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遍地英雄
夜色正浓。在西方山通往五圣山的崎岖道路上，有三个人在蹒跚奔走着。已是后半夜了，三个人疲劳不堪，却不敢放慢脚步。领头的一位志愿军干部是三兵团作战参谋吴安良。八九天以前，吴安良按照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的指示，带领另外两名年轻的参谋人员前往西方山一带驻防的四十四师，为的是将西方山阵地的敌情我情随时向兵团报告。然而今天下午，吴安良等人正在四十四师一个连的阵地上调查部队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就接到命令，说兵团通知他们迅速赶往四十五师师部。这天晚些时候，吴安良从连队前沿阵地赶回团部，给兵团部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兵团参谋长王蕴瑞。据王参谋长说，首长（指王近山）让吴安良几人马上去四十五师五圣山方向，说那边打了两天了，很激烈，要求他们最迟明天上午赶到四十五师，以便随时和兵团联络。王蕴瑞正向吴安良交代任务，“大概是王近山正好走进作战室，就听王蕴瑞说，你等等，王司令跟你讲话。王近山要我们立即出发去四十五师，给我交代去四十五师的任务：一、看看部队弹药供应情况；二、部队伤亡究竟有多大；三、防御工事被摧毁的情况。王司令员还说，到了四十五师，不要到处乱跑，要保证随时能找到你，每天最少要与兵团联络一次……”
对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晚上发生的这件事，吴安良记得很清楚。“与兵团通过电话后，我们匆匆与团里交代了一下，就要走。团长（名字忘了）说，师长向守志来电话，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我们回到十五军军部，再由军部去四十五师。但我觉得那么走路程远，有六七十公里，只有从西方山阵地直接去四十五师距离最近，只有二十公里。团里给我们派了一辆美式吉普，要一个通信员和一个司机送我们上路。”
美式吉普在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遇到一个大炮弹坑，是敌人重炮炸的坑，有四米多深。车子过不去，司机便犹豫了。“我看司机害怕了，四周炮弹不停地爆炸，不知道哪一颗会落到头上……我就干脆让司机和通信员返回他们团去了，我们觉得这里离四十五师不太远了，干脆动用‘十一号’算了。”
三个人摸黑走夜路，爬沟越梁，深一脚浅一脚，有时炮弹在近处爆炸，“炸药味儿呛得你肺都疼”，更多的炮弹不停地从头上嗖嗖掠过，尖厉的啸声把人的神经崩得紧紧的。一上到山坡高处就看到“敌人阵地上贼亮的探照灯和照明弹，晃得你睁不开眼”，从南边传来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吴安良等人没有向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炮二师的炮群阵地，炮团派了一个认路的通信员送他们去四十五师。“等我们赶到德山岘四十五师师部，天都快亮了，我们每人衣裳挂得一条一缕的，满身泥泞汗水，四十五师的值班参谋要让人给我们做饭吃，我们说算了，还是先睡觉吧，钻进一个洞里就睡下了……”
就在吴安良等人连夜从四十四师向四十五师赶路之际，上甘岭的两个山头上，更多的战士们正经历着比吴安良等人更危险的遭遇。一三三团新战士王仕佑这天夜里参加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战斗。他们连的任务是拿下八号阵地。王仕佑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紧张得“心禁不住怦怦跳”，为了压住心跳，“用力咽了几口唾沫也压不住神”。他跟着其他战士，战战兢兢向敌人阵地方向摸去，“突然打过来几排炮弹，就在离我几公尺的地方爆炸了。”王仕佑卧倒后，炮弹掀起的尘土石块纷纷落在他身上，将他埋起，过了半晌，他才爬出来，知道自己没有负伤。可是，“爬起来一看，战友们都不见了。”王仕佑赶紧向前去找部队，他顺着漆黑的山沟摸到了七号、八号阵地的结合部，忽然听到山顶上有人说话，搞不清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他又悄悄向前爬了几公尺，定神一看，惊得他险些喊出声！是一大群南朝鲜的“李伪军”，“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密密麻麻在洼部挤成一大堆。”王仕佑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便下决心偷袭这些南朝鲜人。他向人群里投去两颗手榴弹，只听轰隆轰隆两声爆炸，他的紧张劲儿立时就给炸没了。几个敌人被炸倒，成为死在王仕佑手下的第一批敌人。那时候，王仕佑觉得杀死几个敌人是很容易的事。他自豪了，壮着胆子喊起来：“同志们冲呀！”一边就向逃跑的敌人放枪，撵着敌人屁股追，“像是赶一群羊。”
