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就是“火耗”。火耗的渊源始于明代中期“一条鞭法”。由于当时的农业税开始普遍采取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多为零碎小块，各州县政府把它汇总上缴国库时，要熔铸成锭，源源不断地往北京送。主管财政、民政的户部，对银锭的重量、成色，均是有严格的国家标准的。从散碎杂色的银子，到成色重量达标的银锭，中间要经过熔铸这一道工序。散银经火一烧，就必然有个损耗问题，这个损耗是无法避免的。但朝廷不会顾及这些，它要求必须足斤足两。毕竟这是因公产生的损耗，不能让州、县领导干部们自己掏腰包顶账。于是，聪明能干的地方官员们，就自主设立了一个地方税种——“火耗”（也称“耗羡”）。要熔炼成大块，这样在熔炼过程中会有一些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纳税人赔偿；于是在应缴的税银数额之外，纳税人再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的损耗和运输费用。将碎银炼成整块，每两耗损也就是一二分，即损耗率仅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然而，州县官吏却不以实际损耗作为征收“火耗”的基准，而是大肆多征，一般每两要加“耗”到二三钱，即附加税要达到正税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时还更高。
到清初时，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农业税是交给国家的国税，地方官员要吃这一块，很是有点难下嘴。而“火耗”是地方父母官征收、统筹安排的地税，自然拥有相当可观的自由裁量权。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中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当是这个“火耗”。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虽然标准不一，但一般省份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百姓因此不堪重负。
雍正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很明白，“耗羡”这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是没有章程可以遵循的，是不合理和不合法的。但没有办法杜绝，否则官员们就没法过日子。而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姑息纵容，又会助长此风，无疑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老百姓反抗，最后大清的江山也不会安稳。于是雍正接受了山西巡抚诺敏的建议，实行“耗羡归公，高薪养廉”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由州官县官私征私用的“耗羡”统统上缴省库，然后再由省里发给州县。一部分抵补国库亏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发给各级官吏，以革除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贪污恶习。
这项改革措施的意义是很大的。一方面，“耗羡”归公，国家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规范，规定各地提取的比例，严格控制多收费与乱摊派，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一方面，使得高薪养廉有了资金来源与制度保证，有效地堵住了腐败的口子。雍正时期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总督的年薪是白银一百八十两，而浙闽总督的养廉银则是一万八千两。县官的年薪是四十五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四百两，多的可达二千两。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和管部务的大学士（国务委员）则发双俸。因为他们没有养廉银可领，手上又有权，难免地方官来和他们搞权钱交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所津贴。比如一品大员年俸一百八十两，恩俸则有二百七十两，比例虽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应酬开销要小得多，大体上也能平衡。
雍正的高薪养廉制度，是非常积极和无比正确的。它使得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腐败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但总体来说，贪污腐化并不是一项措施所能彻底解决的，高薪养廉制度有它天然的局限性。事实上，高薪只是一个有助于养廉的条件，它既不是唯一的必要条件，也远远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在雍正的儿子乾隆身上，就能体现出来。为解决官员俸禄低的问题，乾隆也给在京官员加添双俸，外省大小官吏皆给“养廉”银。可是在他这一朝，竟出现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可见，单凭高薪不一定能养廉，还要有一整套与之相配合的反腐制度。
（第三节）励精图治：当刻薄成为一个习惯
长期以来，人们对雍正皇帝总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总把矛头对准雍正的个人性情品格，和他在皇位争夺战中的道听途说，却忽略了他作为一个皇帝的真正作为，忽略了这种性格对于他事业的推动作用。短短十三年中雍正励精图治，再造辉煌，上承康熙、下启乾隆，顺利过渡。
