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陶园林搞不清副班长的意图，一边往回撤，一边还嘟囊着：“敌人快上来了，为啥要进洞？”可是，十几秒钟之后，他的疑问就得到了解答。
原来，蔡兴海敏感地意识到，“敌人是在使用炮火假延伸的办法来诱骗我们的步兵出洞，然后再以炮火突然杀伤，所以，敌人的步兵才卧在两百米之外不急着向上攻。”
果然，还没等他们完全撤进小坑道里，外面炮又来了。据陶园林说，这次的排炮，“来得更猛烈，轰了有十几分钟，我们在洞子里被震得直摇晃……”
炮火再次延伸后，陶园林又出去观察，却不料他刚出洞几步，就大喊起来：“副班长，敌人上来了，左边还有几挺轻机枪！”
副班长蔡兴海听到陶园林的喊声，立刻带领几个战士从坑道里冲出，各自找到弹坑做掩体，进入战斗位置。这时，老兵况厚胜向敌人投了一枚手榴弹，用手榴弹的爆炸声通知左侧石崖下的班长：敌人上来了。
激战开始了。
陶园林“看见美国兵抱着卡宾枪，半猫腰看着我，连他们的胡子我都看清了，我一扣扳机，冲锋枪哒哒响了……可只打出一梭子，后来卡壳了，我估计可能是阵地上灰尘太大，枪机里进了沙土的缘故。没办法，我扔了冲锋枪，朝敌人扔开了手榴弹……”
敌人进攻人数很多，“一排一排的，一大片，也搞不清多少。山坡土很松，敌人走不快，我们一打，敌人就叫着后退，马上又被后边督战的给赶上来，后边有摆小旗督战的……”
新战士安文成朝敌人投了几个手榴弹，兴奋地叫喊起来：“我打倒了几个，我打倒了几个！”副班长蔡兴海说，“他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就好比第一次打猎打着了几只兔子一样。我骂了他一句：你叫个屁！敌人还多呢，快打吧！他一高兴却忘了危险，从弹坑里站起来朝敌人扔手榴弹，一下子被一梭子卡宾枪子弹打中了右膀，搞得他很后悔，因为他右膀负了伤，只能用左臂扔手榴弹，可左臂扔得不远，还投不准，幸亏敌人离得近，人又多，才使他用左手投出的手榴弹没怎么浪费……”
蔡兴海自己也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中，他扔向敌人的第一颗手榴弹，“由于用力过猛，加上居高临下，扔到一群敌人的屁股后面爆炸了”，这一来，反而赶着敌人往上跑。蔡兴海“马上又改投了一颗大手榴弹，正好在敌群中爆炸，敌人一下倒了好几个，有的是被炸死炸伤，有的是慌着爬上找弹坑隐蔽”。
况厚胜看到敌人离他只有十几步远了，而且“挤成一个蛋”，就拉响一根爆破筒朝人群里扔过去，“那家伙威力更大，声音也响，炸得敌人横七竖八倒下一片。”
激战中，大伙儿情不自禁地叫喊着。有的喊：“又炸死两个！又炸死两个！”有的喊：“快打呀，立功的时候到了。”有的喊：“我让你上，我让你上，上来就别活着回去！”有的扔一颗手榴弹骂一句：“他娘的！”又扔一颗又骂一句：“狗日的！”作战中的这种叫喊呼应，被战友们相互听到后，起到一种相互提气、壮胆的作用，因而“越杀越性起”。敌人每一次进攻，都在四班阵地前丢下十几具尸体；可是不久，在又一次炮轰过后，敌人又一次重复进攻……一直激战到中午，战斗才暂停。
停下来以后，时间过得更慢，更让人难熬。正午的太阳暖烘烘地照着洞口，洞里人多，气温高，一个个满身出汗，口干舌燥。伤员更是痛苦。蔡兴海记得，腹部负伤的韩道存躺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喊叫着：“你们赶快想办法，给我找点水，我口干得受不了了，受不了了……”那时，大家谁也没办法，蔡兴海觉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幸好蔡兴海想起挂包里还有半盒牙膏精，便去身后摸挂包，这才发现“挂包被子弹穿了两个洞，相距只有一寸”。而老兵况厚胜更悬，他正把冲锋枪夹在腿里，向敌人投弹时，“一块炮弹片飞来正好打在冲锋枪子弹夹上，把子弹夹硬给切断了，要不是他把冲锋枪正好夹在腿里，那他肚子肯定给开了膛了。”
