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才干。在封建官场，很多官僚抱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既不贪污受贿，也不积极任事，雍正对此也作具体分析。他说：当官的若不干事或者干不好事，人品再好，也不过是个木偶，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工作难有起色。雍正帝知道后，立马就地“开”掉：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山东曹县知县到任一年多，疏于事务，倦怠公事，对二十多起命盗案竟没有一件审完，虽然他本人遵纪守法，但雍正认为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犯罪，不仅免职，还让他坐了五年大牢。由此可见，雍正帝不仅要求官员们清廉刚正，而且要有真实的才干和作为。
雍正皇帝对于清除贪官庸人是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做实事的人却是倍加爱惜。河南大员田文镜尽心铲除贪官，果断坚决，由此招致了不少人的怨恨，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诬告。雍正经过核实后，将诬告者治罪，又让田文镜官升两级，表扬他“为国忠诚”。并好言安慰田文镜说：“小人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窄小。”浙江总督李卫，办事严猛，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合伙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性情粗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雍正帝在刚即位一周年的时候，就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雍正帝要求官吏必须为官清廉，但同时也反对某些官员借清廉之名而沽名钓誉。为此他指出，做官的取自己应当取的钱财不能算作不廉，用自己应当用的钱物不能算是滥用。所以，既不要剥削老百姓，也不要伪饰清廉而沽名钓誉。
在封建官场上，确实存在着沽名钓誉的现象。清朝曾经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名实兼收”。对此，雍正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杨名时因贪图名声，雍正帝就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雍正帝指责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度外”。福建陆路提督石云倬主动请缨，要求效力边廷，理由可谓冠冕堂皇。但雍正一语道破：“汝好起分外之念。”并指出石云倬所说的闽省“太平无事，兵民乐业”，并不是那么回事；又问石“毫无报效之处”是什么意思？不知轻重，不识好歹。最后劝他仍做好分内之事，莫生非分之想，否则，瞎动脑筋，有害无益。
莫恃才、莫自是，以谦存心，以和接物
雍正十分注重官员的操守道德，对此多有批示，反复教诲。陕西马尔泰巡抚上任，奏报谢恩。雍正告诫他：“勉之勉之。莫恃才、莫自是，以谦存心、以和接物。凡百务要静。过犹不及，不可生事。凡振作更张，兴利除弊之举，目下皆且可不必者。志之。”即不要恃才傲物，不要自以为是；要虚心待人，要谦和接物；要冷静处事，不要做过了头而惹出事端来。雍正的“三要三不要”，不仅是做官之道，也是为人处事之本。
山西巡抚石麟奏谢赏赐哈密瓜事，雍正也给他上了一堂哲学课：“操守乃为官之本，本立诸道自生。上天之善恶唯在公私二字，为国即为公，为己即为私，一涉私为自身利害计，便善事亦不能仰邀上天神明之鉴佑，何况其非善乎！若不贪利沽名作威作福，一派大公致身于国，何往何为而不蒙福也！试行看。鄂尔泰、田文镜等，无他奇异伎俩，不过根本上见得透、立得定耳，当勉之者。特此谕，亦令蒋洞知之。”什么是操守？操守落在善恶二字上，善恶又落在公私二字上，“若不贪利沽名作威作福，一派大公致身于国，何往何为而不蒙福也”。最后回到现实中来，指出鄂尔泰和田文镜之所以恩庞不衰，没有什么奇招，只是认准了一个“公”字，立定操守而已。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
为了有效地推行廉政，雍正帝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号召群臣提倡节俭。雍正帝素喜清淡，“御膳”常常是烧豆筋、炒豆芽等几个简单的素菜，外加一碗糙米饭。掉一个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未动的菜则回锅热热下顿再吃。连李卫都感叹皇帝太清苦，雍正帝则淡淡一笑：“朕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何物不可求？何膳不可进？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啊！”雍正帝从未去过承德避暑山庄，即位后也没到江南做巡幸活动。就算他不得不去拜谒祖陵时，都不同意在沿途安放过多的临时设施，稍有花销，就认为是过奢之举。此外，他对群臣进献的稀世珍宝也大不以为然，反倒认为：“行一利民之政，胜于献稀世之珍也；荐一可用之才，胜于贡连城之宝也。”雍正帝明确指出：“世人无不以奢为耻，以勤俭为美德，若诸臣以奢为尚，又何以训民俭乎？”
