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大昭寺殿廊的檐角排列着雕刻精湛的雄狮伏兽为108个，青海塔尔寺大经堂内有直径1米的巨柱108根。北京天坛下层栏板是108块。北京雍和宫法轮殿内放的大藏经就有108部，施耐庵着的《水游传》中的梁山好汉就是108个。曹雪芹着的《红楼梦》全书中“情榜”人数也正好是108个。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人民都喜欢“一O八”这个数字呢？究其根由，乃是人们认为9是具有吉祥极高之意，而9的12倍刚好就是108。人们喜欢取汉字的谐音图个吉祥如意，因为民间口语有“一O八，大家一齐发”的说法，所以“一O八”在汉字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说说“之乎者也”
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他原来是后周的大将。公元960年，他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
赵匡胤不仅能骑马得天下，对汉字的应用也十分内行。有一次，他和宰相赵普来到京城四周巡视。到达朱雀门外时，赵匡胤看到了门额上“朱雀之门”四个大字。他回头对赵普说：“这个门额应该改。”
赵普大为疑惑：好好的门额为什么要改？但是，皇帝的旨意又不能置之不理，便问道：“皇上的意思是？”
赵匡胤解释道：“门额上所写的‘朱雀之门’那个‘之’字是多余的，改为‘朱雀门’就行了。”
赵普辩解说：“皇上有所不知，那个‘之’是语助词，它在这里也有它的用处啊！”
赵匡胤笑道：“有什么用处，那些之乎者也，其实一点作用也没有。”
“朱雀之门”是可以改为“朱雀门”，而且显得更加精炼了。赵匡胤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是他认为“之乎者也”没有作用的观点却是大错特错的。
之乎者也，是古汉语中最重要的几个虚词，如果古汉语中没有之乎者也等虚词，而只有实词，那么其表达能力会大大降低。
当然，“之乎者也”这些虚词在古代也主要用于书面语，而不能随便乱用，否则便会闹出笑话来。
古典小说《镜花缘》里有一叫“淑士国”的国度，这个国家的人们都是儒者打扮，他们说的话都是文绉绉的，满口“之乎者也”。小说中主人公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进了酒店，想喝点酒。酒保斯斯文文地走过来，向他们三人边鞠躬边问：“三位先生光顾者，莫非饮酒乎？抑用菜乎？敢请明以教我。”
林之洋一听，这么多“者乎”。他不耐烦地说：“你是酒保，还满嘴‘者乎’，是什么意思，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拿来！”
谁知这酒保仍然不慌不忙地说：“请教先生，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
这时，林之洋已经气得拍桌子了，说：“什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去拿来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我就先揍你一拳！”
这可把酒保吓住了，他连忙说：“小子不敢，小子改过！”他随即去取了酒和菜，给每人恭恭敬敬地斟了一杯，退了下去。
林之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但他马上眉头紧皱，口水直流，捧着下巴喊：“酒保！错了！你怎么把醋当成酒了？”
这时，他们旁边坐着的一个驼背老头在连连摇手，他说：“吾兄既已饮矣，岂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尔恳焉。兄耶，兄耶！切语之！”
林之洋听他满口虚词，觉得浑身发麻，暗暗发笑。林之洋对他说：“我埋怨酒保把醋当成了酒，与你老人家有什么关系？怎么会连累到了你？”
那老头听了，振振有词地说：
先生听着：今以酒醋论之，酒价贱之，醋价贵之。因何贱之？为甚贵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尔贱之；醋味厚之，所以贵之。人皆买之，谁不知之。他今错之，必无心之。先生得之，乐何如之！弟既饮之，不该言之。不独言之，而谓误之。他若闻之，岂无语之？苟如语之，价必增之。先生增之，乃自讨之；你自增之，谁来管之。但你饮之，即我饮之；饮既类之，均应同之。向你讨之，必我讨之；你既增之，我安免之？苟亦增之，岂非累之？既要累之，你替与之，你不与之，他安肯之？既不肯之，必寻我之。我纵辩之，他岂听之？他不听之，势必闹之。倘闹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么了之！
“脸”与“面”
“脸”和“面”现在的意思差不多，但在有些场合也不能混用。比如我们在骂别人“不要脸”时，就不会骂成“不要面”。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同。“面”是书面用语，“脸”则是口语。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说“脸”而不说“面”，如洗脸、擦脸，如果换成洗面、擦面，则失去了口语生动活泼的效果。
但其实，“脸”和“面”存在这种差别是在近代才有的，在明代以前，“脸”和“面”都是书面用语，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这两个词，如唐代诗人岑参有诗“岸花仍自羞红脸”，李清照词云“香脸半开娇旖旎”，白居易“犹抱琵琶半遮面”，以及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等等，都把“脸”和“面”用进了文学词句中。
为什么在古文中又用“脸”，又用“面”呢？这是因为这两个字在以前的意思是有差异的。“脸”这个字出现得比“面”晚，产生于魏晋以后，最初的意思就是颊，常常指妇女目下颊上可以施粉的部位。如白居易的《昭君怨》中“眉销残黛脸销红”，指的就是这个部位。“脸”在古代还有“睑”的意思，也就是眼皮。南朝梁武帝《代苏属国妇》诗：“帛上看未终，脸下泪如丝。”诗中的“脸”是“眼皮”的意思。
相对来说，面的范围就比脸大，指整个头的前部，包括脸。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脸表示的范围逐渐扩大，到现在基本上和面的意思差不多了。
“家”与“豕”