蔡兴海把挂包里找出的“碗底大的半盒牙膏精”，给伤员和其他战友每人含一点在嘴里，麻酥酥的，像薄荷一样清凉，使口中干燥稍有缓解。
下午三四点，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四班依托着小坑道，继续战斗着。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在连队其他阵地上，同样遇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
据指导员刘怀珍回忆，当时连里“只剩下两个班的预备队了”，偏偏这时联络中断，八连与营、团指挥所都失去了联络。敌人快冲上三号阵地了，刘怀珍和连长“让三排九班上去”，九班上去后，正和敌人打得来劲呢，“炮兵观察所观察错了，以为是敌人冲上来占领阵地了，一下发来两排榴弹炮，把我九班一个班给干掉了，只剩下三四个人。”刘怀珍和连长急得跳脚直骂娘，电话又联络不上，步谈机也炸坏了，刘怀珍便让三个实习排副徒步跑回去，报告情况。为什么让三个人去呢？刘怀珍说，“很简单，防备有人炸死呀，去三个人，炸死两个，剩一个也要把情况通知到。”
三个实习排副完成了这个任务，炮兵观察所才知道观察错了，不向三号阵地打炮了。于是，刘怀珍又把连里最后两个班派上去坚守。那时候，八连兵力已折损大半了。
而在最前边九号阵地的四班究竟怎么样了，刘怀珍心里直打鼓。会不会全班都战死了？他让担架班派人上去查问，回来说，没有找到。又让二排长去查，才发现下边九号阵地上还在打，“听见手榴弹在石崖下边炸响，才知道四班阵地上还有人。”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三号阵地上只战剩六个人了。一机班副班长王永清右臂负伤，就用左手投爆破筒。班长伤亡了，战士们自动代理。一个班打残了，剩余的人自行编组。
战到下午四时，守卫附近一号阵地的友邻部队伤亡很大，阵地将要失守。剩下的一个班长跑到三号阵地，请求八连派人支援。副连长冯保芝当机立断，派朱有光、王万成和李士芳三人去支援友邻部队。在向一号阵地运动中，李士芳负了重伤倒下，只剩朱有光和王万成二人，他俩把李士芳抬到一处石崖下躲避炮火，然后二人向一号阵地冲去。
当他们进至距一号阵地几公尺时，看见阵地上已涌上来成群的敌人，手榴弹也一颗接一颗落在他二人身边。他俩拾起落在近旁的未爆炸的手榴弹扔回敌群，来不及拾的就用脚踢开，并用冲锋枪扫射敌人，将敌人压下山头。但是，下面成百的敌人又蜂拥而至。到了这种时刻，不用任何人提醒，朱有光和王万成也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先是朱有光抄起一根爆破筒，拉了导火索冲向敌群；继而王万成也一样抱着爆破筒紧随其后，随着两声冲天巨响，这两位年轻的四川籍士兵从此不复存在，而与他俩同时命归黄泉的，“至少有两位数以上的敌人。”
据说，后来拍的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主人公王成，其生活原型就是王万成和朱有光。
就在朱有光、王万成与敌人同归于尽之际，九号阵地上，四班的战士们正在度过“极其紧张的时刻”。那时候，敌人的炮击使阵地“烟雾腾腾，风沙滚滚”，两个连的敌人冲上来，把四班压缩到小坑道里。坑道口左前方的石崖也被敌人占领了，几挺机枪从那里封锁着四班藏身的坑道口，更让他们紧张的是，“发现十号阵地上也有人向我们这边投手榴弹——是不是十号阵地也被敌人占领了？”
大家被困在洞里，面面相觑，紧张不安。陶园林说，“那时候敌人的炮弹一颗接一颗在我们坑道口爆炸，敌人也迂回到我们后边了，我们出也出不去，也无法观察，通信联络也没办法保持，大家心里真发毛了……”
