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千古疑案：当皇帝成为一项职业
当皇帝成为一项制度固定于封建社会的顶端时，他就注定了患有三高：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而经过柏杨老先生的统计，大概三分之一的皇帝得不到善终。在皇权专制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上了皇帝，就可以重权在握，俯视臣民；生杀予夺，存乎一心；天下美女，任君品尝，能够拥有天下财富，受到万人膜拜。而且，这项职业不仅是终身制，还可以世代相传，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于是就有了刘邦的“大丈夫可取而代之”，项羽的“大丈夫生当如此”的艳羡，成为世间多少男男女女热衷的热门职业，尤其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但是，正因为皇权其本身固有的性质与特点，注定了凡是为了争夺皇权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昂贵的。竞争的代价并不是丢掉这份工作从头再来，而是轻则一文不值，终身潦倒；重则砍头抄家，诛灭九族。纵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冒此一险。为了皇权，有的人或殚精竭虑于金殿之内，或奔走亡命于草莽之间，或喋血斗智于宫门，或浴血拼杀于疆场。乱起边陲、祸起萧墙均时有发生。上至皇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外到异族蛮荒，内到妃嫔宦官，无论男女，不管老幼，都纷纷粉墨登场，不断上演着无数个“悲剧”和“喜剧”。
在这场悲喜剧中，集中了人性的丑恶与无耻，充斥着世间的阴谋与血腥。即使是生性善良、纯洁无瑕的人，一旦为了这个职业，都会丧失掉纲常伦理，暴露出人性本能，天使也会蜕变为魔鬼。在每一次皇权更迭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明争暗斗、你死我活，如群雄逐鹿，诸侯争霸，弑父篡位，骨肉相残等。触目惊心的残酷杀戮，诠释着职业的内涵，惊世骇俗的阴谋与政变成为职业的属性。这是一场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无所谓正义与否，无所谓是非曲折，“成者王侯败者寇”是唯一的结果。而这项职业最离奇之处，就是明知悲剧会重演，可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还是疯狂地扑向这一个炙手可热的宝座。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以来，在帝位的争夺上，时常发生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事情，几乎每一姓王朝都出现了较大血腥事件。小的不说，只说大朝：秦朝胡亥杀掉了哥哥扶苏；汉朝先后出现了吕后称制、王莽改制、七国之乱；隋朝和秦朝相仿，由文帝的小儿子杨广阴谋获取太子之位，据说而后杀了父兄成为炀帝；唐朝更不用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兄弟二人，又逼父亲李渊退位，这才当上了皇帝；宋朝说是太宗杀了太祖的，宋高宗是宁可下狠心杀了岳飞也不愿意把被囚禁的父、兄从女真人手中夺回来；元朝更是动辄内部打起来；明朝的世祖朱棣，是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的，发生了四年的靖难之役，稍后还有明英宗的夺门之变。
清朝也不例外。与汉族统治者不同，清朝的皇位继承，并没有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确定了八大和硕贝勒的选举制；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遵循此例；到顺治死时，则采用了遗诏的办法，开了皇帝说了算的先例，康熙继承了这项特权，采取了册立皇太子制。按理说这项制度倒也公允，一来避免了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二来还可以提前培训接班人。
但麻烦的是，康熙作为千古第一帝，他竟有三十五个儿子，排上序的还有二十四人，成年且受册封的也有二十人。这二十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又有十二人。因为当时皇子没有兵权，也就无所谓实力大小的问题。也就等于说，他们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谁都有资格获得皇位。虽然看起来康熙是立了皇太子，但太子毕竟与皇帝不同，他还只是预备皇帝，而且还不是终身制，哪天皇帝看你不顺眼，就可能扒拉你下来。果不其然，皇太子两立两废，搞得大家跟着心里七上八下。这样以来，皇位争夺战怎能不格外激烈？据不完全统计，参加皇位之争的，前后有皇太子集团、皇八子集团与皇四子集团（其实还有个皇十四子集团），这三个集团各自为战，各立山头，互相攻讦，拼命轧压，搞得乌烟瘴气，连康熙都深恶痛绝。