“家”是供人居住的地方。“家”字上半部分的“宀”，代表房子，但下半部分的“豕”字，却是小猪的意思，这就不好理解了。因为照常理来说，“家”的下部应该是人，为何反而成了猪呢？
其实这与汉字的象形特点以及古代的畜牧生活有关。“家”是一个会意字，它外部的“宀”表示与室家有关，下部之所以用“豕”，是因为上古时代生产力低下，打猎捕食的偶然性很大，生活得不到保障，所以人们多在家里养猪备食，以防饥荒，所以房子里有猪就成了人家的标志。
据考证，我国很早就开始养猪了。西安半坡遗址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屋内残留的猪骨，这些猪骨距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了，这些猪的体型特征已接近现代猪，应为原始家猪。随着阶级分化，人们逐渐以养猪的多少作为财富的象征。在古人看来，光有栖身之处还不算真正有家，还要加上猪才行。有猪的家，才算富足安定。这就是古人造的“家”字里有“豕”的原因。
意见不同为何叫相“左”
我们常将意见不同称为意见相“左”，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日常生活中，“左”和“右”差别挺大。一个人的左右两只手的灵活程度就很不相同，大多数人右手灵活机巧，适于从事担当多种任务；而左手较为拙笨，具有很多不便之处。
古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后，考虑到“右”方便而“左”不便的因素，认为“右”有帮助自己的功效，于是就用“右”来表示帮助、偏袒。《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周王的朝臣王叔、陈生两人与大臣伯舆争权，于是“王右伯舆”，意思就是说周王偏袒伯舆。
既然“右”表示帮助、偏袒，那么“左”就有了相违、反对的意思。唐代孔颖达在为《左传》作注时就说：“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可见，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这样的用法。
后来，“左”又逐渐引申为事情、意见的相违、相反，后来干脆约定俗成地使用“相左”来表达意见相违了。
打了败仗为何叫“败北”
我们常将失败，称为“败北”，而不叫“败南”，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北”的本义是“背”或“相背”。甲骨文的“北”字写为“孤”，是两人背靠背的样子。因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北，乖也。二人向背。”
古代两军交战时，被打败的一方总是背对敌人逃跑，因此，“北”这个字，就有了“失败”的意思。《左传·哀公二年》：“大子救之以戈，郑师北。”这里的“北”，就是“败”或“败逃”的意思。
因此古文中谈到打败仗时，常形容胜方“追奔逐北”，意思是追赶、奔袭、逐杀背向自己仓皇逃命之敌，如《史记·高祖本纪》：“秦兵强，常乘胜逐北。”意思就是说秦兵强盛，经常乘胜追杀败军。
秦汉以后，“败北”成为一个双音节的常用词。《史记·项羽本纪》：“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后来“败北”除了指军事失败或失利之外，还被引申为在各种竞赛中失败。
失败叫“败北”，那么打了胜仗是否就可以叫“胜南”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败北”的“北”与方位无关，因此不能用其他表示方位的词来表示优胜劣败。
“折柳”为何用来比喻离别
古人在与亲友分别时，常折下一枝柳条送给即将远行的人，表示挽留和祝福，称为“折柳送别”。这个习俗起于汉代，据《三辅黄图·桥》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代）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由于“柳”、“留”谐音。所以折柳就有了挽留的意思。
唐时，折柳送别的风气越来越盛，李白就有词云：“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古代长安的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在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友。
柳树是春天的标志，在春风中摇曳的柳枝，总是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因此折柳赠别也蕴含着“春常在”的祝愿。柳树的生命力顽强，《太平御览·木部》说：“柳，断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生之易者，莫若斯木。”古人送行折柳相送，也寓意亲友背井离乡正如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能很快地生根发芽，是对亲友的美好祝愿。
省、县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县制，现在全国有省级区划单位34个，其中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又包括数量不等的县。那么，你知道，“省”“县”这两级的区划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
在我国历史上，“县”的名称比“省”的名称出现得早。“县”作为行政区划名，始于春秋时期。最初设置在边地，秦、晋、楚等大国往往把新兼并得的土地置县。到春秋后期，各国才把县制逐渐推行到内地，而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置郡。郡的面积虽较县大，但因地广人稀，地位要比县低。所以晋国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见《左传·哀公二年》）。”
战国时期，边地逐渐繁荣，才在郡下设县，产生郡、县两级制。秦统一六国后，确立郡县制，县隶于郡。之后的历朝历代，县一直作为我国的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单位存在着。