雍正刻薄的性格，是在残酷的储位斗争中形成的。康熙晚年的狐疑过虑，导致了太子与皇帝、太子与兄弟间的双重矛盾，造成了残酷的皇室内部斗争。因此，生为皇子的雍正，一降临人世就拥有了可能继承最高权力的幸运；同时也决定了他一生都要在骨肉相残和多疑防范中度过。我本善良的雍正，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被渐渐扭曲，最终被专断多疑、刻薄冷酷所埋没、掩盖。此外，他的刻薄，也来源于对吏治腐败的痛恨，文恬武嬉。康熙末年，社会已经积弊很多，雍正敏锐地认识到清朝统治的危机，从国家全局着眼，清理亏空，打击腐败，毫不留情。他的对手，实际上是整个腐朽的官僚阶层，不做“孤臣”，守不住“刻薄”，势必会劳而无功。而他登基以后，要坚定地执行改革措施，也有赖于独断专行的刻薄作风。面对康熙末年政事宽疏留下的“人心玩帽已久，百弊丛生”的局面，改革势在必行。但祖宗成法俱在，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破祖制的束缚和守旧势力的阻挠，不能不“刻薄”。
古往今来的继任者，在刚上台时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极力强调稳定稳定再稳定，对原任的治国经验向来是拿来主义，萧规曹随，生怕有一点风吹草动。等到三五年坐稳后，这才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口号，但也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很少有推倒重来的，以保证政权的顺利交接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可刻薄的雍正，一上台伊始就喊出了“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口号。这简直就是要翻康熙老爷子的旧账，与过去彻底划清界限。没过几天，他又提出了“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根本”的雄伟规划目标，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这次更是目标远大，要把古代帝王都踩在脚下，基本否定了康熙和历代帝王的功绩。
按理说，雍正在继位时已经四十五岁，经历不少，对人情世故应该有深切了解，除了“洞悉下情”外，对于政治实施情况与官场百态也是“深知灼见”。那么，他也应该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之理，改革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认识到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在发出以上倡导不久，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的大刀就向官员们头上砍去，连续颁布十一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二百五十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
雍正的刻薄还表现在待人刁钻、不留情面上。戳破把戏是他的拿手好戏，而且他本人还因此非常自豪，不放过任何戳穿的机会，不给人留面子。有皇家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没完，非要让你自惭自卑而后止。
历史上的酷吏田文镜一直是雍正宠臣。有一次，皇帝在给田文镜的批文中聊了两句家常，说了一些知心话，田文镜受宠若惊，感激之余立即上书谢恩，并表示一定遵旨改过；没想到雍正竟给他批了“你也不体谅，朕哪里有工夫看你的闲话”，令田文镜碰了一鼻子的灰，感到又紧张又羞愧。还有云南巡抚沈廷正，看到雍正的朱批要他多效法鄂尔泰为官行事，沈廷正不敢违抗，立即回奏说要以鄂尔泰为榜样，可是皇帝的回答却说他丑妇效颦，大言不惭。福建巡抚毛文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有一回犯了一点小错，皇帝指认他专擅，本来要处分他的，后来觉得他还可造就，特别赦免了他；毛文铨当然感恩不尽，上摺谢恩，雍正并未嘉勉，反而说他厚颜无耻。福建巡抚刘世明有一回没有对雍正的最高指示立即做出回应，雍正毫不留情地责备：我日理万机还给你亲自教诲，你竟然一点反应没有，是不是尽白日做梦了？其他大臣或因疏忽大意，或草率从事，或敷衍塞责，或掩饰过愆，都逃不过他的法眼，总少不了奚落挖苦一番。
另外，他的刻薄还使得他喜怒无常，说翻脸就翻脸。知子莫过父，康熙皇帝评论他儿子们的性情时，提到雍正也下了“微觉喜怒不定”的评语。雍正登基之后，觉得自己的涵养确实有了进步，“喜怒不定”的性格已经被淘溶变了质。但局外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刻薄更加变本加厉。如他与年羹尧的关系，就能看出一点梗概。在雍正元年，他们君臣的交往简直如胶似漆，亲密异常。雍正看年羹尧的奏折“比什么都喜欢”，并要与他作为“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羡流涎”。可是恩遇不长，两年多后，年羹尧被皇帝以九十二项大罪名处死了。在处死年羹尧前，陛下还颁发给他一道上谕说，你死之后，不能怨恨我，否则就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不仅如此，皇帝又迁怒到几位曾经逢迎过年羹尧的人：汪景琪以文字狱被杀；钱名世革职回家且被看管，而且还在他家住宅边挂上“名教罪人”的匾额，用以羞辱他。皇帝又命令京中臣工做诗讽刺钱名世，“以为无耻文人之炯诫”。
而对他兄弟们的整肃手段，则更觉得让人匪夷所思。本来历史上争夺皇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义，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塞思黑”（猪和狗）。这种精神摧残，要比肉体消灭更为狠毒和刻薄，也使得雍正更加遭人非议。