那位老兵况厚胜守在坑道口，对大家说：“你们别紧张、别怕，我守在这儿，谁也别想进来……我岁数比你们大，敌人要来炸洞子，我就跟狗日的们同归于尽！”况厚胜正说着，就见“突然从右侧十号阵地上投下一根爆破筒，落在我们坑道口，冒着青烟，即将爆炸，况厚胜一个箭步冲出去，拾起爆破筒向敌人群中捅出去，直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他自己也被爆炸的气浪推倒”。
熬到天黑了，枪声稀少了。他们派人出了坑道观察。“山坡下满是敌人的尸体，根本来不及拖回去……我们就从敌人尸体边捡了些卡宾枪和机关枪扛回来。”这时候，陶园林听见三号阵地上有人喊：“下边是什么人？”
“是四班的。”陶园林回答。
“你们还有人啦？”又问。
“有人。”
“还有几个？”
“都能喘气。”
这一天激战下来，四班九个人只有三个人负伤，是八连唯一没有死人的战斗班。其余的班“有的打光了，有的剩一两个”。
天黑以后，七连来接替八连。指导员刘怀珍“把剩下的二三十号人集中起来，到营救护所集结”。所幸的是，连、排干部基本都完整存活下来，只有一排副闫冀兵牺牲了。副连长冯保芝亲眼看见“闫冀兵在三号阵地右边解大便，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他屁股上，炸飞了”。
让刘怀珍不满的是，“第二天，七连正打得紧的时候，营里来了个副教导员，问我能不能给七连送一次炮弹。我说，不送炮弹，我们连编成一个排，还可以再上去打；要去运炮弹，再伤亡一回，我们就没法打了。营里说没人送炮弹也不行呀！结果我让四排二十多人送炮弹，送上阵地七连就没让下来，结果后来只回来两个，一个副班长跟一个兵。妈的，七连不该这么干，又给我报销一个排！而且，还搭上一个炮排长，他在送最后一次弹药时没下来，问谁谁也说不清，有的说看到了，有的说没看到。查文书的死亡登记表也没有。后来我让担架班去找，到底给找到抬回来了，我一看，一条腿炸没了，人已经死了……”
也是在这次运输中，陶园林告别了他的叔伯哥哥。他的叔伯哥哥叫陶园旺，和陶园林同在一个连队，但陶园林在四班，陶园旺在七班。两人在阵地的激战中都活了下来，但都在运输弹药时丢掉了好运气。那时候，哥两个一同背着弹药箱向阵地爬，陶国林突然听到陶国旺一声惨叫，“我赶过去，看见一块炮弹片把他的腿肚子削掉了，血呼呼直蹿，我死命用布条扎他的大腿，但止不住血……我把他背到野战医院的帐蓬里，看见他脸惨白，死人一样，但他脑子还清醒……”分手时，陶国林说：“哥哥你好好休息，人家腿断了还能治好，你的腿又没断，只是流血多……”陶园旺点点头，嘱咐弟弟：“你到前边要小心、要灵活，要注意防炮……”
说完告别的话，陶园林就离开了哥哥。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哥哥。
三幸存者
据上甘岭战斗的幸存者说，那场战斗有个特点，双方炮火都很凶，因此，阵地上很少见到完整的尸体。死伤者为炮弹轰炸所致的占八成。“炸了胳膊的，炸了腿的，基本上都得截肢。因此，伤员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
同样，敌方被我炮火杀伤的也很厉害。譬如，九十一团六连防守阵地的那一天，侦察员发现了拂晓前敌人进攻出发前的集结地——一片小松林里集结着一个营的几百名士兵。侦察员将这个情况报告了九十一团前指的参谋长赵金来，赵金来立即电话告知团基本指挥所，团长李长生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通知配属的炮兵团长，建议“用喀秋莎‘喀’他一下，结果，给‘喀’中了！”据赵金来说，当时，他命令前边部队隐蔽五分钟，然后“我方火箭炮团一个齐放，把敌人一个营基本给炸没了，搞得那天敌人一上午没进攻成。”