无奈之下，康熙选择了雍正的儿子，即未来的乾隆皇帝弘历，作为重点培养的新一代革命接班人。这样一来，传位于雍正的圣意昭然若揭。但为什么雍正登上皇位后，有如此多的怀疑其“不正”呢？这就是皇帝之位的另两个高：高关注率与高演绎性。四平八稳的正常继位，尚且有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党争如此激烈的皇家事件，怎能不让人倍加照顾，多方猜测？而偏偏雍正皇帝继位后，一心只抓经济建设，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对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还欲盖弥彰地抛出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对民间腐儒提出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自己给自己编故事玩。而当时精神极度空疏的士人才子们，还能放过这个享受精神大餐的机会吗？当然更会添油加醋，看皇家的笑话了。
结合雍正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所谓的皇家内幕，了解一下在皇位争夺战上惯用的伎俩。
谋杀原皇帝。这类手法比较粗糙，当然也最为有效。有明着杀的，杰出的代表是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幌子，直接把自己的侄子赶下了台；有偷着杀的，像唐朝的几个皇帝，就是被暗暗毒死的；也有不知所终的，典型的像赵匡义的斧光烛影。关于康熙的死亡原因，也有很多的说法。这也难怪，在当时没有发达的医学技术的前提下，每个皇帝的死法，都是一笔糊涂账。尤其是突然死亡，更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史书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二十一日，六十九岁的康熙兴致勃勃去南苑打猎。十一月七日突感身体不适，十三日晚便死去。这么快速的死亡，的确有些匪夷所思。于是就传说是康熙病重的时候，雍正给他父亲敬了一碗人参汤，把他父亲给毒死了。可别忘了，康熙不同于其他的皇帝，他是懂医术的，平常就很少吃人参，另外敬一碗有毒的人参汤，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敬得上的，何况还有人试药。所以说雍正是用人参汤把他父亲毒死的，这种说法靠不住。当然，也有的专家根据官方史书，尤其是根据雍正删改的《圣祖实录》，认为康熙属于病死。康熙自四十七年冬开始，疾病缠身，衰老体弱，心悸几危，右手失灵，头晕、腿肿，“稍早起，手颤头摇，观瞻不雅”，“心跳之时，容颜顿改”，可能患了老年心脏和血液循环方面的疾病，死得比较突然。这种打着科学帽子的说法，让人虽然勉强信服，但身临其境的意大利人马国贤曾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皇上驾崩的夜间，园内有呼号之声，不安之状。这就是说，即使没有投毒之类事，但肯定也发生了“突然大变”。至于是因为皇帝去世而号哭，还是另有隐情，恐怕难以知晓。
诛杀兄弟与功臣。这类事件在斗争中很平常，因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皇帝就像一款宝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最典型的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射杀哥哥、兄弟，逼迫父亲退位。雍正也对兄弟们下过毒手，不过他不是为了争皇位，而是为了保皇位，这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可以说是骨肉相残，后者则为政治斗争。
康熙驾崩的时候，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五人，即雍正的大哥允（允实为胤，后均同）禔、二哥允礽、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佑、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十弟允俄、十二弟允祹、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禵、十五弟允禑、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再加上他老四胤禛。雍正继位后，对他们挨个审查，按照对皇位的危害程度，加以不同的待遇，其中老大、老二、老三、老五、老七、老八、老九、老十全部被杀害，老十二被降职，老十四、老十五被软禁，很是残忍。
至于诛杀功臣，这方面开国皇帝做得比较多。最狠的是朱元璋，火烧庆功楼，胡蓝党案，一次就上万人。雍正只不过杀了两个，一个是年羹尧，这个人功高震主，又有些居功自傲，杀他不一定是因为皇位，更多的是因为他跋扈；另一个是隆科多，也是结党营私，居功自傲，对皇帝敢自称舅舅。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死不是杀人灭口，而是新一轮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当然，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如果说雍正一点心眼没用，也不是事实，起码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一方面，他按照心腹戴铎提出的策略，对皇父嘘寒问暖，端屎端尿，膝下尽欢，并适当展露才华，赢得康熙的欢心。对兄弟友爱至诚，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尽量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雍正帝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的。
