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而风不止。土改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土地和财产的再分配，而且还要启发农民认识到自己贫穷的根源在于受剥削，于是诉苦、批斗大会成了土改运动中一项核心的政治行动。
“把万恶不赦的地主押上来！”随着一声高喊，村里的几个地主及地主婆被押上了台。黄彩玉由于瘦小，站在台上显得格外可怜。第一次被批斗时，低着头的她真想在地上找一条缝钻下去。挨过饿，吃过苦，当童养媳时挨过打，但从没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过如此羞辱。
通常批斗会前要先诉苦。
1952年出版的《人民学习辞典》中，对“诉苦”一词的解释是：“诉说自己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同时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
诉苦的贫下中农，往往是在地主家干过活的。而这需要做思想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主人家并不坏啊。曾在王松甫家当过保姆的洪黄女回忆道：“当时，乡村领导要我上台去揭发批斗地主婆，我是坚持不肯。他们说我在王家做了三年保姆一定吃了不少苦，我这人实事求是，没吃苦就是没吃苦。人家夫妻俩待我客客气气，给吃给穿，我怎么能平白无故去冤枉人。”
木瓜村的斗地主虽不像有的地方那样残酷，但阵势也够吓人的。公社、大队的干部都到场，方圆数里的村民都丢下农活赶来。偌大的庙堂里黑压压的全是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一阵接着一阵。
每一场批斗会，戏总是事先排好的。可临场也有唱得离谱的。
有一次，被做了思想工作的一个长工上台揭发，说地主王松甫家是如何如何富裕，以前这里看戏的祠堂、道路都是王家太公出钱修的。还说要饭的来到家门口，地主婆黄彩玉总不会让人家空手而归。因为有吃有穿，我们做长工的也就心甘情愿地给他们干活，受他们剥削。现在他们被打倒了，自己连稀饭都没得喝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啊？！
台下一阵哗然。主持者听得不是味，赶紧上来救场。可那长工蹲下来，双手捂着脸，竟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自己已经好长时间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肚子饿得咕咕叫……
后来，上去好几个工作人员才把他拉下台。
当然，立场鲜明、义愤填膺，对地主阶级造成了威慑效果的批斗者也大有人在。
每次开大会，有两个人斗起黄彩玉来总是显得特别的气势汹汹，喊起口号来也特别响亮有劲。他们先是诉说自己从前是怎么穷怎么苦，怎么受地主王松甫欺压，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对彩玉拳打脚踢起来……
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如此苦大仇深是事出有因的。
从前，国民党征兵搞摊派，每个乡村都必须落实任务指标。那回需要出两个人，王松甫很感头痛，这性命攸关的差事谁愿去呢？在家里，他也思量着，这天随口派起名字来。当说到某人，彩玉应了一句：“人家有老婆小孩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不是作孽吗？！”
是的，最好别拆散有家室的人。彩玉的话使王松甫想起了乡里的两个光棍汉来，而且他们又是最懒最穷的。
对，送他们去是最人性化，也是最佳的选择了。首先他们是光棍汉，本身无牵无挂；其次，他们很穷，如果当兵去，温饱问题就可解决了；而且，懒汉到军营还可好好得到锻炼，抽一下懒筋。
没想到解放了，两个光棍汉又回乡了。他们是穷人，是被迫让地主送去当兵的。于是，他们诉起苦来就显得特别苦大仇深，并且趁机动手打人以泄私愤。
两个光棍汉不仅在批斗会时出恶气，平时遇到彩玉不是骂骂咧咧吐口水，就是趁其不备暗中袭击。地主婆是要受惩罚的，如承担扫马路、拔草等义务劳动。有时，彩玉正蹲在路边拔草，光棍汉路过时会冷不防地在背后抬腿一脚。彩玉便扑倒在地。“哈哈，活该！”随着嘲笑声，她不用回头看，也知道是哪个光棍汉。