而团里的迫击炮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发挥的作用更大。团长李长生让集中十几门迫击炮，隐蔽在阵地后边，“专打阵地前一百米的地方，敌人一进攻就打，经过层层炮轰，敌人伤亡就增加很多。”
二营营长杨水保就负责指挥这十几门迫击炮，随时根据阵地上的敌情，让迫击炮发言。
杨水保并没有把迫击炮的炸点限制在我方士兵一百米以外，他说，“那些炮兵都是老兵，打得很准，离我们步兵三十公尺照打，还能保证炸敌人不炸自己人。”在十一月五日那天的激战中，五连一个战士坚守阵地，打到剩他一个人，杨水保说，“这时，炮连长观察到敌人上来了，离我们五连那个战士不到二十米了，炮连长问我打不打？我说打，十几门炮一齐轰，把敌人打下去了。后来才知道，五连那个孤胆英雄就是胡修道。”
从杨水保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当时的五连新战士胡修道能在阵地上只剩下独自一人时，坚守阵地不退，大量杀伤敌人，最终保证阵地没有被敌人占领，显然，团里的迫击炮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步兵的英勇机智加上大炮的准确及时，使我们最后守住了阵地。”三十一师的作战科长枫亭这样认为。
事实的确如此。
五九七点九高地主峰上，最前方是九号阵地，九号阵地的右后侧是十号阵地，左后侧是三号阵地。到五连战士胡修道和他的战友们十一月五日在这几个阵地上与敌拼杀之前，已先有八连、七连、九连、六连在这里鏖战过，每个连队都折损一百多人，然而，到五连上来的时候，战斗非但远远没有要停止的样子，恰恰相反，“那天，敌人的攻势最为猛烈。”
胡修道和另一名新战士滕士生由班长李锋带领着守在三号阵地。“说是阵地，其实工事早被炮火摧毁了，山头打得光溜溜的，全是松土，只有块大青石头，上半截打的粉碎，剩下的石头根还有两尺长，半人多高，对付着能藏住三个人。”
敌人的排炮呼隆隆打来，胡修道急忙往大石头后边一缩，“只觉得整个山头乱摇乱晃，遍地像火烧一样，冒起黑烟，呛得人嗓子发辣。”
炮击稍缓的时候，胡修道揉揉眼，又从石头后探出头察看敌情，这时，他发现敌人爬上来了，也看不清有多少，“心里觉得有些害怕，就担心一件事：手里的爆破筒扔出去不知会不会响？”后来，听到班长李锋一声喊：“打！”胡修道便“脸趴地上，一个劲猛打，一根爆破筒，一个手雷，又一个手榴弹，摸到什么打什么，也不知打到哪里去了。”这时，旁边班长大声喊他，他也听不清，一回手摸到一根爆破筒又要摔，却被班长抓住了手腕子。
“干啥？”胡修道疑惑地问，“不打了？”
“敌人早打下去了，你还乱扔什么？”
胡修道探起身朝下一看，“可不是，山半坡摆着一大片死尸，这会儿，这才不那么紧张了，原来打仗也挺容易的……”
敌人第二次攻上来时，胡修道可看得清清楚楚：有两个排人，都戴着钢盔，背着枪，腰里挂着手榴弹……山坡太陡，土又打松了，敌人一走一滑，索性四只脚往上爬。这一回胡修道可没有低着头乱打，浪费弹药，他胆子壮大了，直到敌人离近了，才由滕土生供应弹药，他和班长李锋二人“一个打前，一个打后，只打得敌人有的往下滚，有的吓得抱着脑袋四下乱窜”。而这时候，二营营长杨水保指挥的迫击炮群开炮了，胡修道看见“炮弹像雨点一样，拦住敌人一个劲地砸，砸得钢盔满天飞”。
看到这情景，胡修道兴奋了，他从藏身的石头后竟探出身子来，望着一顶顶在爆炸的气浪中飞舞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在一瞬间，似乎置身于危险之外，竟失声喊叫起来：“嘿，真好看啦！”
然而，死亡的危险正与这“真好看”的情景同在。突然间，胡修道看见“大石头旁忽闪一亮，敌人的曲射炮打来颗燃烧弹，风一刮，烟火满地滚，接着，炮又打上来，一排一排的，落到山头虚土里，也不大响，光听见噗噗噗，尘土爆成了大烟……”