除此之外，雍正还有高明之处，他成功地打出了两张王牌。一张是“出家”作秀。当诸皇子拉帮结伙、明争暗斗之时，雍正则冷眼旁观，延纳僧徒，学习佛法，向人们表示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当然，他不是为遁世出家而为佛，恰恰是把居家修道作为障眼法。他十分仰慕被康熙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章嘉胡土无图，称章嘉活佛“梵行精纯，圆通无碍”，并将其延为雍亲王（胤禛封号）府中的座上宾。胤禛将章嘉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自有其妙算。章嘉活佛可谓一个地道的御用喇嘛，康熙利用他在青海、内蒙古一带的宗教地位和名望，封其为国师，任他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以分西藏达赖喇嘛之权，专管内蒙古宗教事务，并留其常住京师。作为父皇身边的红人，胤禛自然不放过与他攀缘的机会，真可谓一举两得。当昔日的“圆明居士”摇身一变，成为坐在金銮殿上的雍正皇帝时，就不再专心佛事了，“十年未谈禅宗”。
另一张王牌就是儿子弘历。史书记载，十二岁那年，乾隆就离开了雍和宫，搬入紫禁城内居住，与康熙生活在一起。在康熙诸皇孙中，无人能受到如此宠幸，乾隆的命运也从此迥异他人。这一切，都是雍正精心安排的。他深刻认识到，在争夺久已空置的皇储宝座的斗争中，儿子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他存世的儿子弘昼，长乾隆七岁，当时虽已是青年，但“年少放纵，行事不谨”，使他很失望。只有聪明伶俐的弘历（乾隆），聪明活泼，俊俏可爱，最使他满意。于是，他利用康熙因皇储空虚而苦恼和老年人爱孙的心理，把乾隆做为一张王牌，打了出去，极力使乾隆赢得其祖的欢心，以加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实力。果然，康熙对乾隆非同一般的待遇，使得雍正登上皇位的胜算又增加了许多。
至于雍正其他的历史遗留问题，则是国人臧否前朝人物的通病。评价某个人好，就好得天花乱坠，完人一样；评价某个人坏，则罪大恶极，无一是处。这一切无非都是皇帝宝座惹的祸，原本平常的事也会不寻常，原本简单的故事也会很神秘。
（第二节）高薪养廉：当腐败成为一种通病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两千七百年前，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奇才管仲的至理名言。在管仲看来，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然而，事实上，廉洁作为一种追求的境界养成，却远非那么容易。作为廉洁的对立面，腐败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困扰着各朝各代政权的一大顽症。古往今来，中国历代官僚的生活基本上就是贪污腐化。一部二十四史，简直就是一部贪污史。而王朝的兴衰更迭，莫不与此有关，无不陷入腐败周期的轮回之中。从王朝初期狠抓反腐败斗争，到王朝中叶反腐败制度渐渐松驰，再到王朝后期便腐败盛行导致王朝灭亡，然后新王朝又从头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中国的历朝历代，对此也提出了种种的解决方案与措施。其中，就有针对国家各级公务员待遇问题的高薪养廉制度。养廉，通常是指以提高薪金和津贴标准等方法，以保证官员廉洁从政的物质生活条件。
论历代工资水平最高的，莫过于宋朝。宋朝的工资，不仅有禄粟（米面）、职钱（现钱）、帛料（衣服），地方官还有职田（土地），就差直接给房子了。此外，国家还出钱拨给官吏随身仆役一名。同时还盛行一专多能，一人多职。也就是一个人可以兼任数个官职，自然也就多拿几份工资。据说，“青天大老爷”包拯，他工资条上的数目就不少。这种办法，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条件下，有助于减缓贪贿现象。但宋朝并没有因为官吏享有厚禄而消除贪污，清廉之吏仍然不足。
论工资最低的，则莫过于北魏。北魏刚成立的时候，官员都是义务工和志愿者，没有工资，结果贪官一个接一个。也是，要不吃什么呀？等到孝文帝颁行俸禄制和惩贪律之后，贪官才大为减少。其次是明初，百官俸禄都给米不给钱，而且是相当的少。以洪武二十五年为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依次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到五石而止。在实际支付时，并不是直接给米，而是折成钱钞、苏木、胡椒或布。折来折去，每十石米也就值个一二两银子。另有资料表明，一个普通文官，每月只有三袋米，少的只有一袋。到成祖以后，米、钱才都给，但也少得可怜。以正七品官为例，每月俸米仅七担五斗，折银不到二两。这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养家糊口尚且困难。也才使得小官舞弊以救贫，大官贪污以致富。至明中叶以后，贪污受贿更成了习以为常的吏风。
清代沿袭明制，官俸也很低。正一品官年俸薪白银一百八十两，七品知县一年才四十五两。这点工资，自然无法满足官员们的日常开支和办公所用。而且朝廷还不断要求官员们“捐俸”、“减俸”，以满足军事行动带来的国家开支，使得官员的正常收入与生活益显窘迫，随之而来的是种种变相贪污的“陋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