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康熙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学，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传教士，都没有偏见。他的这种对待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平等心态，来自于他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只可惜，康熙对科学的热衷，也只属于他个人对科学的兴趣，而没有建立起一种科研制度和教育体制。随着他的离去，他的子孙却不知“科学”二字为何物，最后弄得屡屡惨败在西方人的洋枪洋炮之下。
（第八节）戏曲之盛：“南洪北孔”
清康乾时期，政治清明，商品经济发达，日趋至治，昆剧演出急管繁弦，盛极一时。而曲坛却流于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等艳情故事的渲染，老套新翻，传奇创作千篇一律，生气索然。这时，“南洪北孔”犹如两颗慧星，划过长空，卓然而立，超迈群伦，成为登上传奇现实主义创作艺术巅峰的典范。他们创作的《长生殿》和《桃花扇》，堪称传奇剧本中的双璧。因为洪升是浙江钱塘人，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他们也享有了“南洪北孔”的美誉。
康熙二十七年，洪升的作品《长生殿》问世。这出主要描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昆曲，在京城演出以后，文人雅士，褒誉有加，市俗大众，交口称赞。于是，满城倾动，一票难求，丽词艳曲，传唱街坊，成为当时天子脚下的一大盛事。
洪升出生于杭州一个富裕的士大夫家庭，家里藏书很多，有“学海”之称。他的父亲很爱读书，也很健谈；母亲是大学者黄机的女儿，当然也是颇有学养的大家闺秀。洪升小的时候，常和自己的表妹、黄机的孙女黄蕙一同游戏，两人青梅竹马，彼此非常融洽。洪升二十岁时，两个人亲上做亲，结成夫妻。四年后，赴北京国子监肄业。因未得官职，失望而归，无奈为了衣食而到处奔波。二十七岁前后，遭“天伦之变”的“家难”，使他为父母所不容，被迫离家别居，贫至断炊。康熙十二年（1673）冬，他再度前往北京谋生。两年以后，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编成，受到李天馥和王士□诸名流的赏识和培养，诗名大起。
康熙二十七年（1688），洪升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传唱甚盛。《长生殿》传奇的上卷，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定情”写到七夕之夜两个人在长生殿上的盟誓：“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可是，安禄山的叛军杀来了。在出逃的路上，在马嵬驿，面对群情激愤的将士，唐明皇被迫赐杨贵妃自尽。传奇的下半部，唐明皇深深思忆杨贵妃，时时处处睹物伤情。终于，他们在天宫里团圆了。
《长生殿》全剧共五十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词曲精美。它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作为情节线索，广泛地展开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描绘。围绕着李、杨爱情的悲剧，通过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上卷，作者联系他们爱情发展的过程，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正在酝酿中的国破家亡的巨变。下卷又结合他们的生死离别，抒发了人们对兴亡的感慨。同时歌颂了少数坚持民族气节的人物，狠狠鞭挞了在敌人面前摇尾乞怜的民族败类，表现了作家的爱国思想。
由于作者生活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清初，他对作为侵入中原的蕃将安禄山以及觍颜事敌的朝臣，表现出强烈的憎恨，并成功地刻划了一系列爱国者的光辉形象。对安史乱后转徙流离的人们，作者流露了深切的同情。作品中表现的深沉的爱国思想，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只是从劝戒统治者勿贪侈过度出发。他认为，祸败的起因是侈心。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不可能对唐明皇、杨贵妃进行更深刻的批判。在展开矛盾时，还接触到一定的社会现实。到解决矛盾时，便完全凭其主观想象而加以美化。这就造成作品主题的矛盾和混乱。这也充分暴露了作者的阶级局限。
在艺术表现上，《长生殿》继承了《梧桐雨》、《浣纱记》等通过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的手法。特别是上卷，以更多的批判态度，揭露封建统治者昏庸腐朽和政治上的黑暗，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下卷在对爱情悲剧的处理上，通过一些幻想的形式，歌颂感动天地的爱情，这又吸取了《牡丹亭》的浪漫主义手法。但由于缺乏现实基础，显得虚无飘渺，冗漫弛缓。
作者把自己的理想，熔铸在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之中，表现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倾向性。郭子仪、雷海青、郭从谨、李龟年等人物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和爱憎。同时，作者又善于从发展角度塑造人物。他细致地描述了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曲折发展的过程，从而表现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但由于作者有时离开了人物的社会环境、阶级特征来描绘，显得不够真实。
孔尚任（1648-1718年），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位才华横溢的戏曲大师。字聘之，号东塘，别号岸塘，自称云亭山人，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自幼即颇有才名。他通音律，工乐府，爱好诗文，其着述有诗文集《湖海集》、《岸堂集》、《长留集》等。其代表作有传奇《桃花扇》，因与洪升的《长生殿》齐名，世称“南洪北孔”。
孔尚任早年曾隐居在曲阜县北的石门山中，闭门读书。一直到他三十六岁那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返京途中，顺道来到曲阜祭祀孔子之时，孔尚任被举荐到皇帝面前讲授《论语》。由于他才华出众，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
不久，康熙帝又委派他以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前往淮扬一带参加当地的治水工程。在这里，孔尚任一干就是三年多的时间，直到1689年才得以返京。借此机会，孔尚任游了扬州、南京等地的名胜古迹，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特意拜访了江南不少名士。出于对前明王朝的怀念，孔尚任还多次拜访了那些明亡以后留下的孤臣遗老。在此同时，孔尚任还搜集了一些民间的轶闻趣事，对明朝的兴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他创作《桃花扇》的素材。
返京后的孔尚任，不再热衷于宦海那轰轰烈烈的生活，于是卸去了工部员外郎的官职，一心只当他的国子监博士，继续过着那终年与书籍相伴、清贫孤寂、半官半民的生活。在此期间，孔尚任一边整理历史资料，一边进行创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创作，到了1699年，他的旷世名剧《桃花扇》终于问世了。在剧中，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此来“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当《桃花扇》在京城上演后，广为世人所关注，轰动了京师。
《桃花扇》是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剧。作品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即作者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全剧的主题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作者鲜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从一连串舞台艺术形象里，清楚地看到当时南明统治集团里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势力，是怎样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一步步把国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样由政治上的把持权位、排挤异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敌人的道路。
其次，作品还通过侯方域的复杂活动，表现出当时统治阶级里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着名的复社文人领袖之一。在继承东林党人的事业，反对阉党余孽的斗争中，表现了他政治上进步的一面。然而正当国家内外危机深重的时候，他却沉醉在歌楼酒馆之中。这就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动摇态度，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南明危亡的历史任务。
最后，作者还为我们描绘了另外两类人的精神面貌。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另一类是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物，赞扬了他们不畏权势，坚贞自爱的崇高品质和朴素的爱国情怀。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作者以此为道具，记录了侯方域、李香君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在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时代，作者把高尚的人格寄托在卑微妓女李香君身上，把一个外表风流而灵魂孱弱的个性赋予了享有盛名的才子身上，而将最深沉的同情寄予在社会地位卑微的民间艺人身上。孔尚任借助他们的口，抒发了对末世既临的无可奈何、无可挽回的叹息。表现了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恨，使读者或观众痛恨权奸的误国、叛将的投降，惋惜复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层人民的反权奸斗争和爱国将领的宁死不屈。作者在作品里，从爱国思想出发所表现的爱憎，也基本是分明的。
文学史上原有不少传奇，通过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但《桃花扇》和《长生殿》的出现，却使这类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