村子。对我们村来说，这可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呵。村长老明的家立刻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目睹一下兰妮的风采。二伢子只好手持一根木棍子把住门，谁也不让进。最后还和一个小孩打起来，一棍子把人家的头给打破了。我娘和大梅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娘倚着门框，很费力气地啃着一穗烧熟了的嫩苞谷，嘴里唠叨着：
“要不得呵，要不得呵。”
大梅一言不发地拉着风箱做早饭，眼里含满了泪水。她心眼儿不错，只是老实得不会说什么话。香菊早就退学了，这孩子智力不太好，有点儿呆，整天只懂得忙活路。她拿了穗熟苞谷就满腹心事地到田里去了；香兰在五十里外的联中读书，平日里住校，只在星期天才回家一趟。
头天晚上，老明安顿好兰妮母子，悄悄溜出家，召集村干部专门开了个紧急会议，老明把意思一一传达给大伙儿，说：
“啊，这可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啊。光辉态度很坚决，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光辉是个好同志。他是从思想上端正了，思想上端正了作风上还能不端正？我看这一点比起咱们某些村干部还强哩！去年，咱们就有那么一位村干部……谁我不说了，大伙都知道，不是让人家……”
人堆里立即有了骚动，被说的那位村干部早脸红了，抗议道：
“老明，有事说事，你扯哪去啦你？”
老明说：“好好好。不过哪，人家娘儿俩个大老远的从山东来了，还给咱捎来一条山东产的八喜牌香烟，就是今天会上大伙抽的这个烟，嗯，味好着，听说这个烟贵的很。咱就得尽量打发人家高高兴兴回家去。我看就让光辉和她见个面，不见面她恐怕不高兴……”
大家立即响应：
“见面见面。”
“哪能不见面。”
人堆里就又骚动起来。
老明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
“不过呢——静一静静一静，我说完了你再说——不过呢，现在有点小问题，上次咱证明过李光辉已病故……这也倒好说，关健是****的光辉不想见，你说这可怎么办……”
顿时，七八个村干部七嘴八舌，又好一阵骚动。
这个会足足开到下半夜，抽完了半条八喜烟。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才出了结果：
这桩事对大人孩子要保密。先让李光辉躲一躲。连夜在村头建一座假坟，立个木头牌子，上面写上“李光辉之墓”的字样儿。
兰妮也忙乎了整整一个晚上，在为第二天的祭奠作准备：把在马坡就做好了的孝衣给小亮试了一遍又一遍；在自己的头上缠了个白布条；把买好的草纸用剪子剪小些，成了纸钱的样子；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老明的婆娘知道这件事是在做假，女人的同情心占据了她，差一点儿就要说出真相来，可一想起老明严肃的吩咐，也就强忍着收住了嘴。她看着兰妮那眼泪汪汪的认真样儿，竟奇怪地觉得李光辉这个人好像真的死去了，也跟着哭起来，一边帮着给小亮试起了孝衣。就这样一家人折腾了整整一夜。
那一天也怪，天本来晴得好好的，老明带着兰妮母子一出门，噼哩叭啦下起了一阵毛毛雨，老明就让二伢拿了一把旧雨伞给兰妮撑着，兰妮看了看，推开了；二伢就把伞撑在小亮头上去，小亮看了看，也推开了。他们一出村子，身后就跟了长长的一溜人，那些人是看热闹的，有的还忍不住偷偷地乐。老明说：
“去去，走开。”
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老明的婆娘紧紧地挽着兰妮的右胳膊，穿着孝衣的小亮扯着妈妈的左胳膊，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不一会儿，那座伫立在田野里的新坟在视野中出现了。
兰妮看到了坟上的那个木牌牌，禁不住悲从中来，紧跑几步，扑上去哇哇地大哭起来。
“光辉，噢，光辉，你咋不等等我呀光辉，呜呜呜呜呜呜呜……”
小亮跪在坟前跟着哭：
“爸爸爸爸，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兰妮哭道：
“光辉呀光辉，你好没良心啊，那一年你一走就再没信了，你一走我就怀了亮亮啊，镇上的流氓半夜三更来敲门，多亏了干娘才把他们吓唬走了啊，呜呜呜呜……”
“光辉你听着，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亮亮过的啊，亮亮挨了打也不肯说，那些小孩往死里打咱亮亮，咱亮亮到塘里洗洗鼻子上的血才敢回家，他对谁都不敢说呀，呜呜呜呜……”
听了妈妈哭的这些内容，小亮哭得更厉害了：
“爸爸爸爸，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兰妮哭着，说着，就把那些纸钱点着了烧，烧完了纸钱，又把一个白包裹慢慢地解开，取出了王衣婆做的那些衣服、鞋子和帽子，一件件地烧起来。
“光辉，这些衣服都是干娘给你做的呀，她临死了还牵挂着你呀，呜呜，你活着没福气穿上它你就到那边去穿上它吧，呜呜呜呜呜……”
兰妮烧完了衣服，就开始扒起了坟上湿乎乎的鲜土。
老明的婆娘立在一旁，早已哭得泣不成声了；紧接着老明也嚎啕大哭起来。老明一哭，那些围观的人也跟着哭起来，一时间哭声震天，惊得田野里的麻雀在天上四处乱飞。兰妮扒着坟上的土，把人们的心都扒碎了。
最先醒过来的是老明，他实在忍不住了，揩了揩眼里的泪水，禁不住哭着大叫了一声：
“大妹子，你别再扒了，呜呜，光辉他没死。呜呜。”
就这样，当天晚上，在老明的安排下，我和兰妮在老明的家里又见了面。这时候我已了解了她的情况了，我已多年没流过眼泪，我怀疑我过早地衰老了，已经不会再流眼泪了，可我在那天晚上见了兰妮和小亮后还是流了眼泪，断断续续地流了一夜。令我惊讶的是，兰妮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的苦，竟看起来还像当年那样年轻，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她还是那个在河滩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姑娘。而我却老得没有牙了。我们俩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说着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片雪地，那个圆圆的小糖饼儿，还说起了那辆手扶拖拉机；甚至还说起了那个心地善良的乔刚。往事在兰妮的记忆里是那么清晰，而在我的记忆中却一片混沌，靠她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才能生动起来。小亮就睡在我们的身旁，他好看的小脸上还挂着一滴亮晶晶的眼泪。我们说着说着，天就亮了。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我和大梅到乡里办理了离婚手续，是离婚不离家的那种。她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不过我们已不再是夫妻了。
兰妮在四川住了些日子后，就带着小亮回马坡了。
她回马坡是处理一下善后的事情：把她的裁缝铺卖了，挪到四川来办；还有户口，还有小亮的转学手续等等。我们约好了中秋节那天在四川团聚，然后就正式结婚，从此平平安安地过好下半辈子。
我焦急地盼着这个美好的计划尽早变成现实。每天都掐着指头算着她娘儿俩的归期。
眼看着中秋节过去了，他们没有如约到来，也没有任何音讯。我急坏了。我的心已被她们娘儿俩带走了，眼前老是晃动着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兰妮那娇美的面容和小亮那忽闪忽闪的黑色眼珠。难道这些都是我的幻觉吗？不然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我像个没了魂的人，在村子里来回游荡，谁问我话我也不回答，连村长老明问我话我都懒得理睬。
现在，我后悔没有和他们娘儿俩一道回马坡。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四个月了，他们还是没有什么消息。
2010年8月20日改定
（原载《浮玉》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