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抢时节苦虽苦，每晚至少还能睡上几个小时，而在“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日子里，简直就是夜以继日地连轴转了。
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作出了最高指示：“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其他一切就好办了。”于是，全国上下立即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了。据报道，在中央“三年超英，五年跨美”的指示下，全国6亿人口中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1亿。
当时，象山城大街小巷、各乡村晒谷场，目及之处都是用砖头垒起来的小高炉。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完不成钢铁任务怎么办？上面命令社员把家里的废铜烂铁都上交，谁不服从就是反革命。本来就戴着地主婆帽子的黄彩玉，岂敢怠慢。她把家里所有带铁的物件都搜罗出来了，包括上门的锁、箱子柜子上的铜也撬了下来。
当时山上不少好的祖坟也被拆了，因为里面的随葬品中肯定有带金银铜铁的东西。
晚上，炉火熊熊。
宣传员们拿着铁皮话筒来回高喊“要当大跃进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等口号。工地上到处竖立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一天等于二十年！”“掀起大跃进高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气壮山河的标语。
儿子们在忙忙碌碌的人群堆里，见到满脸沾着烟灰尘土、已三天三夜没合眼的母亲，她的神情非常憔悴不堪。
当时流传一首民谣：“日夜小高炉，山上树斫完，田里稻烂完，家里锅砸完。”活脱脱就是大炼钢铁境况的写真。
时值秋收，劳动力不够用，黄彩玉又被叫去开夜工。从炼钢到割稻，黄彩玉忙得不可开交。不少被“小高炉”搞得精疲力竭的社员，干脆把风灯挂在稻桶上，都去田埂上呼呼大睡了，许多稻谷和番薯就任它们烂在地里。
但彩玉断然不能偷懒，因为她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恐怕稍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
儿子们不善于表达，但心里懂得母亲的艰辛。
可是对做母亲的来说，宁愿苦活自己挑，也要减轻孩子们的负担。
那时，大儿子可行，二儿子乐宾都已是家里的劳动力了。唯有小儿子阿光刚上学读书。黄彩玉虽然自己没文化，但对孩子读书的事分外看重。由于家境突变，可行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乐宾更是时运不济，才读了一两年书就迫于生活早早当起了放牛娃。待阿光到了上学年龄，穷归穷，彩玉还是心意坚定地要让孩子去读书。这不仅仅因为她知道识字的重要性，潜意识里更有丈夫临终前的嘱咐：小儿子要好好培养。
所以，当见阿光也来到炼钢场地或农田帮忙时，她总是叫可行带弟弟回家，以免夜里睡晚了，影响第二天上课。
其实，每个儿子都是娘的心头肉。可行人称“烂大炮”，即为人处世大大咧咧的意思。但与之交流，会发觉他的细腻之处常在不经意间流露。他明白得很，娘对每一个孩子的关爱都是无微不至的。
可行回忆说：“那时，与娘在一个生产队劳动。挑担时遇上，娘总是眼疾手快地从我的担子里扒下些重物。她怕累坏我，宁可自己多担当些。”
对于二儿子，黄彩玉更是牵肠挂肚。乐宾放了一年牛后，彩玉心里不踏实，就叫儿子回到木瓜放牛。做母亲的后来想想，还是叫儿子去读书，这样乐宾又读了两年小学。
但地主儿子，不是说想读书就能读书的。当时队里要人放牛，那是一头公牛，号称“掘人黄牯”，以伤人出名，大家都不肯去放养它。有一天，公社开社员大会，公社书记和大队书记都在场，宣布让地主儿子去看这头牛。
黄彩玉深知这是命令，不能违抗，只有暗暗关照儿子：“放牛时千万当心，要多长个心眼。”
果然，这牛生性野蛮，常常会突然袭击。乐宾被它拱倒在地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一次比较严重，那牛从后面猛拱过来，乐宾冷不防，身子被掀得翻了个跟斗，人被抛出很远。
乐宾被摔得昏天黑地，一下子起不来。等彩玉闻讯赶来，他的屁股还痛得厉害，幸运的是没造成致命伤。从此，彩玉总是多多叮嘱儿子小心。直到这头公牛卖掉，乐宾到村里小队做活，她的这份担忧才放下。
乐宾看似个性倔强，但也不乏感性的一面。他说：“牛是很通人性的动物，你要杀它了，它知道，会流泪。我对养过的牛都有感情。记得有头牛被杀了，我心里很难过，为此还哭过一顿。”
对于母亲的苦难，乐宾有着别样的深刻体会。他说：“牛是很勤劳的，但它也有不肯干活的时候。特别是高温天气，牛已累得不行了，你再拿鞭子抽它，催它耕田，它会落泪。可母亲再苦再累，也只得撑着。”
那年头，最令人痛苦的事是，出力不讨好，还要挨批斗。
为响应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粮食亩产纷纷“大跃进”，实现高指标。
而这造成的结果却是征购加码，口粮不够吃。每年青黄不接时，国家不得不拨出一部分粮票来救济春荒。但毕竟僧多粥少，而且这种“返销”式的救济，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吸取教训后，有的农业社不得不采取“瞒产量”的办法。但这与当时形势严重相违背，于是一场“反瞒产”斗争又开展起来了。在把产量问题上纲到拥护总路线还是反对总路线上来，谁还敢落后。