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大凡初到任，必过言地方之废驰；及迟数时必报言风习之整理，人人皆然，朕览之厌矣。何能慰朕远注之意也。但秉忠诚之心行诸力，黾勉为之。如果如所奏，不但朕必闻知，何能掩天下人之耳目也？不可为少有可观，或被人欺隐，无所闻见，以为已治已安而生懈驰念也。”意思是说，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这个伎俩我已经知道了，请不要再用了，很陈旧了。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笑的是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我行我素。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二月，广东巡抚年羹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云南布政使葛森也是没事找事，频繁上奏。布政使是巡抚的部下，他越过上司不远万里直接给皇帝上奏，报告年成好，“米价大减”，不料挨了一顿臭骂。“实不知汝具何心志”，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张广泗虽为封疆大臣，但从未见过雍正一面，故要求适当时候进京陛见。按理说，这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但雍正却认为督臣鄂尔泰被召见到京城，新署高其倬还不熟悉业务，这种时候奏请进京，动机不纯。提出为官者，“务诚之一字要紧”。
因地制宜，化裁取当
雍正帝作为一个洞察下情的皇帝，深知全国各地情况各异，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这一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即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单凭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自古以来，皇帝都被称为天子，自以为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但雍正却认为未必。他曾经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的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
雍正作为大清的皇帝，并不以万能自居。他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一次，雍正收到一件如何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不好。雍正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有错，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在中国历史上，雍正是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然而，作为一个极力加强专制统治的封建皇帝，必然有许多错误，甚至有人指责他为暴君。但是，雍正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确是一个务实和讲求实效的封建君主。正是他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后期遗留下的虚诈不实的官场弊端，为乾隆初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雍正有很多的批文充满个性化语言，有的像好朋友侃侃而谈，有的若知心人推心置腹，有的如家里人嘘寒问暖，有的似铁哥们调侃诙谐。在这里摘录几条，大家奇文共欣赏。
喜悦状：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
怨恨状：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默助，必获报复。
自谦状：此段河工，朕未获亲履其地，今向卿等论方略，可谓班门弄斧也。览奏朕实抱惭。又如批陈时夏折：灯下草笔，莫哂字丑文拙也。
亲昵状：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调侃状：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
失望状：岂有此理！朕心寒之极，未料王士俊如此待朕也。
肺腑状：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尔等，凡有累民之举，概令据实入告。尔等竟若罔闻，政令乖方一至于此，朕惟仰天泪下，亦无言可谕尔等也。
讽刺状：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痛骂状：观汝屡次论奏，俱属狂妄不经，莫非尔身果有疯证耶！
玩笑状：大奇！大奇！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
自夸状：张球之事何如！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警告状：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
耍酷状：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恶搞状：鼻烟壶装水：雍正三年，员外郎海望持出玛瑙桃式鼻烟壶一件。奉旨：将口开大些，做水盛用。痰盂改棋盒：雍正五年，太监萨木哈持出象牙雕刻镶嵌铜镀金里痰盂二件，传旨：着将此痰盂改做棋盒，棋铜镀金里子拆下，另配做紫坛木痰盂。
（第五节）不得善终：帝王死亡调查
在封建王朝，与皇帝的出生和即位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皇帝的死亡。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一举一动，都是国之大事，而死亡更是大事中的大事。无论哪位帝王驾崩，都会有史书郑重其事地给予记载，为后人留下多少不一的历史记录。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中国皇帝表面上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岁，比普通人要低十八岁。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十八位皇帝，平均寿命四十四岁。明代十六位皇帝，平均年龄四十二岁。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撒手人间，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四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