对个人来说，刻薄并不是好事；但对于事业来讲，刻薄也许恰恰是一种优点。一般说来，刻薄是思考型人才的特点，这类人有企图心和冒险精神，勇于尝试，精力旺盛，一旦确定目标，就会全力以赴。正是这种刻薄的性格，加速了雍正的革新政治，成就了他政治改革的成功。当政十三年中，雍正每天御殿听政，批览奏折（或来自各地的秘密报告──朱批密折），“从朝至夕，殚竭心力，尚恐经理未周。”不巡幸、不游猎、不赌博，不上妓院、不下酒馆、不逛夜市，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一共十二年零八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十件。且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多字。如此勤于政务，真为历代帝王所罕见。虽然雍正曾说：“自古帝王，未有如我圣祖皇考之勤政者。”康熙的勤政虽是事实，但雍正却比乃父更勤。因此，雍正也曾自负地说：“即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雍正的理政不怠，十三年如一日，历代封建帝王者，实难于出其右。所以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以及“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可以说，终清朝一代，雍正皇帝的改革力度最大、深度最广，从火耗归公、高薪养廉到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从设军机处、密折制度到废除贱籍、立储制度，无一不是前所未有的“新政”，无一不是“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无一不是兴利除弊，无一不是影响深远。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么多的“新政”，几乎没有一样交了什么“学费”，全部取得了成功，为乾隆近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建立了良好的体制基础。只有到了乾隆后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从顶峰上开始慢慢往下滑。
虽然清世宗雍正这个朝代只有短短的十三载，偏巧又夹在各占六十年的“康乾盛世”中，容易令人有白驹过隙的一瞬之感。但就是这短短的十几年，一扫政治和官场的许多弊端，政治清明，社会安宁，人民生活稳定，国库的银子比康熙去世之时翻了几番。雍正皇帝的双肩，一头挑着六十一年的康熙盛世，一头挑着六十年的乾隆盛世，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进者，是促进清朝历史发展的政治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期。所以后世史家才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
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雍正个人的政治才华以及领导能力等，都不失为一位颇有作为、政绩显赫的君主及政治改革家。他的历史地位，如果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中作一比较，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若说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他应是当之无愧的。成也性格，败也性格。雍正的刻薄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但也造就了他的千古骂名。而他的猝亡，虽然与丹药有关，又何尝不是他的好强、促狭、激进性格因素所埋下的隐患呢？
（第四节）非常语录：大话胤禛奏折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录，并不是雍正皇帝曾向全国颁行，并命民间广为宣讲过的他的三本“语录”，即《广谕圣训》、《御制朋党论》和《大义觉迷录》，也不是选辑古今各种禅宗经典和语录而成的《雍正御选语录》，而是他在批阅奏折中所抒发的或豪言壮语，或政务感言，或诙谐调侃。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代帝王的从政观念，还能领略到这位刻薄天子背后的幽默性情。
做实在好官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他颁谕给各省封疆大臣说：朕望天下总督、巡抚大员，“屏弃虚文，敦尚实政”。雍正三年（1725），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唯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在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上，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事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正告群臣，歌功颂德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漳州总兵初有德上了一个谢恩折子，满纸郁乎文哉，而且肉麻得可以。雍正阅后，连问三句：“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笔的？你识字通文与否？”毫不留情面。
去庸人而用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