而“省”的区划名称是直到元代才产生的。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以后，整顿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创立了行省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它不仅统管全国行政，还直辖大都附近的河北、山东等地区。在地方则设行中书省，置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职，总揽该地区的政务。当时全国共有河南、江浙、湖广、陕西、岭北、辽阳、四川、甘肃、云南、江西等十一个行中书省。这是地方最高行政区划。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元代的十一个行省划分，成为后来我国行政省区的雏形。明朝朱元璋虽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司，但人们习惯上仍称行省。到清代，不仅恢复了省制，而且增为十八行省，后又增为二十二行省，已很接近我国现行区划了。
板、眼
经常听别人说某某人做事有板有眼，意思是说这个人言语行动有条理，有步调。那么，什么是“板眼”呢？
通俗地说，板眼就是中国式的音乐节拍。比如京剧里的西皮、二黄唱腔中的“一板三眼”，就是在一个四拍小节中（4／4），鼓师先击一下檀板，后敲三记单皮鼓（一记叫头眼，二记叫中眼，三记叫末眼），这种板式，节奏慢的叫慢三眼，稍快的叫快三眼。如《凤还巢》中“日前领了严亲命”一句导板之后，就是大段的西皮慢三眼（也称慢板）；《赤桑镇》中，包拯唱的那段“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就是二黄快三眼。又如“原板”，原板为2／4拍节，惯称一板一眼。即鼓师先击一下檀板，后敲一记单皮鼓。
此外，还有快节奏的流水板、快板，拍节为l／4，这类板式紧张激越，气氛热烈。
符、节
我们在阅读古文时，经常会遇到“符”和“节”两个字，那么，它们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先说“符”，它是调兵遣将传达命令所用的凭证。一符从中剖为两半，有关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两半互相符合，也就是《说文》所说“分而相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
历史上有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符的用法。战国时期魏安厘王二十年，秦兵进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便向信陵君求救。但是，信陵君并没有掌握军权，劝说魏王出兵救赵，魏王又不答应。无可奈何之中，信陵君通过魏王的宠姬盗得兵符，拿着兵符假传魏王的命令，取得了十万大军的指挥权，进兵攻击秦军，秦军败走，解了邯郸之围，保全了赵国。
古代的符多做成动物形状，我们常听说的“虎符”，就是做成虎型的符。符一般用铜铸成。现存最早的铜符是战国时期的。秦、汉时期的符亦多采用虎符的形式。唐、宋时代的符常有做成龟、鱼形状的。
“节”是通行的凭证。出使外国的使臣常常要带着节，例如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在大泽中牧羊时还拄着汉节。节分车节和舟节，一般为每组五枚，两组十枚，合拢起来成竹筒形。节上的铭文内容是规定水陆通行路线和车船数目。
茶
最早种植茶叶的是勤劳的中国人。
在4000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炎帝就发现了“苦荼”，也就是茶。1000多年以后，人们又称“苦荼”为“梗”（音jia），当时《尔雅·释木》篇里很明确地把“梗”解释为“苦荼”，这里的“荼”字就是现在的“茶”字。
东晋时期，人们开始将茶作为饮品。当时有个叫郭璞的人在《尔雅注》里写道：“……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拜……”可见当时人们对采茶的迟早与茶质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精辟的总结。
我国古代嫁娶，多用茶叶作为聘礼，女家受聘称为“受茶”，而茶花也被作为女子的美称。人们还用茶树象征永恒的爱情和坚定的友情。
公元674年，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陆羽（被后代誉为“茶圣”）开始写作我国（第一部）研究茶的专着《茶经》。《茶经》一书，从采茶、制茶到包装都有详细的描写，就连用什么水泡茶也很有研究。
后来，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进一步把制茶工艺详细分为20条。如今，茶叶已是人们非常喜爱的饮品之一。
酒
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在偶然的机会中发现含糖的野果会自然发酵成酒的。此后，人们便有意识地利用野果造酒，但由于用野果酿酒要受季节限制，谷物酿酒术就产生了。
《战国策·魏二》曾记载有禹帝女仪狄造酒进献给禹的故事。《诗·大雅·既醉》中说：“既醉以酒，既饱以德。”由此可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祭祀、会盟、庆祝胜利、接待使者等场合中，酒成为必不可少的饮品。1974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墓里，出土了距今二千二百多年的古酒。
我国最早使用谷物来酿酒，并且还发现要提高酒中的酒精浓度，只要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加进煮熟的并经过浸泡的谷物即可。后来，这种技术流传到日本，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国。
鼎
鼎，是一种三脚的锅，在先秦时期，它是人们煮烧、煮饭菜的工具。现在我们常说的“鼎沸”一词，意思仍是像水在锅里沸腾的样子。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古人将鼎做得辉煌、壮观、精美，以至于后来，鼎成了王权、皇权、政权的象征，这样，鼎就渐渐和锅分了家，人们将做饭的鼎叫做锅，而象征权力的鼎则消失了“做饭的器具”之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