与王仕佑相比，二连的新战士杨金玉就没这么幸运了。杨金玉夹在战友中间，“刚接近山脚，就被敌人发现了”，密集的弹雨横扫过来。杨金玉向前跳着跃进。突然，一块弹片打中他的臀部。“他一声没哼掏出个救急包，迅速包扎好，又向前追赶战友们。”
部队向主峰前进时，战士何思勤发现，“杨金玉忽然停下不动了”，片刻，听见杨金玉大喊：“我踩上地雷了，你们从我两边快冲吧！”谁都明白，他只要一抬脚，地雷就会爆炸。偏偏有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了，他右臂又被炸伤。等部队过完后，他强忍伤痛蹲下来要挖地雷，却没有支撑住身体，“稍微一斜就昏迷倒下了，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地雷终于爆炸了。”
五九七点九高地同样经历着残酷的争夺战。班长崔含弼带着战士们反击，炮火准备过后，他第一个跃出坑道，刚跑没几步，敌人的火力点便开火了。紧接着，他的右手被敌人子弹击中负伤，跟在他后边的一个组长也牺牲了，另一个战士吴新绪也不见了。他硬着头皮一个人向上冲，因为他是突击班长。
崔含弼迂回到敌人一个地堡后边，距离只有七八公尺。地堡里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忽然，“从地堡里走出六七个美国鬼子，背对着我朝山下打枪。我端起冲锋枪照准这几个鬼子扫了三个来回，狗日的们全完了蛋。”接着，崔含弼又朝地堡投去一颗手雷，一声沉闷的爆炸，这个地堡便成为埋葬死人的坟墓。崔含弼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做完。他又向前跃进几步，“把手雷朝第二个火力点投去，手雷正好落在掩盖地堡的钢板上，硬碰硬威力更大，一声巨响，鬼子血肉横飞。”这时候烟雾渐渐稀薄，照明弹亮得很，崔含弼被三号阵地上的敌人发现了，“哗”的一片机枪子弹盖过来，击中他的两条胳膊和左腿。崔含弼负重伤倒下时，看见离他十几公尺处还有个地堡，从掩体的射孔里，子弹呼呼地往外飞，“跟下雨似的密”，阻止了战友们的冲锋。
崔含弼咬牙硬撑着向敌人地堡那里爬。由于他两只小臂负伤，“两只手不能沾地，光靠两个胳膊肘支撑着。臂上的伤更是疼。”他耗尽力气，终于爬到地堡跟前，可是两手却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连手榴弹盖子也揭不开。只好用牙咬着一扭，盖子开了，牙齿也带下来一个。崔含弼将手榴弹投向地堡，也不知炸了没有，自己就昏倒了。“迷迷糊糊听见同志们在呼喊着冲锋。好一会儿我才清醒过来……”
醒过来后，崔含弼又向三号阵地爬。路上，他遇见了吴新绪、陈光海和王芳明。这三个人也都负了伤。吴新绪右腿上挨了一枪，也没包扎就那么流着血，一步一拐地摸上来；王芳明的伤在脸上，“炮弹片掀起了他半张脸，尘土和血混在一起，整个脸成了褐红色……”
几个伤员协助一排攻上三号阵地，之后，为守卫阵地，他们又用转盘枪和手榴弹杀死了百名敌人……
另一位班长王彦林经历的战斗则显得轻松得多。王彦林带着他的班向一号阵地冲击。由于有炮火的掩护，他们进展很顺利。“我知道离敌人越近越安全，因为敌人的炮总是要在离他自己步兵很远的地方才敢打，所以我就带着全班一个劲儿往前冲。这样，敌人的炮弹都落在我们后边了。”王彦林回忆说，冲击时，“敌人的炮弹在后边炸，我们的炮弹在前边和左右两边炸。我们就在这个炮弹圈里前进。似乎离我们自己的炮弹更近些。无数块弹片带着呼啸声从头上飞过去……我们跳过一些冒着烟、闪着火、热乎乎的黑弹坑，火药味儿呛得喘不上气来，可是还是紧跟着炮弹向前发展……”王彦林带领全班人，把敌人占领的五个阵地、十八个地堡，一个一个地拿下来，“全班一个人都不少，”而王彦林自己则“一根毫毛都没伤着”。
当然，像王彦林这样的幸运者，最多只有百分之一，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他说，“最紧张的几天争夺战，两个山头上每天都得各打掉一个连。”
相比起夜间的反击，白天的防守更为残酷。
在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四号阵地上，一三四团六连一位名叫葛洪臣的排长在子弹打光后，和冲上阵地的敌人肉搏——一个敌人扑上来抱他，他一闪，“趁势举起枪托狠狠砸下去，那敌人怪叫一声倒下了”，接着，他又抡起枪托，“另一个敌人打了个寒战，还没站稳脚，枪托下去，脑浆迸裂倒下了……”在这个小小的山头上，战争就表现为敌对双方士兵个人间的相互杀戮。