不管严寒酷暑，不管刮风下雨，多少年了，黄彩玉默默地忍辱负重。
大儿子可行的女儿王美君回忆说：“小时候，见奶奶在扫村里的路，心里奇怪，人家都扫自己家门前的，她怎么每天都要扫到大路上去？后来才知道奶奶是受罚才需要这样做的。但奶奶从不对我们说，也没提起过她遭人欺侮。这些事，我们都是后来从大人或者邻居口中得知的。”
也许是吃过童养媳的苦，又经历了丧夫之痛，黄彩玉面对人生磨难的抗压能力，明显比其他人强。
据说当地有三个地主婆，一个年老八十了，斗也斗不动，草也拔不了，拿她没办法。另一个与黄彩玉年龄相仿的，她承受不住无休无止的批斗与繁重屈辱的监督劳动，就改嫁到别村去了。于是，她就摆脱了地主婆的罪名。
为此，也有人劝彩玉，年纪轻轻的，日子还长着，若有合适的人也该考虑一下。但彩玉摇摇头：“我嫁出去，那孩子们怎么办？”她是绝不可能让孩子们受委屈的。
令人宽慰的是，三个儿子逐渐长大懂事，且在很小时就已尽己所能地帮助母亲了。那时，开批斗会还要地主人家自己挨家挨户去通知。而彩玉在田头忙得实在没工夫，童年时期的乐宾和阿光，常常替娘敲着铜锣去通知：“社员同志们，晚上庙里开大会！”这样，从上巷弄到下巷弄，边敲边喊，要二十多分钟。
在生活难以保障的岁月里，人们对那些政治上的迫害都已变得麻木。物质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让孩子们有饭吃是黄彩玉认准的硬道理。
儿子王泽光回忆起当年母亲的艰辛往事，历历在目。
象山出产番薯。作为一年四季的长粮，贮藏是很重要的事。而那活儿是需要赶时间的，每到九十月份，满地番薯收获来后，当地通常的做法是把它们刨成丝，风干。最好趁西北风起时一气呵成，这样如果老天爷突然变脸，提早下雪，也不担心发霉了。
但也常常有令人措手不及的事发生。好不容易在一张张竹垫上把番薯丝铺排好，突然一阵猛烈的西北风刮来。而番薯丝总是晾在风口的，于是整个垫子被掀翻，番薯丝被吹得一塌糊涂。
风口无遮无拦。寒冷中，黄彩玉面对意想不到的场景，慌忙捡拾，唯恐大风把那些食粮吹散。那时，跟在她屁股后的小儿子才四五岁，他见此赶紧帮母亲一起捡拾。
王泽光感慨：“娘真的很辛苦，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中，起五更落半夜，睡觉简直是马打盹。”
黄彩玉算得上是全村手脚最快的人。每年夏天的“双抢”，一个妇人默默地独自支撑下来，其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可见一斑。夏收夏种时，天没亮就起来出门割稻去了。中午，烈日当空，田头温度高达四十多度，身体感觉简直像被火在烤似的。古人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确是真实的写照。
打稻，晒谷，翻草，这些重体力活必须马不停蹄地做。若天公不作美，遇上雷阵雨，那晒在篾垫上的谷子可要遭殃了。所以，一旦发现乌云滚滚而来，得赶紧丢下手头的农活，先把谷子抢到仓库里去。有时，谷子藏好了，再去收晒着的草垛已经来不及，豆大的雨点已经砸下来，只得急匆匆把它们叠拢，大致遮盖一下。等紧急处理好这些，彩玉才暂到仓库避雨，身上的衣衫早已被淋湿。也只有这时候，她才得以喘息片刻。
黄彩玉付出着如此劳力，却不能满足自己的温饱。三个儿子随着个头的长高，饭量增大了。可家里的口粮不够。于是，她常常自己一日两餐，保证儿子们一日三餐。只有冬天下大雪时，才会让孩子们偶尔一日两餐。但这样会使她感到不踏实。因此，为把持好一日三餐，彩玉通常把早晚餐做得稀薄些，中饭则烧得厚实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
二儿子乐宾回忆道：“我上了一年学，9岁就帮人家放牛去了。娘是不会要我干这活的，我自己想去。因为那时饭吃不饱，我们一日三餐，而娘只吃两餐，苦活重活却要做，这使我看着心里不好受。于是，就提出给人放牛去。娘是要面子的人，常常对我们说要争气，不然家里要被人看倒的。所以，我替别人看牛去，她心里很难过。可娘犹豫之后，还是同意了。在她想来，至少可以让我吃饱饭了。这样，我不仅减轻了娘的负担，一年下来，还可给家里带来两三斗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