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彩玉沉浸在丧夫的彻骨之痛中时，解放象山的战役正紧锣密鼓开展着。
1949年5月，宁波、奉化解放后，国民党残部以及“流亡政府”人员窜至象山。由于象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蒋介石命令：“死守象山半岛，确保舟山群岛，为以后反攻大陆作跳板。”为此，国民党八十七军，即代号“长江”的部队，在象山半岛作了严密防守。
为粉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美梦，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根据党中央关于以最快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指示，决定发动“宁象战役”。从7月3日开始，经过连续战斗，解放军进入丹城。
7月10日，新华社向全国报道：象山半岛已于9日上午10时全部解放，溃退到象山半岛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已被驱除和肃清，解放浙江大陆最后一役胜利结束。
王松甫在世时，因家里往来朋友多，关于外界局势的消息十分灵通。黄彩玉虽不懂什么政治党派军队，但对身边事还是关心的。两年前南田暴动，客人来时每每谈论起情况，她都注意听，偶尔皱着眉头也会和保姆说几句：“打仗晦气老百姓，日子总要太太平平过才好呢！”
原以为解放了，看人们都欢欣鼓舞的样子，应该是好事。哪知道人生又一场巨大灾难向她袭来了。
“马上要划阶级成分了，听说划为地主的都要拉去枪毙，划为富农的统统坐牢。”
“据说一户有钱人家把家里的银圆，用米粉袋装好，偷偷扔到山上溪坑中去了。”
“什么乡长、保长，凡是在国民党手下做过事、当过官的，在共产党时代就都要遭殃了。”
……
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各样的流言漫天传播着。
那天，彩玉抱着阿光到小店买糖果，一听乡人说的这些话，不禁暗想：他当了这么多年乡长，如果活着的话，是不是要遭殃了？那个地主、富农不知怎么个划分法，想自己出身那么苦，该属于什么阶级成分呢？家里钱财虽然不多，但在木瓜村里算得上是响当当的人家啊！这些从前人们所羡慕的，难道转眼间都要变成罪孽了吗？
黄彩玉想不明白了，也不会问别人。她本是个内向的人，自从丈夫去世后，到家里来的客人自然而然地少了，而还未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她，更没心情出去串门与人说话。前不久，她把保姆给辞退了。彩玉心里清楚，家里的栋梁倒了，以后的日子会变得艰难。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随之，土改运动迅速在当地开展起来。
宣传动员、查田评产、划分阶级、征收没收、分配土地。
这下，拥有众多田地家产的有钱人家就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了，他们唯恐自己被划为地主或富农而遭受厄运。有人受损，也有人获益。那些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的贫困户则个个兴高采烈，他们都急切希望分到土地，从此自己种自己的田，再也不用出卖劳动力。
土改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划分阶级。黄彩玉对于家庭成分摊上地主，自己成为地主婆，是万万没想到的。按家里的田亩数，完全够不上地主成分的。这么多年下来，家里的地，卖的卖，送的送，所剩也不多了。
但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你们的田是没超过地主标准，可家里有好几个雇工啊！雇工就是剥削，剥削阶级就是地主。”黄彩玉一下懵了。这时，旁边的一个人插话道：“王松甫可是赫赫有名的伪乡长，算他走运，要是活着，早就被拉去枪毙啦。你想想，你们家不划地主，我们木瓜村哪户人家还能算地主？地主婆居然不认账！嘿嘿，世道变了还不知道……”
彩玉听得又惊又气，胸口一阵发堵。她看了一眼这个幸灾乐祸的人，很面熟。那不是村里有名的懒汉吗？他不是应征当兵去了吗？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这些疑问也只是一闪而过，她已没心思探究。
此刻，面对家庭接连不断的突然变故，黄彩玉真的是欲哭无泪，上告无门。
新旧制度交替，土地改革是必然的，只是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与激进，造成了不少悲剧。当时划分地主和富农阶级没有一致的标准，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大化和随意化现象。尤其是一些穷村，界线划得很低。矮中取长，因为每个地方总要有人成为地主或富农，不然贫下中农的田问谁要去？而且通常的做法是，对于一些“界限模糊”的人家，即可上可下的，只许“向上靠”，不能“往下拉”。可划为富农或者地主的人家就划为地主，而可划为富裕中农或富农的人家就划为富农。
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究竟处决了多少地主，至今没有一个权威数字。而他们中有一些人则是在贫下中农的愤怒批斗之下丧命的。