葛洪臣杀死两个敌兵，又用手榴弹向敌人投去。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腹部，“子弹自右而左划过肚皮”，肚腹被齐齐割开，肠子和着鲜血一起流出来，垂在肚皮外边。葛洪臣“立即把一团一团流出来的肠子捧起来塞回肚里，撩起衣襟一裹，用左手紧紧按住……”他腾出右手，拿起手榴弹，用牙咬去铁盖，用舌尖勾出导火索，甩向敌群……葛洪臣历经盘肠大战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二堵枪眼的人
十五日中午，在桧仓里志愿军总部的掩蔽棚里，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和新任副司令员杨得志及代参谋长张文舟等正在一起吃午饭。机要处一位参谋送来了十五军的一份电报，电报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和政治委员谷景生共同签发的，报告内容是关于敌人从十四日凌晨开始向上甘岭防御阵地发动猛攻的情况。“自凌晨五时起，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一部共十个营的兵力，在一百○五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三百余门、坦克三十多辆、飞机四十余架的支援下，分六路向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发起猛攻。与此同时，美、伪军各一部共四个营的兵力，分别向我们四十四师、二十九师正面的三九一高地、上佳山西北山、芝村南山、四一九高地实施牵制性进攻。是日，敌人对我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以一个排至一个营的兵力采取多路多波方式冲击，共发射炮弹三十余万发，飞机投弹五百余枚……”
十五军的电报令邓华和杨得志很有些担心，在此之前，他们对昨日凌晨上甘岭的战斗尚一无所知。几个人再无心吃饭，匆忙赶到作战室。
从作战室地图上看，上甘岭位于五圣山南麓（金化以北），其以南的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是我五圣山主阵地前的两个连的支撑点，总面积大约三点七平方公里。如果把五圣山比作一个坐下的人，那么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则是这个坐着的人伸出的两只脚。并且，这两只脚已经踹到敌人防御阵地的中腹。从这两只脚上，可以俯瞰金化一线的纵深，可威胁敌金化以北交通。“显然，敌向我发起进攻的企图在于：首先占我五九七点九高地及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再夺取五圣山地区，以改变金化地区防御态势，破坏我进攻企图，察明我坑道情况，为尔后进攻平康、金城以北地区创造条件。”副司令员杨得志得出这种判断。
杨得志吩咐值班参谋要通了三兵团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王蕴瑞的电话报告让邓华、杨得志等人稍稍安下心来。他在电话中报告了兵团的部署情况后，很有信心地说：“请志司首长放心，秦基伟他们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活动。提出一个新提法：过去讲誓与阵地共存亡，现在讲绝不让阵地丢半分。阵地要存，人也要存！”
在十五日中午志司接到十五军的电报之前，三兵团也接到了十五军的电报。就在王蕴瑞接到杨得志打来的电话时，王近山正在饭桌边味同嚼蜡地吃着午饭。同桌就餐的还有副政委杜义德和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等兵团首长。那天中午的饮食很简单：捞面条。一般人吃面条是把卤汁和面条搅拌在一起吃，可王近山却从不那么糊里糊涂地吃，他是面是面卤是卤地吃，像吃米饭炒菜一样，吃一口面条，喝一点卤。
这天中午，王近山吃了小半碗面条，王蕴瑞就接完志司的电话回到了餐桌边。
“杨得志来电话，说邓华司令员讲，上甘岭敌人进攻了，正是歼敌的好机会……我已告杨副司令，十五军决心很大，口号是：一人舍命，十人难挡。阵地要存，人也要存！”王蕴瑞在饭桌边坐下，又端起了饭碗。
“这个口号不错，”刘有光说，“一人舍命，十人难挡——说的是精神；阵地要存，人也要存——讲的是方法……”
“我不管什么口号，我要的是千方百计保阵地不失。”王近山放下饭碗，对王蕴瑞说，“吃过饭，你给吴安良他们打电话，要他们从四十四师立刻转到四十五师去，我们要随时了解一线部队的真实情况。”
吴安良等人在十五日夜到十六日凌晨赶到四十五师，在十七日上午就接到了王近山亲自打来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