谁落后，就要“拔白旗”。什么叫“拔白旗”？即谁怀疑“大跃进”高指标，组织上就对其采取措施，或隔离反省，或撤除职务，或开除党籍。相对的，何谓“插红旗”？即谁能跟着浮夸风，产量越报越高者，就能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对黄彩玉而言，无论“拔白旗”还是“插红旗”，她都得受罪。“拔白旗”，她上台陪斗；“插红旗”，她劳命伤身。
当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称：“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亩产量就可达到4万斤。”
要知道这仅仅是科学家的纯理论推测，属于前瞻性设想，是需要条件的。
谁知真有实践成果出来了。《人民日报》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报道了河北安国南娄底乡卓头村1.7亩小麦亩产5100斤。接着《人民日报》又报道：湖北麻城溪河乡第一农业社早稻亩产36960斤。
顿时象山城乡“学麻城、赶麻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铺天盖地。全县开干部大会，号召大家“实现亩产吨粮县”。
据象山史料记载：大徐区农业书记樊敬道的“卫星田”，报了亩产2000斤。县里王副书记说，你的名字就是“万斤稻”（即“樊敬道”的谐音），就报1万斤吧。而象山最大的一颗“卫星”是墙头区委书记叶树春的亩产16万斤。
荒唐的指标任务下，必有荒唐的行为。
为了实现“万斤稻”的神话，当时象山县委率先在南庄白鹤庙农场示范“移苗并丘”法，即把大片长势最好的稻子集中到一块田里，为的是“最大限度利用太阳能，多株多穗出高产”。移苗完成后，在沉甸甸的稻穗上，坐上一位小姑娘以示卫星田产量之高。然后拍新闻照在报纸上刊登。后来，据记者透露，其实下面是放了凳子。
上行下效。于是，各区、乡书记都亲自挂帅放卫星。在施有大量基肥的田里，把别处已孕穗的晚稻纷纷移植过来，密密麻麻地挤挨在一起。然后，钉上木牌子，上面写“某某卫星田”。
这岂非拔苗助长！违反客观规律的事必受惩罚。由于植株太密，不透风，稻子茎叶开始发黄。于是，不得不叫人拿芭蕉扇，去卫星田“扇苗通风”。
凡是苦差、急活，黄彩玉总是避不过的。她整天蹲在田头，手不停地扇着。由于劳累过度，睡眠不足，加上饭又没吃饱，一天，她终于在田头昏倒了。
那时实行公社化，开始人们真的以为进入了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孩子读书不要钱，妇女分娩进产院不要钱，到缝纫组补破衣不要钱，老人去世所用棺材不要钱……然而，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想主义不久就宣告破灭了。
大队食堂很快难以为继，饭煮得像粥一样，稀薄得很。田间劳作的社员吃了，撒过一泡尿肚子就空了，何况像黄彩玉这样一天到晚忙碌不停的强劳动力，实在是抵抗不住了。
那天中午，阿光为娘烧了一顿饭。家里储备着些许剩粮，彩玉原是为正在长身体的儿子们充饥的。现在儿子煮给自己吃。阿光还烧了一碗咸齑汤，在汤里放上了点味精，那也是家里唯一现成可取可做的菜。当儿子把饭菜端到床头叫娘吃时，彩玉欣慰异常。想必天下做母亲的，没有什么再比孩子懂事孝敬更让人感到欣慰的事了。
也许因为饥饿，也许因为舒心，发着高烧的黄彩玉把那碗咸齑汤喝了个精光。她难得地夸奖儿子道：“这汤煮得真好吃，非常落胃。”
小儿子王泽光对母亲这一次病倒，印象很是深刻。因为在他记忆中，母亲从来没生过病，更因为这天居然还有人来通知，晚上要母亲去陪斗。原来，有人讲了攻击三面红旗的话：“产量万斤稻，肚皮吃不饱。”结果被视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挨批。
第二天，黄彩玉硬撑着起床又到卫星田“扇苗通风”去了。但稻子并不因为她的勤劳负责而起死回生。最后，卫星田颗粒无收。
“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1959年秋，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业歉收，大饥饿降临，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
居民每月口粮减少，不得不搭上番薯藤粉、金刚刺根等所谓“杂粮”。因吃不饱，社员们纷纷到山里去寻找遗留在地里的小番薯充饥，有的则挖葛藤根等野生植物为食。
当时，村里有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卫生院用松树叶加红糖制成青松毛糖浆，分发到有水肿病人的家里。但对于病情严重者，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饿死人的事也就不稀罕了。
在这最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泽光回忆说：“番薯藤、金刚树刺树根、南瓜藤、糠饼，我们都吃过，但与村里许多生水肿病的人相比，我们家里还算幸运，因为娘把持得好。即使再苦，她依靠自己的双手，总能想方设法维持我们的生活。”
不怨天，不怨地。任凭风高浪急，活着是第一要义。
王泽光说，母亲沉默坚强、不折不挠的人生，颇具郑板桥《竹石》诗所描绘的那种平凡而又不易的境界：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