地主，这个名词在东方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概念。西方指的是农场主，即farmer，该词中文翻译为农民，但其在英文中其实是指拥有土地作为产业资本的人，因为西方实行的是农场化管理，故农场主即为地主。东方学说中，古代未有这个称呼，近代才引进这个称呼，它泛指具备相对多的土地作为资本的人。
中国农村所谓的那些地主，绝大多数属于普通小农地主，他们通过勤俭节约来积累财富，然后买地造福子孙后代。所以，多数发家地主的生活也是很艰辛的，生活上自然就很抠门这就造成了地主刻薄的印象，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周扒皮”。
“周扒皮”是高玉宝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刻画的地主形象。其中节选的《半夜鸡叫》因入小学课本而家喻户晓，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竟钻进鸡笼学鸡叫。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恶霸是如此残酷地欺压剥削劳动人民——这便是此文给予大家的深刻烙印。
然而，时过境迁。“周扒皮”的故事的真实性正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2009年1月，“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出书《半夜鸡不叫》，揭示其太姥爷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周春富是一个非常俭朴的人，干活是一把好手。要说他的缺点，只是对自己和家人吝啬罢了。但当时替他干过活的长工，对他的评价都不错，因为老头儿对长工很厚道。
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们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周家的五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
当时周春富拥有200来亩土地，另有4个比较粗陋的乡间作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均拥有10亩耕地的家庭不少，他的底子实在算不得很殷实。若不是还有那几个铺面，周春富还真算不上黄店屯村“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划了3次成分，他都不是地主，而是“富农”。混进“四大恶霸地主”之中，就只因《高玉宝》这本书。所以说，“周扒皮”是中国最有名却又最不符合实情的地主。
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却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是在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而据曾给周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富是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人山人海，我们家乡的人都去看。”
在大风潮中，不管遭受哪一种镇压法致死都不算特别，主要是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情节，最终成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弹丸之地木瓜村竟也有好几户人家被划成地主、富农。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王松甫家土地被分割去了，只留给少量以供生活所需；房屋也让出好几间，分给贫下中农住；黄彩玉戴上地主婆的帽子，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的批斗和监督。
从童养媳到地主婆，这富于戏剧性的身份变化，令黄彩玉感觉到命运之诡异。用丈夫命相学上的话来说，这是人生之劫难。但没料到这场劫难的影响会是如此之广，如此深重，如此长远。
不久，听人说王松甫的舅老爷，即他前妻的哥哥樊蔚乡被枪毙了。
彩玉为之震惊。这可是一位非常文质彬彬的读书人，他在一个名叫“张六四房”的民办学校当了多年校长，王迅虹也曾到他那里教过书，当时学校的地址就在如今王迅虹住的鄞州区格兰云天一带。寒暑假回象山青来老家，他也是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
樊蔚乡被抓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曾担任过几个月的珠溪乡乡长。也许因为他实在是穷书生，关押一段时间后就释放了。樊蔚乡是上了年纪的人，在牢里人已被折磨得不像样，出来时连路都不会走了。牢里的人只得用一根光竹棍，将他的手脚交叉架在上面，就像抬猪一样把他抬回家去。
本已瘫软无力的樊蔚乡哪里吃得消，半途中他实在熬不住了，就绝望地对押送人员说：“你们还是把我打死算了。”这样，他们就在山坡开枪毙了樊蔚乡。
彩玉这厢震惊还未过，接着又传来亲弟弟黄小雪被抓进监狱的消息。
她心里真害怕了，希望土改快点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